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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迷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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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3）
现在，我将简要地谈谈最后的迹象，因为在整个旅途中我太经常想起它：无所不在的灰色区域的扩张，导致社会和公民的无人地带，即极度贫困的领地。当然，我知道这个概念在美国与欧洲的含义不同。我知道在美国如果你的年收入低于1。93万美元，你就是穷人——这在一个像法国那样的国家却符合中下阶级的收入。我读过的统计数据显示，3700万美国“穷人”中有1/2或甚至2/3的人将不再继续那样的生活，起码眼下他们拥有汽车和房子。不过，其他人仍然如此。还有最后的1/3或1/2的人——我不知道他们处于统计数据中的哪个位置，但我个人可以证明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有个家或有一天找到工作是天方夜谭。这些饱受摧残的人群，人类碎片残余，这些社会已决意丢弃的人们，生活在波士顿、哈雷姆或华盛顿“未改造”地区的垃圾桶旁——这些人几乎被现实排斥在外。一离开拉斯维加斯、洛杉矶或旧金山的界线分明的地界，我就不断遇到他们，这些人看来已经一劳永逸地切断了把他们与美国生活方式及其习惯绑在一起的缆绳。尤其是从赖克斯岛到内华达女子监狱，那些可怕的美国监狱。我事后才意识到，让我不寒而栗的不是他们的拘禁制度（它起码不比欧洲大多数国家或我的国家所实行的制度更糟），更多的也许是他们现在正在接收的新犯人的种类（一大批违法轻犯，许多犯人被指控，但仍在等待审判；许多长期失业的年轻黑人或拉美裔，可怜的吸毒者或毒品犯，不同非法身份的移民，没有任何权利——我在想这个问题，我不能肯定他们在法国甚至是否会被关起来）。这是否意味着，正如美国极左派所声称，美国已经选择了用镇压来对付贫困？我们是否应该，像一个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的信徒，得出结论认为它已经选择建立一个刑罚国家，而不是社会福利国家，一个监狱国家模式，而不是福利国家模式，建立一个首先包括警察然后是监狱的控制网，而不是一个最低收入和保证医疗保险的系统？当然不是。我肯定自己不会极端地做此断言。但美国在世界关押比赛中仅次于俄国，这是一个事实。但是美国并没有那么多无法在改造后重返社会的重犯也是一个事实。美国监狱就以这种方式加入一个全球体系，它生产和藏匿赤贫人口，制造他们，然后判决他们销声匿迹，把他们排出社会之外。他们变成行尸走肉、与世隔绝——医生也许称他们为“异体”——一个社会在其铠甲和形象中发现的难以克服的缺陷。这是我的调查所发现的第三个但绝非最不重要的事实。
那么？
我仍然认为没有理由对这个国家绝望。
不论有多少无序、功能失调和漂移不定，至少在我看来，分离、文明冲突的内战的危险，在今天远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成为一个问题。
不管政治和社会的空间是多么被割裂，不论这种虚无主义的狭隘记忆的超级膨胀；不论构成国家无形大厦的伟大社会肌体的超级肥胖症——这越来越不是一种隐喻；不论少数族裔聚居区的严重苦难；不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这些不祥之兆将是国家认同及其代表这一认同的所有政治形式的衰败、分裂，以致最终内部分崩离析的先兆，我无法让自己相信欧洲所预见的美国模式的崩溃。
再一次，理由同样来自历史和我在旅途中所得出的一系列印象。
当你像拉科尼和其他人那样，开始思考美国“国家认同”这个问题时，首先引起注意的是美国从未真正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不是我们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所认知的那种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些对纯粹联邦主义怀旧的人，那些为一个他们认定业已被部落文化损害的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叹息的人，那些相信能够制造出一个世纪前被称为“百分之百美国人”的传统“熔炉”的人，正在为一个从未存在的模式哀悼。在一个仍被对君主制、专制和权力滥用的挥之不去的恐惧攫住的国家，这个模式简直不可思议。正像黑格尔所指出的，美国从来不是、也从未寻求成为那样一种“合众国”，其范式在于通过把“政府”（在欧洲，我们简单地称之为“国家”）和“国家”（总是领土的）分开来解构统一的概念。人们应该记住，这个国家的认同，它的根基，它的名字——“亚美利加”——或者说，它决定采用一个起初没有任何意义的名字（阿美里戈·韦斯普奇，佛罗伦萨探险家的名字，因一位德国绘图师而成为不朽！），然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轮廓大致成为从火地岛到白令海峡的大陆（你能想象法国人或德国人像新英格兰定居者们称自己为“美国人”那样，同样不经意地把自己命名为“欧洲人”？）——这种态度，这意义重大的最初的随意性，这对命名奇怪但显而易见的无所谓，而世界上每个国家都视命名为至关重要，这寒微的洗礼，带来一种不可避免的，但是与之俱来的可说是同质的脆弱现实。这还没算上同样是错误的一种历史观点，它没有考虑到在一个长的、非常长的历史时期中，美国化甚至比现在更有问题、更不稳定、更不确定和脆弱（在1882年那篇依然是对国家定义最准确概述的《国家是什么？》的索邦著名演讲中，难道厄·勒南没有指出，与讲“四种语言”但组成“一个国家”的瑞士不同，美国讲“同样的语言”，但像“西班牙美洲”，没有组成“单独一个国家”？）。它没有算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今天被我们称作“少数族裔”的人无法危及民主契约，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根本不被包括在内（在那几百年中，在南北战争后的几十年中——黑人是美国人但不能投票；在那个黑暗时代，犹太人逃离中欧种族聚居区，但当他们来到美国时发现另一种形式的反犹主义，尽管这与不久即将蔓延到他们母国的灭绝性暴行不可同日而语，但已恶毒到足以使亨利·福特这类人在他的迪尔伯恩的报纸上兜售《犹太贤士议定书》）；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那个时期，那时说德语成为罪行，在科罗拉多、艾奥瓦、堪萨斯、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州说双语的“日耳曼人”被大众和官方看作是对国家安全的一个威胁——的确，这些争论回到过去的一个时代，它们已全都被遗忘，但它们所含的回音式的暴力使得今天有关拉美裔人社区把双语主义引入南部和西部州的辩论，相比之下显得不那么严重……
第15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4）
我应当对这些普遍思考做一补充，即在我的整个旅途中，爱国情绪的活力和狂热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应当补充，从纽约州到加利福尼亚，从迈阿密古巴移民社区到南部各州的浸礼会教堂，我听到了更多的“天佑美国”，更多的《团结一致》歌曲，更多提及“天定命运”，更多的向国旗效忠宣誓和集会，更多“促进全世界基督教团结的群众”，更多支持“我们的军队”的守夜，因为是大选年，更多“选民登记”的激励——简而言之，更多“美国信条”的证明，这比我听到的对美国的失望或不满更多。
我应当补充那些南达科他州印第安人的例子，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们总会找到一种方式来提醒我，按人口比例，他们的社区在近来美国战争中，提供了最强悍勇敢的连队。或者孟菲斯的黑人和他们的“双重骄傲”，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者不可分割——现在看起来，我初次访问美国的那个时代是多么的遥远啊——那时越战的反战者处在政治关注点的中心，这些同样的“奴隶之子”处于马尔科姆·X和黑豹党的极端分离主义理论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我还应当补充在洛杉矶的伊朗人、在纽约的韩国人的例子，还有那些著名的拉美裔人，一份最严肃的调查显示，他们第二代说完美的英文，第三代忘掉了西班牙语。我应当补充，在所有这些各自不同的群体，这些丝毫不打算放弃他们不同之处的人们身上，我们可以觉察到一种同样自相矛盾的美国化的渴望，甚至是，像理查德·罗蒂所说，为他们的国家“做些事情”的愿望。在他们看来，这种愿望和他们“道德选择”的实践毫不冲突。一种通过他们的遗产和品质最终为美国增添更大光荣的感觉使这一愿望更增强十倍。
接下来，“政治正确”在欧洲被做了很多文章。从字面上理解，这似乎像是危机的顶峰，区别论的荒谬的登峰造极。最重要的，它标志着不仅是美国，而且是其代表性、其知识结构、其语言的彻底土崩瓦解。它究竟是什么？首先，难道“政治正确”（欧洲人对其大肆嘲弄）没有其可敬之处吗？它聚焦于少数族裔和受害者。它的目的是不让承载受辱者历史——已经被当作化石处理——的语言中的任何自动反射不被觉察地滑过去。这里难道没有一种形式的大度甚至高尚吗？人类的种种不幸最终不可避免地铭刻在他们文字的历史上，你需要进入到语言洞穴的中心，深入最神秘、隐藏最深的语源学去追踪丑事的沉淀，这个想法难道不是包含很深的真理吗？
我们是否可以，像我们在欧洲所做的，要求普遍化的忏悔，然后突然嘲笑对良心的审视？对美国人来说，这种审视是要在语言交流的最深处寻找原始罪行的印迹和证词。抑或——我在思考印第安人所经历的漫长苦难——当问题涉及被剥夺了面容、名字甚至人头数的亡者的时候，当问题涉及隐藏的埋骨处和真正含义上的“完美的犯罪”的时候，难道不仅是公正，而且是紧迫的需要在其藏身的语言中搜寻任何蛛丝马迹？
最后，至于说到其他的，至于说到这种做法中明显的过分之处，它们滋生了这种普遍化的受难者民主的最无道理的一面，“政治正确”趋势的最过分表现有时像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化装舞会，有必要对它予以如此重视吗？有必要小题大做地对某些小团体谋划重写格林兄弟的《白雪公主》，以抹掉冒犯七个小矮人的痕迹大动肝火吗？因为一小伙女同性恋档案管理员决定不说“历史”（history）而说“她的故事”（herstory），因为某个教授——对不起，女教授——顺便说一句，据一则未经证实的传言说，要求拆除一尊被她指控为性骚扰的戈雅裸体复制品，我们是否需要得出结论认为，大学正在变成“校园集中营”或正在遭受“新红卫兵”的侵犯？当一家出版社在印行《圣经》时，把“父神”改为“父母神”，并且为了避免得罪左撇子，他们把上帝的“右手”译为“有力的手”，当一位加利福尼亚教授在一次演讲中，因为直呼他的一个学生“残疾人”而不是“不同的身体天赋”而被起哄，我们是否应该落入宣布语言原教旨主义者获胜和西方文化坍坏的陷阱？简而言之，对待整个这一现象，我们是否应当有常常鞭策这一运动积极分子的那种幽默和超然，那种看到表象背后的才能？
第16节：反思1：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5）
在美国度过了这一年以后，我确信回答是肯定的。我确信艾伦·布鲁姆在欧洲和美国的追随者们对这些现象、话语和行为做了过分的诠释，它们的意义和影响也许不超过那些法国知识分子，他们以同样的语言激进主义的名义宣布语言本身是法西斯主义，必须发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就像波尔布特和柬埔寨人所做的，把所有字典付之一炬。更具体来说，我还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在这全部事情中，不仅有一种对补偿和正义的不可否认和可敬的期望，同样重要的是，还有一种寻衅、激怒和恶作剧的方式，它无论如何最终都会泄气，拿出只不过改变了颜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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