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迷惘-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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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起来。“我们是两个指挥官，就像一只手上的两个手指，坐同一辆坦克开进起义的哈瓦那。”然后，他注意到我对他房子设置的不成比例的严格保安措施感到惊讶，说：“他像斯大林，那只绿乌龟、老山羊。自从我到美国来以后，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个从早到晚的念头，就是派拉蒙·麦卡德，通过谋杀我来摆脱世界上一个给他带来最大麻烦和伤害的人。”接着，带着另一副茫然的微笑、做作的疲倦，但瞬间的胜利、喜悦，以及眼中温和的狂野，他说：“除非相反；除非是他，菲德尔·卡斯特罗已经死了。你知道有传言说，他已秘密死亡，并分葬于西恩富戈斯和西拉俄斯坎姆布拉山间三个不同的墓地。而我，马托斯，将是幸存者……”

长期以来，我听说的不仅是迈阿密风云，而且是迈阿密疯狂……突然，我接触到了一种不同风格的疯狂，一种不同风格的非理性。那也是迈阿密。

第56节：两个（至少）右派

两个（至少）右派

倒叙。

这一幕发生在匹兹堡，3个月前，秋末阳光灿烂的一天。

克里斯托弗·希钦斯是真正说服我来这里的人之一。

在纽约的一次有关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中，我们立场不同（他像克里斯托尔和珀尔一样，热忱地支持这场战争），用他喃喃说出重要事情的非常英国的方式，他只是顺便说道，“基辛格在匹兹堡演讲；一小时后，在不到几个街区远的地方，在我的电影《基辛格的审判》放映后，我做另外一场演讲，你应该来。你会觉得不虚此行。”

我刚抵达就驱车前往吉卜赛酒吧，一个位于文化区的时尚酒吧，极度天真的知识分子和一群阴谋论的追随者（沃霍尔博物馆馆长、赞助希钦斯的擂台演说的另一份报纸的总编、独立纪录片制片人、一位教授）正最后敲定一个成为游击战行动的细节。

从这里我去了亨氏礼堂，在那里，在一个布置着勃艮第天鹅绒沙发的、让我想到莫泊桑小说中的妓院而不是一个演讲大厅的房间前，前国务卿在尼克松和福特的画像下，用他低沉而洪亮的嗓音，发表着长篇大论，一篇自我满足的老生常谈（“中国和印度的沙尘”……“找出大问题并使之变成小问题”的必要性……对战争说“是”，但只是须臾、半心半意的“是”，要记住“永久和平”的观点是由“伊曼努尔·康德提出的”）。

希钦斯突然到场；他显然改变战术，用另一张记者通行证，得以在不事先通告的情况下就大模大样地走到后台。变成煽动者的阴谋家到了，他高声谩骂身边的观众（“讨厌包！你们都是来听讨厌包的讨厌家伙！”），直到保安把拽他出去，他们注意到我和他在一起，也把我一同撵了出去，并当着他们的面抹掉了相机中我录的部分演讲。

我们因而走入黑夜，在一小伙被这突发事件和希钦斯给他们沉睡的城市注入的兴奋而激动不已的记者陪同下，义不容辞地在佩恩大街上的每家酒吧前停步：该死的讨厌包！一个讨厌包王国为了一瓶酒！在我们回哈里斯剧院的路上，他的电影想必已在那里放完了，一场讨论可以开始的信号。

这部电影是基辛格的噩梦，希钦斯高兴地说。不论那混蛋走到哪里，我的电影都不离他前后。无论他说什么，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有人在那里问他在智利、印度尼西亚、帝汶所犯的战争罪。你是否意识到，因为我的这部电影，他不能自由地旅行？你知道在巴黎一位地方官过来找他，甚至到他下榻的丽兹饭店？狗娘养的……把那讨厌包留给我们……你将看到……

我们到了剧院。

这是那些独立艺术电影院之一，旧式的且富于战斗精神，这样的电影院在美国一些寻常小镇还存在。《大幻影》和《公民凯恩》的黑白海报。匹兹堡电影人在这里举办的研讨会、嘉年华及回顾展的广告。

售票亭前，贴着“克里或布什，谁都行，只要我们从伊拉克脱身”——当然，这与希钦斯的立场正好相反。观众和剧院相配，由留着花白的马尾辫的老左派组成，胳膊上文着政治图腾，穿耳洞。乍看起来，我觉得他们处境尴尬，立刻来这里给一部偶像电影捧场（这个基辛格审判，这个极左派对尼克松国务卿的控诉，显然是他们关注的全部），他们对电影导演的转变不能理解。他怎能，在没有放弃他对基辛格的评论的情况下，在伊拉克问题上认同布什、拉姆斯菲尔德、切尼、赖斯及其他人，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是同样美国老右派的新化身。

我注视着台上站在讲台后的希钦斯。

我注意到他突然精力充沛，全然不是喝醉了，接受提问，斗志昂扬，开对手的玩笑，据理力争，讽刺挖苦。他解释道，是的，他反对萨达姆，就像反对皮诺切特一样，这是正在继续的同样的战斗，同样的反极权主义；民主革命（正如克里孟梭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只能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伊斯兰圣战只是另一种法西斯主义。真遗憾，你们不明白；你们是一个讨厌包大党的左翼……”

现场有些感召力。

总是需要勇气，去冒让你自己的支持者失望或疏远他们的风险；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需要勇气同时坚定地站在两条战线上——站在这200名左派的面前，希钦斯曾是他们的英雄，他们所求就是继续把他当做英雄，告诉他们：“我既是也不是你们中的一员。这里有制作这部电影的希钦斯一号，10年后，他也不会对它改动只言片语；这里还有希钦斯二号，没有你们，他继续为支持伊拉克战争奋斗。”

虽然，那不是要点。问题的关键是：我看他同时活跃在两条战线，在任何一条战线都没有放松警惕。我看他，不像克里斯托尔，没有由于伊拉克战争而在越战问题上让步，因而必然冒着失去两者的风险。我听他试图以两点起诉基辛格，他一方面谴责他1960年代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像许多现实主义政治家一样，在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斗争中太优柔寡断。我告诉自己，在这里，在远观是美国保守主义政党内的两股力量间，有一场辩论，甚至一道鸿沟，我们在欧洲对此仅有最为模糊的概念。

当然，你需要深入挖掘。

你需要深化对美国右翼的心脏地带出现的温和与激进、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冲突的理解。

你得追溯历史去寻找隐藏在争论背后的关键，像基辛格发动旨在加强独裁政权的战争，以及像希钦斯那样的人，把战争看作是在世界上传播民主的媒介。

眼下，这是政治空间重组的新迹象，我觉得，这已经有些时日了，引发真正的分裂出现，不是在两大政党之间，而是在两个历史大党的内部的一些尚未命名的派别之间。

第57节：作为一个黑洞的民主党

作为一个黑洞的民主党

在反对党方面，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在美国的政治左派中——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并非声称我在有限时间里目睹了一切。但我的确拜访了前克林顿、戈尔和克里团队中的一些人。在劳联－产联总部，我参加了一次由三个组织召开的旨在汲取选举失败教训、为未来选战做准备的“联席会议”。我见到了工会会员和知识分子，当选官员和战略家，老的和少的。三天中我在找寻新民主党人，人们告诉我，我在华盛顿会找到这个据说正在发展的新物种应有尽有的各种样本。

结果恐怕远非如我所愿，考虑到右派发动的有关意识形态辩论的质量、强度和力度，这一结果甚至达不到任何人的合理期盼。

在调查的最后，我发现：

首先，60岁的“年轻”民主党人，他们的论据可以追溯到如果不是肯尼迪年代，至少也是使比尔·克林顿当选的中间派浪潮。艾尔·弗罗姆（民主党领袖委员会成员）和威尔·马歇尔（进步政策研究所成员）花了两小时，向我推销“第三条道路”的优点，我深信20年前，他们使用的是同样的词汇。

其次，非常独特的进步主义者，他们只在意说服来访者——因此，我设想，选民——后者不应该从任何人尤其是他们的对手那里，接受任何有关爱国主义、宗教或道德方面的训导。“美国的腹地就是我们。”这基本上就是前白宫办公厅主任、现美国进步中心主任约翰·波德斯塔对我说的内容。《圣经》、宗教信仰、家庭价值观的十字军——所有这些也都是我们的。绝不允许别人垄断它们。当提到莱温斯基案，在我看来，它对美国向右转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我告诉他“继续向前”网站的创办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和其对手一样，并几乎对前总统进行谴责的时候，我看到了这位重要顾问不同寻常的一幕，他像个孩子般地红了脸，像老处女姑妈般神经质地笑着，回答说，也许克林顿犯了一个“大错”。

第三，像迈克尔·摩尔那样更为激进的左翼人士，他们至少明白民主党人打破目前陷入的糟糕局面的唯一途径，是采取主动，建构一个与共和党人完全不同的世界观，不再继续可怜巴巴地表明他们也是好人，蓝州的堕胎率和离婚率最低。但这里的问题是这个带有狂想——或者更糟，民粹主义——色彩的激进主义过于抽象。当涉及伊拉克，以及——超越伊拉克——美国的世界地位，问题则是这种特定的和平主义有着孤立主义的味道，很难有别于如帕特·布坎南那样的孤立主义者。

第四，那些想必在为他们的理念而抗争的人；那些解释说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即重振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要旨的积极分子；那些思想库的领导者，像真的或假的进步主义者，像那些怀念道德秩序或主张回避这一问题的人，把自己作为思想家呈现在人们面前，并使你确信他们的目标是在主义的战场上，消灭右派，特别是新保守主义者。但当你把他们进逼一步，当你问他们的时间表是什么，并且在这个时间表里，他们的战术和战略上的优先考虑是什么？他们的共同点只是谈……钱！

我在大选期间已经观察到了这一现象。我注意到例行的新闻通报，像许多捷报一样，日复一日地告诉我们党的财务状况。在这里，我看到了钱如何是杰出的符号和表征，但是在法国钱是万不可以讨论的东西。

但如今，大选已经结束，是重建的时候了。所以，让我以劳联－产联的联席会议为例。我将选择三小时的辩论，所有与会者，包括我自己，彼此互相询问在布什获得连任期间使“选票”增加的深刻原因。

事实是三分之二也许四分之三的演讲不是谈论“政党路线”，甚至与“沟通”或“主张”无关，而是谈论市场营销、募捐，共和党或民主党出钱举办的典礼的相对绩效，互联网的作用。事实是这些本应为明日的民众政府奠基的才华横溢的先锋，眼下只有一个念头，一种困扰，并且，从根本上讲，一个口号：如何在4年内，与共和党人在募款战场上作战……

我并不太反对钱。部分地我不反感美国人对待这个问题的洒脱和随便的方式。

但那天我想听其他的。我盼望听到有关为什么这些钱应当募得。我渴望听到一个声音，仅一个，考虑到眼前的辩论和力量均衡，去清晰地阐明或许可以用来构建政治议程的三四个问题。面对创世论的进攻，为启蒙主义的辩护，一场托克维尔式的革命，当然不是颂扬无神论，而是颂扬世俗主义并主张政教分离。一个为穷人中最贫困者的新新政。一场捍卫人权的不妥协斗争和对阿布格莱布及关塔那摩监狱的“例外”地位的抵制。

不。

钱，接下来的还是钱。钱，万物的指数和标准。假定、公理，据此，要赢得思想战的胜利，你必须首先赢得金钱战的胜利。

一些像我一样的旁观者，为新保守主义焕发出的活力而感到震惊，期待看到另一方起码出现同样的情形——感到在进程的结尾有个陷阱。长期以来，共和党是一个金钱政党。很长时间，民主党人一再说，“我们有理想，但你们有钱，这就是你们获胜的原因。”

今天，一个逆转——或者，不如说，一个历史的诡计——发生了，并且突然间两个阵营奋斗的战线相互易位：一个有金钱但也有理想的右翼，它在20年里更新了它的意识形态供给；一个左翼，由于想在金钱的雷区一比高下，正在失去它在理念土地上的根基，因而正在落败，句号。

第58节：伍迪·艾伦：作为一个音乐家的电影人的肖像

伍迪·艾伦：作为一个音乐家的电影人的肖像

别跟伍迪·艾伦说他是位电影人，他认为自己是音乐人。今晚，在位于麦迪逊街和第七十六街拐角处的卡莱尔饭店看他演出的上百名观众，想必也是这样想的，他像每周一所做的一样，在他的“新奥尔良葬礼和拉格泰姆爵士交响乐团”的陪同下，来这里演奏黑管。他是在世的美国最伟大的电影人之一，《安妮·霍尔》和《开罗的紫罗兰》的令人钦佩的导演。他就坐在一臂之遥的凳子上，没有任何特殊的布置，用晚餐的人群认为没有必要打断用餐来聆听他的演奏。这就是他，穿着灯芯绒裤子和浅蓝色衬衫；注意力集中；双眼半闭或完全闭着；意义明确的姿势；自信的呼吸；手指在黑管的洞孔上滑动；他嘴边的肌肉紧绷，但在吹奏时两颊并没有鼓起来，上唇令人吃惊的灵活，时而吸气并吞下簧的顶部，时而卷缩回来好像在传达与它保持距离的决定，不承认这捣蛋的乐器，突然间，用至高无上的权威，干练地切断了它的呼吸……

起初你对自己说，那不可能是他。你告诉自己，真正的伍迪·艾伦不可能以这种方式、在这家酒吧展现自己；这著名的小个男人，在体形上永远是输家的倒霉蛋，基顿、卓别林和哈罗德·劳埃德的继承人，笨手笨脚的典型，不论是迈步、进门、拿任何一件餐具，更不用说一件乐器，人们从未看见他不滑一跤或被地毯绊倒——他不可能是这位艺术大师，他的技术如此无瑕，表演如此完美，当他停止演奏，开始演唱的时候，如此一副完美、标准的嗓音。过了一会儿，你开始习惯这一切。渐渐地，你认出了他；当他把舞台让给他的钢琴师辛西娅·塞勒，或他的鼓手罗伯·加西亚，或埃迪·戴维斯，那位弹班卓琴伴奏、敞开的花格子衬衫领口露出水牛脖子的胖子；当他开始和着长号的节拍点头，或开始盯着鞋尖，好像一个受惩罚的孩子等人演完独奏时——你重新发现《傻瓜入狱记》中那位悲伤的怪物般面容、满是皱纹的假面具和不知所措的“傻瓜教授”的演员的一面。

然后，再一次，艺术大师占了上风。这位音乐家开始演奏一支格伦·米勒或班尼·古得曼的狂放曲子。现在，他不再是《曼哈顿神秘谋杀案》的导演，开始成为“蜜熊”塞德里克的门徒——一位你在20年前就找到，在《安妮·霍尔》荣获4项奥斯卡奖的那个夜晚，在迈克尔酒吧，在很像今晚的观众面前表演的那个人。在这里，他不再是在巴黎一步出酒店就引起一阵骚动的世界超级明星，而只是小小的艾伦·斯图尔特·康尼格斯伯格，他选择自己的笔名来表达对伍迪·赫尔曼的敬意，他给自己的小女儿起名为贝谢来表达对伟大的西德尼的敬意，他曾上百次说过，在他的眼里，世界上最令人渴望的两种宿命是当个篮球运动员（他很快就不得不放弃）和黑管演奏家（他在卡莱尔继续从事，牺牲了他的一些期望、时间和名望）。哦，荡漾在他面颊上强烈的愉悦，一副老的、透支的大男孩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