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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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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78。
C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
,不仅直接造成1959年至1961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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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庐山会议的教训
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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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今年年初,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谈到“主要是防止‘左’的问题”。他说:“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是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这段话,如实地总结了党的历史。
1987年他多次说过类似的话: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
;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
;从1957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
①鉴于历史教训,为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同时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有必要深入清理持续二十多年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不从思想上理论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被那些拿着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
、“政治家”唬住,我们就还有可能重犯“左”的错误,再走“政治思想挂帅”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回头路。
“左”的错误之所以根深蒂固,这同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以下简称错误思想)有直接联系。在起草《关于
①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第23、27、3、41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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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期间,邓小平多次谈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谈到“文化大革命”十年是全局性的错误,其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
《历史决议》对此已经作了总结。在批判“两个凡是”时,邓小平还说过:“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帜,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事实证明,近两年来,确实出现了这种翻腾。不是有人在说“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必要,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走资派”吗?不是将引进外资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吗?不是在问“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吗?不是将改革开放影射为“实用主义”(“四人帮”批邓用的词汇是“经验主义”
,“把经济搞上去是一项指示为纲”)
,说“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吗?还有一种最露骨的说法:现在要重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在全国搞大鸣大放,搞大运动。所有这些说法,实质上并无新的创造,都来源于毛泽东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有的连用语都是一样的。总之,对于这些从“左”的方面对党的基本路线的干扰,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时刻不要忘记“左”是根深蒂固和主要危险的论断。
为了加深对“左”的历史危害性的认识和理解,我们有必要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探讨。
关于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我将自己的初步探讨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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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算是学习邓小平最近讲话的笔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顾名思义,同现在人们常用的晚期思想含义不同,因后者还包括晚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众所周知,有特定科学含义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前进的正确理论体系;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则是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而是脱离毛泽东思想正确轨道的“左”的错误思想。邓小平1980年曾作过这样的区别:“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
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
①邓小平还说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②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形成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
①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
,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4页。
②同上,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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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这两种态度都是没有把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而这种区别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
①
以前,人们常说,中国自1949年以后进入了“毛泽东时代”。
这种说法虽然带有浓重的个人崇拜色彩,却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因为在几十年内,中国接受了毛泽东思想为意识形态最高指导权威,这是历史诸因素所决定的。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从1957年开始,直到1976年,毛泽东以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左右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二十余年,不仅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国防等一切重要方面,而且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直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历史表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与挫折,都是同毛泽东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
①见《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6—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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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历史性的改革,就其实质而言,主要就是改革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所定型化的、实践证明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政治经济模式,从而结束中国社会长达二十年停滞、徘徊和混乱的局面,拨乱反正,重新走向振兴。为了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理论工作方面不能不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进行清理和剖析。三中全会冲破了旧的思想藩篱,人们才逐渐认识清楚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如何导致实践方面的错误。这在《历史决议》中有概括的原则说明。回顾这十年中间,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过程中,在回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和基本原则等等方面,理论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也有一些旧的思想框框和旧的思维定式,仍然阻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进程。唯其如此,深入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及其给予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对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再认识,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还曾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相当的影响。
“文革”期间,“毛泽东思想”被宣称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其中特别着重宣扬的又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思想。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和团体,不仅接受其理论而且付诸实践,“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作法就曾经在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一度掀起过波澜,像法国的“红色五月风暴”
、“红色高棉”
、拉丁美洲的“光明之路”
等等。
这就表明,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问题已经超越国界,对它的研究还具有一定的国际意义。
近十来年,许多国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都把视线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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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方面,解释庞杂,众说纷纭,派系林立。
其中不乏严肃中肯的深刻分析和某一方面的独到见解,但亦有不少简单肤浅的主观臆测,甚至还有别具用心的曲说。
面对此种情况,中国自己的研究者责无旁贷,自然更应该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一系列问题,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的说明,总结出必要的经验教训。这对于国际社会主义和人类进步事业,都将是有益的贡献。
一。简单的回顾
195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界标。近几年,邓小平多次说过,中国共产党从1957年起,犯了20年“左”的错误,尤其“文革”
,是极“左”的错误。现在我们研究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就以1957年为起点。在1957年以前,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在有关思想文化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上,后来的一些“左”的做法和提法已初露端倪,只是还没有形成系统的错误。在这以后的20年中,他一个接一个(当然中间有间歇有起伏)提出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张和设想,以此指导实践,实践反过来又充实思想。在这样一个循环过程中,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逐渐发展为比较系统的形态。
1949年10月,一个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三年时间,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
1952年,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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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如下完整的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就是说,中国在生产力还很落后和商品经济远不发达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要同步进行同步完成,从而,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这就表明,在一个满目疮痍的落后贫穷国家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秩序,并没有使雄才大略的毛泽东稍感满足。新中国还是一个婴儿,一个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农业国家,他就提出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根据国内外有利的形势,特别是共产党执掌国家权力的这种条件,毛希望尽快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尽管缺乏经验,最初对过渡时期的设计还是较为稳重的,当时曾设想用10年到15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工业化的任务。但是,土地改革在全国完成后,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使得他愈来愈相信改变生产关系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进而认为农民中有一股巨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这种积极性就可以很快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对社会经济发展还有较大积极作用的必不可少的私有经济成分,很快便持否定态度。于是,他开始强调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斗争,党的中心工作是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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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
①
这同以前的设想根本不同了。
14年前,1939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到:“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
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8年之前,1945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还是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
,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6年之前,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也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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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
,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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