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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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从不轻敌，何等谦虚谨慎，因而终于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如在军事上，他从不轻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

　　　　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过于强大，还有斯大林的干预，等等这些决不容忽视的巨大的客观制约有关。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打出了威风，斯大林盖子揭开，三大改造基本完成，经济建设顺利进行，似乎客观失去任何制约，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尤其党与个人威信空前高涨，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太阳升”。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客观的迷信与主观的自信结合在一起，确实有了骄傲的本钱，使得毛泽东不再谦虚谨慎了，日渐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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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而随心所欲了。

　　　　从历史上考察，前面已经谈到，毛泽东早在战争年代就很注意党的民主生活，形成了人民军队政治、军事和经济三大民主传统。从《新民主主义论》到《论联合政府》，都宣称为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可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特别是１９５７年反右之后，民主生活就不正常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说民主只不过是手段而并不是目的。尤其在反右运动中，普遍推行了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定阶级成分的方法。

　　　　从此，阶级不是如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的那样，指的是一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是一种主观的概念，可以随掌权者的好恶而改变（这方面也有法家传统思想的影响）。

　　　　邓小平认为，１９５７年大体是毛泽东进入其晚年错误思想的界标。

　　　　１９５７年起，从理论到实践，毛开始同民主思想告别，同时也为轰轰烈烈的“三面红旗”运动准备好了舞台。这时知识分子不是箝口结舌，便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了。对“大跃进”

　　　　、“吃饭不要钱”

　　　　，不是没有人议论，但只能窃窃私议，有些议论的人早被打成右派分子。右派分子就是敌人，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一块新的重要的里程碑，从此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进一步升级，引入党内，直到中央内部。这也就是党内存在“走资派”

　　　　、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的伏笔。通向“文化大革命”的大门打开了。

　　　　任何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总是长处和短处并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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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９５３

　　　　在关键时刻，何者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一个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夺取战争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时，毛泽东驾驭矛盾，指挥若定，是何等游刃有余；可是领导现代经济活动却相形见绌，这些陌生规律过于复杂，非其所长。如果他有足够的民主作风，党内和国内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他自己不怕认输，不怕下“罪己诏”

　　　　，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的气概，应当说，在“大跃进”失败之后是不难纠正失误的。

　　　　不幸的是，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蚀了他的智慧，谦虚谨慎变为刚愎自用，不但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反而继续想用老思想老办法老经验来解决新问题。抓政治挂帅，抓阶级斗争，这是他本人也是全党的轻车熟路，大家都在行得很，定个百分比，谁都有辫子可抓，根本不要学，不要读书，也不要调查，而且“一抓就灵”。直到“文革”时期，关于经济生活，他仍只能提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样的方针，走不出“政治挂帅”

　　　　、“阶级斗争为纲”制造的迷宫。

　　　　马克思说过，历史人物性格的“偶然性”

　　　　，对历史的发展常起某种作用。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本文只是简要地探讨了一下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并且侧重在同政治实践有关的思想，而没有涉及他的性格和气质等问题。其实性格与气质同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是有关系的，有时甚至是大有关系的。毛泽东对中国文化造诣很深，诗词作品足以方驾古人。他喜欢屈原，喜欢三李（李白、李商隐、李贺）

　　　　，可说是一个有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和非凡天赋的人。

　　　　“安得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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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

　　　　，这些诗句读来真令人神往叹服。

　　　　应该说，伟大的革命家，不论马克思或者列宁，也都有着浪漫主义的气质。不然怎么能睥睨一世，在旧世界看见了新世界，并且为创建新世界而奋斗呢？浪漫主义气质同革命事业可以相容，有时会相得益彰的。一首“北国风光”的《沁园春》，曾经风靡重庆，在大后方多少高人雅士乃至官宦名流中引起震动。可是，在从事经济建设活动中，却容不得多少浪漫主义。

　　　　“高峡出平湖”是好诗，但当年如果把这诗句当作必须立即贯彻落实的建设计划，事情就麻烦了。

　　　　本文开头即提到毛泽东的“不容拂逆的个人意志”。

　　　　这就是说，凡自己认定了的目标，必不畏任何险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是古往今来，凡成大事业的伟大人物必备的品质，毛泽东则表现得更为特出。但不容拂逆变为一意孤行，那就成大问题了。

　　　　这种问题自随主人公的地位、权力和作用而造成不同的后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种种惊心动魄的事态，饿死了那么多人，大乱到那种程度，几十年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死于非命，难道他都无动于衷？这似乎只能从他自己所说的虎气与猴气中找到解释：“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千钧棒之下误伤难免，可是玉宇却混乱不堪了。

　　　　毛早年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有这样几句话：“吾惟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吾死之后，置吾之身于历史之中，使后人见之，皆知吾确然有以自完。”还有这样一句话：“吾人一生之活动服从自我之活动而已。”

　　　　“吾只对于吾主观客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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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１６３

　　　　现实者负责，非吾主观客观之现实者，吾概不负责焉。“这是不是可以作为理解毛泽东晚年悲剧的一把钥匙呢？

　　　　俗话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毛泽东晚年的一些心态也是值得研究的。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他喜欢读三赋：《恨赋》、《别赋》和《枯树赋》，从中是否可以讨到一些消息呢？

　　　　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问题的另一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过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

　　　　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一些年月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能纠正）。

　　　　可是到了１９５６年，特别是１９５７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

　　　　，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

　　　　，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

　　　　到了１９７５年、１９７６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张，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

　　　　《历史决议》不是对毛泽东研究的终结，而是研究的真正开始。在毛泽东研究中，过去研究得最少的是他晚年的活动和思想（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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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晚年的“左”的错误思想）。这是刚刚过去的历史。我们实事求是地回顾这段历史，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前人的错误给我们的教益并不亚于他们的成就给我们的教益。

　　　　从１９５７年开始，在近２０年的漫长岁月中，毛泽东以他在党内外的崇高威望，逐渐推行了一整套“左”的指导思想，在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无不留下深深的“左”的印记。毛泽东辞世已经１６年，可是“左”的影响，并未在我们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完全消失。

　　　　到１９８７年，邓小平同志还指出：“几十年‘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

　　　　①这种“左”的习惯势力至今还是我们改革开放事业的最大障碍。近年有些“理论家”

　　　　，还经常在报刊上、讲坛上散布这样一些“左”的论点：如改革开放引进来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一定要问姓“社”姓“资”

　　　　；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实用主义能为和平演变打开缺口；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我们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等等。这些都是囿于过去毛泽东的“左”的错误观点，将实践已经证明了的谬误，还当作真理。因此，今年年初，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不能不再一次发出“主要是防止‘左’”的警告，要求我们把根深蒂固的“左”的问题，提高到社会主义

　　　　①见《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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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３６３

　　　　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难道我们能够再等闲视之，掉以轻心吗？要真正纠“左”的习惯，就有必要认真清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因为“根深蒂固”的根子主要在这里。

　　　　这样才能端正思想路线，从历史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改革开放与拨乱反正的关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得来何等不易，以及为什么我们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

　　　　对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有了深刻理解，我们才不会重犯“左”的错误，才会对“左”的东西具有辨别力和免疫力。

　　　　在最后结束本文时，我想起了马克思的一段话：“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

　　　　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

　　　　①历史是最公正的。百年千年后的历史，必然会同我们现在一样，公正地景仰地看待毛泽东，像后人对待古圣先贤一样，从他身上，从他的言行中（不论正确与错误）

　　　　，吸收养料，推动历史前进。恩格斯曾经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就有助于避免重蹈覆辙，可以使我们党和国家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当前世界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命运正经历着最严重的考验，同时也碰上一个百年难逢的良好机遇。

　　　　我们肩负着继往开来的历史责任，我们应该抓紧时机，首

　　　　①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版，第３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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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３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初探

　　　　先把经济搞上去，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继续往前发展。毛泽东终其一生，究古今之变，通中外之学，探治乱之源，求大同之境；他曾经唤醒民族，同内外敌人浴血奋斗，终于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使神州大地走上社会主义大道。

　　　　他的许多思想遗教，他常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仍将启迪后世；他晚年来源于“左”的教条和主观盲动的错误，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无法为之掩饰，正好引为鉴戒。毛泽东的成功与失败，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都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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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A

　　　　新民学会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当时也没有少年中国学会那样大的规模和影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立要晚一点）

　　　　，但也是有全国性影响的一个青年团体，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推动，特别是对于湖南革命运动的发展和建党，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我们来研究新民学会，进行学术讨论，就非常有价值，非常必要了。

　　　　１９４９年我南下到湖南，先在报社，后在省委宣传部工作。

　　　　由于工作的方便，曾有意识地注意毛泽东早期活动的材料，也就接触到了新民学会。在抗日战争以前，我是从斯诺的《西行漫记》中知道新民学会的。我们“一二。九”这一代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是强烈的。毛泽东、蔡和森那一代的情况呢？从我接触到的材料看，总的来讲也是差不太多的。但是我深深感到他们那一代人同“一二。九”这一代

　　　　这是在纪念新民学会成立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原载《毛泽东思想A论坛》１９８８年第１期，编入本书时，小有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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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附　录〕　向新民学会的先辈学习

　　　　相比，不管从做人的方面来讲，从追求一个指导思想方面来讲，还是从对国家的责任感来讲，我们是远不如他们那一代的。所以我尽力搜集了不少材料，在１９５２年写出《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一书。从内心感到他们那一代人比我们厉害得多。这种情况当然主要是历史条件造成的。当年湖南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之下，毛泽东他们在第一师范的时候，先是汤芗铭、后是张敬尧的统治，非常之黑暗，袁世凯称帝，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等等，整个国家情况非常危急。我写那本书的时候，长沙还没有找到《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湘江评论》也只发现第一期。后来修订出版时，他们那一代的情况，从《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就看得更清楚了。

　　　　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是１９１８年４月，而酝酿的时间则更早。毛泽东在１９１５年写“二十八画生启事”

　　　　，征求朋友，他多年来就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努力实践理想，新民学会最初的宗旨是从讲求做人开始的。在那个社会，立志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一件大事，然后才谈得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怎样来“改造中国与世界”呢？

　　　　新民学会内部就有些分歧。从做人这一点来讲，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