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之死-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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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奥萨诺在内，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我对他的敬仰程度又增加了几分——一个有五位前妻的人竟然还能笑得出来！

奥萨诺说：“在她们搬进来和我一起生活之前，我就对她们说得一清二楚，必须按照我的生活方式过日子，绝对不能按照她们的方式过。那时她们明白自己的地位，所以表示接受我的条件。我总是对她们说，如果她们不再满意我的安排，就可以搬出去，不必争论，不必解释，不必谈判，反正一走了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她们总是在搬进来之前信誓旦旦，表示绝对同意，搬进来以后却又千方百计地破坏规矩，老是想有起码百分之十的比例按照她们的生活方式来过日子，当遭到拒绝时，她们就开始拼命抗争。”

“多美妙的条件，”另一名妇女嘲弄道，“作为回报，她们得到了什么？”

奥萨诺一脸正经地朝周围望了望，然后答道：“公平的造爱。”一些妇女马上发出了不满的嘘声。

我决定为他工作后，首先在家里看完了他的全部作品。他的早期作品的确一流，带有深刻而又简明的情景，活像蚀版画。几部小说联系起来看，可以由人物和故事情节串联起来，有好些想法可以说对社会是行之有效的。他后来的作品更趋向博大深沉，至于那些抒情文则属于夸张型，仿佛是一个大人物在唱咏叹调。他的小说招来各种各样的褒贬，为评论家提供了许多材料去评价、解释、讨论、攻击、赞美……我认为他最近出版的三本书都是糟糕透顶的，然而大多数评论家却持不同意见。

我开始了新生活，每天开车到纽约上班，时间是从早上11点开始直到日落。

书评社还包括出版一些发表书评的报纸。社里的各个办公室都很宽敞，里面的工作十分紧张，节奏快捷，非常忙碌。如果仅仅从出版字数来看是无法得出公平答案的，因为我们出书评的速度只为每周60篇，但是每月运到这里的书数以千计。对这些送来的书起码都得浏览一下大意，这种工作量恐怕只有过来人才能真正了解个中滋味。奥萨诺在工作上对每一个书评社的成员都非常和气，他老是问我那本小说的进展情况，还主动提出在出版前先帮我看一遍，并为我提一点编辑的建议，我却由于自尊心太强而不愿意给他看。尽管他名声显赫而我默默无闻，但在小说方面，我自认为比他强。

奥萨诺在晚上长时间阅读送来评论的书和写出相应书评后，就会从书桌里拿出威士忌来，一边就着瓶子喝，一边长篇大论地给我上文学课，或者就是谈一些关于作家的生平、出版商的秘闻。女人经之类他当时想得起来的话题。在过去的五年中，他一直在从事他的重头小说的创作，就是他那本自诩为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他已经预支了巨额稿酬，出版商也已经等得发慌，经常催促他。对他们的这种行为，奥萨诺相当光火，他说：“那家伙要我去阅读古典小说来获取灵感，这些无知的笨蛋！你试过重读古典小说吗？上帝啊，像哈代、托尔斯泰和高尔斯华绥这些老淫棍那样写作？他们要写足40页才放出一个屁来！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样干吗？他们是在故弄玄虚，玩弄欺骗读者的伎俩。当时没有电台、电视、电影，旅行又不方便，除非你不怕颠簸，坐那种把人的屁眼都震出囊肿来的驿道马车。在当时的英国，你甚至很难出去寻花问柳，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法国作家才循规蹈矩些。法国佬生性风流浪漫，不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那么愚蠢。现在我问你：当一个人拥有海滩别墅，又有汽车、电视，他为什么还要去看蒲鲁斯特的作品？”

我从来没有机会阅读过蒲鲁斯特的小说，所以只能点头表示同意，但是其他人的作品我全看过，实在不明白海滩别墅、汽车、电视怎么取代得了这些伟大的杰作？

奥萨诺继续说道“人人都说《安娜·卡列宁娜》是部杰作，其实是堆废话连篇的垃圾。它描写一个受过教育的人物向妇女屈尊。作者根本没有提及那位妇女的感受和想法，只是为读者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时间和地点等常规观念，然后就花了300页的笔墨来描写如何管理一个俄国农场。他自己呆在那里就以为人人都会去热爱那个鬼地方似的。又有谁会去关心那个笨蛋佛朗斯基及其灵魂？上帝啊，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作者更糟，到底是俄国人呢还是英国人？那该杀的狄更斯和脱洛勒普，什么屁都没有竟也敢写上500页，居然还毫不在乎，他们都是在用种花草之余的时间写作的。法国人写的作品就短得多了，但那个巴尔扎克同样叫人受不了，我不欣赏他！我就是不赞成今天竟然还有人主张看他的作品！”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酒，叹了一口气说：“他们谁都不会使用语言，除了福录贝尔都不会使用语言，而福录贝尔也不那么伟大。其实美国人也不见得好到哪里去，那个鸟人德莱塞甚至连词义都未搞清楚，他是个文盲！我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个土著居民，整整写了900页无聊的废话。这些鸟人要是生活在今天，谁都无法出书，即使出了，文艺评论家也会宰了他们，孩子啊，他们是在那个时代出书的，当时没有竞争！”他停顿了一会儿，不安地叹着气，又继续对我说：“墨林，好孩子，像我们这样的作家正在消亡。设法另外找个职业，到电视电影部门去混混也比现在强，比现在的工作容易做得多。”他感到累了，就躺到特置在办公室用来午休的睡椅上。

我设法使他振作起来，于是建议道：“为《绅士》杂志写篇反映这种观念的文章会妙不可言，先列出六部左右的古典小说，然后逐一扼杀它们，就像你那篇抨击现代小说家的文章那样。”

奥萨诺开怀大笑：“上帝啊，那太有趣了。那篇文章我只不过是闹着玩的，把它当作权力游戏，有意激怒大家，使我有更多的资本，想不到这一招还真灵，令我变得更强大，而他们却显得更弱小了。这就是文字游戏，只有那些可怜虫才一点都不懂，他们躲在自己的象牙塔里混日子，竟然还心满意足。”

“如此看来，这篇檄文并不难写，”我说，“不过那些教授、搞文艺批评的学者可就要对你火冒三丈了。”

奥萨诺的兴趣越来越浓，他干脆从睡椅上爬起来，走到书桌前，问我：“你最讨厌哪部古典小说？”

“《赛勒斯·马纳》，”我说，“人们还在学校教这本书。”

“老乔治·艾略特，”奥萨诺说，“学校的教师们热爱她，好吧，这算一本。我最讨厌《安娜·卡列宁娜》，托尔斯泰比艾略特强些，今天谁也不会再崇拜艾略特了，但是当我攻击托尔斯泰的时候，那些教授准会跳出来大喊大叫的。”

“狄更斯呢？”我问。

“一定得包括他！但不包括《大卫·科波菲尔》，我得承认我很喜欢那本书。狄更斯真是个有趣的人物，既可以被归为风流才子的类型，也属于那种伪君子之类，他写了许多胡编乱造的废话，多得很！”

我和他开始列一张清单，我们算是够意思，没有把福录贝尔和简·奥斯汀带上。当我提到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时，奥萨诺高兴地拍拍我的背，大声叫道：“那是一本糟糕透顶的书，我会把它变成德国汉堡包的！”

最后我们列出了一张清单：

《赛勒斯·马纳》

《安娜·卡列宁娜》

《少年维特之烦恼》

《当姆比和儿子》

《粉红色的信件》

《吉姆老爷》

《么比·迪克》

蒲鲁斯特（一切作品）

哈代（任何作品）

“还得列出一本来凑个整数十。”奥萨诺沉吟道。

“莎士比亚。”我提议。

奥萨诺摇摇头说：“我还是喜爱莎士比亚的，他的创作本身就充满讽刺性。他为钱写作，写得很快，其实他是一个无知的小人，但是没有人能够攻击他，他也根本不在乎自己写的作品是否真实，只要美和感人就行了，对他那句‘当爱情发觉它已改变时，爱情就不再是爱情了’，你有何看法？这样的例子我可以举出很多来，但是他太伟大了，虽然我一直都讨厌那个伪君子么多夫和那个低能的奥赛罗。”

“你还需要一个来凑数。”我提醒他。

“可不是，”奥萨诺得意地笑着说，“让我们看看还有谁。陀斯妥耶夫斯基，就要这个人。他那本《克拉玛索夫兄弟》怎么样？”

“我祝你走运！”我说。

但是奥萨诺马上又若有所思地说：“纳伯科夫已经议论过他不行了。”

“我也祝他走运！”我泄气道。

结果我们怎么都列不出第十个来，奥萨诺最后决定只列九个算了，说是跟平常总喜欢凑够十的习惯有些不同或许更妙。我始终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没办法凑够十。

他当晚就把文章写好了，两个月后发表在杂志上。在这篇文章里，他非常慷慨激昂地咒骂这九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文中还悄悄地暗示：他正在创作中的伟大的小说就不会有这些经典作品中的毛病，因而将会取代它们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这篇文章招来了愤怒的声讨浪潮，全国都有攻击他以及侮辱他正在写的小说的文章，这正中了他的下怀。奥萨诺真不愧是一个第一流的骗子，科里一定会为他感到自豪的。我做好笔记，一定要让他们两个见上一面。

过了六个月，我成了奥萨诺最得力的助手。我热爱自己的工作，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做好读书笔记后提供给奥萨诺，以便他掌握第一手资料来适当安排我们雇佣的自由撰稿人写书评。我们的办公室成了书的海洋，桌、椅、地板上都堆满了书，来往的人在书中穿行就像淹没在书的汪洋中。钻在书堆里的编辑们简直就像吞食动物尸体的蚂蚁或蛆虫那么密密麻麻。我一向热爱和尊敬书籍，如今我总算理解一些知识分子、书评家和文艺批评家蔑视书的心理了，就他们而言，和书的关系就像英雄对待男仆那样。

我最喜欢工作中的阅读任务，特别是阅读小说和传记。我看不懂有关科技及哲学的书，还有那些博学的评论，奥萨诺就把这类书全给了特别安排的助手，他本人则自告奋勇承担了专门评论那些重量级文艺批评家所写之书的任务。通常情况下他都把他们一棍子打死，当他们打电话或者写信来抗议时，他就告诉他们，他“判的是球，而不是球员”，这样的回答往往使他们更光火也更无可奈何。好在他心里还想着要得到诺贝尔奖，因而对某些批评家还能够保持客气，经常安排许多版面来刊登他们的文章和连载他们的小说。当然了，这样的例外很少出现。另外，他特别讨厌英国小说家和法国的哲学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看得出他早已厌倦了这份工作，而且在千方百计地偷懒。

他还厚颜无耻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私欲。例如，出版商的公关小姐们很快就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如果她们手中有本“好书”需要评论，只需请他出去吃顿饭和好好恭维他一番就行了。如果小姐们年轻貌美，他就会跟她们打情骂俏并暗示他愿意用版面来和她们的肉体做交易。他这种寡廉鲜耻的德性使我非常震惊，我原以为这种事情只有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真没想到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自己的身边。他对那些想获得写评论机会的自由撰稿人也采取相同的伎俩。他拥有很大的预算权，我们可以为许多评论支付佣金，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动用过这笔钱，就因为他总是保留着手中的这张王牌，如果她们愿意走到那一步，他就满足她们的要求。当我开始在他那儿上班的时候，他已有一大群女朋友，她们用自己的肉体换取进入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文艺批评社的特权。这骇人听闻的丑陋现象和评论界里那深邃的学术、高尚的道德准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我倒是挺喜欢欣赏这种离奇的格调的。

有时为了赶稿以便在最后的期限前交出，我经常和他留在办公室里干到深夜，然后我们便一起出去吃夜宵。酒足饭饱之后，他就去寻花问柳。他老想把我也带上，我总是拒绝他，告诉他我的婚姻美满，这一理由居然成了他经常用来开玩笑的材料。“你还没有对妻子感到厌倦？”他每次都这样问我，就像科里问的一样。我从不做回答，也不搭理他，因为这不关他的事。他便摇摇头，自言自语道：“这真是世界第十大奇迹，结婚100年了仍眷恋着和妻子造爱！”有时，我会不高兴地瞪着他，他就引用某位我从来没有拜读过大作的作家的话来解嘲：“不必当坏人，时间是敌人。”他最喜欢这句话，经常引用它。

由于在这里上班，我培养了自己对文艺界的爱好，我甚至幻想着自己已经是文艺界的一分子。我原以为这个地方很清高，不会为金钱而吵架或讨价还价，因为这里的人们既然能在作品中塑造出大家热爱的主人公，那么就应该和这些主人公一样高尚，然而如今我发现这些作者和常人一模一样，只不过更疯狂一点。

原来奥萨诺也讨厌这些人，他还在这方面给我上课：“唯一特别的人物就是长篇小说家。他们不像短篇小说作者和影视剧作者、诗人、舞台剧作家以及那些轻量级的文艺记者——这些人全是衣着花哨的瘦子，没有一个是有分量的，而在创作长篇小说的工作中，作者应该是重量级的。”讲完这一看法后，他沉思良久，然后在一张纸条上做了记录，我知道在下星期天的评论上就将有一篇有关重量级问题的论文了。

有时他会因为评论中的文章质量低下而大发雷霆，他把评论刊物发行量下降的原因归罪于这一重要职业中存在的沉闷现象，埋怨道：“是的，那些混蛋很聪明能干，但是他们却即使有让人感兴趣的东西可说，也写不出一句像样的句子来！他们的文章就像口吃的人说话那样结结巴巴，当你费劲地琢磨这些从咬紧的牙关中蹦出来的每个字是什么意思时，他们反而要打断你的脚。”

每周，奥萨诺都在第二页发表他的论文。他的文笔精彩，笔锋敏锐，倾向于尽可能多树敌的做法。有一个星期，他发表了一篇赞成死刑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在任何一次全民公决中，绝大多数的投票者都赞成死刑，只有像评论读者一样看待公众的那些所谓精英阶级，才设法在美国把死刑搞到停滞的地步。他认为政府的政策就是为罪犯和穷人提供许可证，让他们对中产阶级偷窃、攻击、入屋打劫、强奸和谋杀。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下层阶级走上革命道路而有意为他们提供一条出路，因为政府中的高层人物评估过这种局面毕竟比革命造成的代价低。他指出精英们住在安全的环境中，他们的孩子上私立学校，还要雇佣私人保镖，所以不会受到那些被误导了的无产阶级造反时产生的伤害。他又嘲讽那些自由主义者，因为这些人认为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政府处死公民的做法会对整体的人道主义造成野蛮的后果，而他觉得人类只不过是动物而已，当其中的某些人犯了杀人罪时，也应该像印度的野象杀人之后被处死一样。他断言，其实被处死的大象可以升天，比起那些因为受不了海洛因的折磨而杀人的罪犯更有尊严，现在这些杀人犯反而舒舒服服地在牢里住上几年后又出去杀害更多的中产阶级，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当论述死刑是否有阻吓作用时，他讲到英国公民是世界上最守法的公民，英国警察值勤时都不用带枪，他把这一成就归功于19世纪时英国人曾处死一个偷手帕的九岁小孩，然后他又承认这种严厉的措施虽然消灭了犯罪和保护了人民财产，最终却导致了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