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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之死-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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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缪斯·瓦特伯接受此项奖的当天晚上，有两个电影剧作家由于激愤而心脏病发作，一位住在贝佛里威尔舍旅馆的女演员把电视机从她的四楼套间扔了出去，三名导演愤然辞去金像奖评委的职务，一位电影剧作家对此事的评论是：简直就像要关在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投票选希特勒当最受欢迎的政治家一样滑稽和荒唐。然而不管怎么样，这项奖的金像成了缪斯·瓦特伯最心爱的收藏品。
瓦特伯还想出不少强迫正在升起的新星为他拍坏电影的鬼点子，例如为他们提供数目可观的按揭付款来购买在贝佛里山的大楼公寓等。缪斯·瓦特伯的制片厂为了剥夺本该属于这些富于创造性的奇才的钱，还不断地在法庭上制造把官司打到底的局面。瓦特伯在华盛顿有靠山，他擅长用美丽的小影星和秘密基金招待政客，经常出资让他们到世界各地的那些费用昂贵的名胜之地度假。他深知该如何利用律师和法官去敲榨金钱，巧取豪夺。至少多兰是这么说的，我听起来，这个人就像是个精力充沛的美国奸商。
他除了狡猾之外，支撑着三重文化制片厂的最重要的资本是他在华盛顿的那些靠山。
由于他的禁欲生活，因而他的敌人所散布的许多关于他的流言蜚语都站不住脚，他们一会儿说他每个月都极其秘密地飞往巴黎去嫖童妓，一会儿又说他是个窥淫狂，在妻子的卧室开了个窥孔，放任他的妻子和奸夫淫乱就为了能够在那边欣赏，等等不一而足，不过，这些丑闻全是假的。
由于他的智力和个性，他和电影界里的其他重要人物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躲开传媒的报道，唯一的例外就是这一次争取人道主义奖。
多兰把车开进了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里，我第二眼就已经讨厌它了：楼房是混凝土结构的，空地的景色和工业区的公园大同小异，使整体建筑看起来就像是无害的机器人的集中营。我们进了几重门后，警卫没有为我们提供特别的停车位，我们必须使用计时的车位。出入口有能自动抬起的红白线条相间的木把手，我当时并没有注意到得交25美分才能从出入口的门通过。
我还以为没安排车位是个意外事件，是秘书处的疏忽，但多兰告诉我这是缪斯·瓦特伯的手段之一，为的是故意把像我这样的天才捉弄一番，他们不敢欺骗导演以及大牌明星，一般影星也自会把车开到泊车位的后面，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让作家明白：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听了多兰的解释，我认为他有些偏执狂，所以笑了笑，没发表意见，不过他们的这种做法的确有点让人不高兴。
在主楼，有个保安员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然后打电话落实我们是否事先约好。不久，一个秘书下楼来接我们乘电梯到顶层。顶层的布局很有品味，但令人毛骨悚然。
尽管这样，我还是承认对杰夫·瓦更的魅力和他在电影业方面没底线的做法印象深刻。我知道他是个惯于玩弄骗术的人，可是干这一行的人行骗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在一个热带的岛上发现某种外形奇异却又不能吃的水果一样自然。我和代理人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瓦更叫秘书停止接所有的电话。他的这种做法当时真让人感动，后来才知道他并没有真正下达秘密暗号去停接所有的电话，因为在我们开会前他至少接了三个电话。
在开会前，我们还得再等半个小时瓦特伯才有空。杰夫·瓦更就给我们讲有趣的故事，连那位俄勒冈森林少女刺他的丑闻也被当做笑话来讲了。这个故事结束时，他笑着补充：“如果她的工作做得彻底一些，这些年来可就为我节省不少的金钱和麻烦了。”
瓦更的电话又响了，接完后，他陪我和多兰走过大厅，到了一间豪华的会议室。它也可以用作电影放映厅。
尤格·克林诺、郝林南和缪斯·瓦特伯都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随意地聊天，稍远一些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瓦更介绍说他就是影片的新导演，名叫西蒙·贝福特。我记得这个名字，20年前他导演了一部很好的战争片，紧接着他就和“三重文化”签了长期合同，成了为杰夫·瓦更炮制劣质影片的一员大将。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轻人名叫费兰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张狡猾的尖脸，身穿加州嬉皮士服装，看起来很刺眼。他正是詹娜丽描述过的那种在贝佛里山游来荡去，专门靠欺骗和拉皮条混日子的年轻漂亮的男子，她称他们这种人为“令人恶心的一群”。她这样说也许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但我看少女们很难抗拒像费兰克·理查德这种人物的诱惑。他现在是西蒙·贝福特的制片经理。
缪斯·瓦特伯没有浪费时间来说废话，他的声音充满着权威，谈话马上切入正题。
“我不满意莫勒马留给我们的剧本，”他说，“方向全错了，它根本不是三重文化的影片风格。莫勒马是位天才，只有他活着，才能拍成这部电影，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档次了。”
费兰克·理查德彬彬有礼地插了一句：“瓦特伯先生，我不知道您的话是否正确，其实您手下还是有一些出色的导演的。”他同时用敬仰的表情朝西蒙·贝福特微笑着。
瓦特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查德就再也不敢多嘴了。贝福特的睑微红了一阵子，眼睛望到别处去。
“我们对这部影片投入了很多，”瓦特伯继续说下去，“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投资，但又不想影评家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糟蹋了莫勒马的作品，我们要利用他的名声来为这部电影服务。郝林南将向新闻界发布一条由我们全体在座者签署的声明，表示我们将按照莫勒马的遗愿把电影拍完。这将是莫勒马的电影，是电影界对他表示的最后敬意，也是他对电影业的最后贡献。”
当郝林南派发新闻稿让大家签名时，瓦特伯停顿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它的信头是红黑颜色印刷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厂名的信笺。
克林诺随口说道：“缪斯老朋友，我认为你最好提一下墨林和西蒙与我合作，尽快把新剧本搞出来。”
“好的，就这么定了。”瓦特伯说，“尤格，我再提醒你一句，千万别把出品人和导演工作搞糟了，这可是我说好了的。”
“那当然。”克林诺答道。
杰夫·瓦更微笑着，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说：“发布的新闻稿是我们正式的依据，但是，墨林，我应该告诉你，当莫勒马帮你搞剧本时，他已经病重了，所以剧本很糟糕，我们不得不把它改写，对此我已有一些主意了。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现在我们首先得用莫勒马的名声来封住新闻界的口。杰克，你同意吗？”他问郝林南，郝林南点点头。
克林诺诚恳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和我合作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按莫勒马遗愿所拍成的那种巨片。”
“不，”我说，“我不能那样干！我和莫勒马一起搞的剧本创作，我认为这个剧本很好，所以我不同意剧本有任何改动，更不同意重新改写它。基于这一点，我也不会在什么新闻稿上签名。”
郝林南像个和事佬那样插进来说：“我们都知道你的感受，在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你和莫勒马亲密无问。我很赞赏你刚才所说的话。我认为你说得好极了，在好莱坞这种忠诚坦率实在罕见，但是，你也应该记住影片的利润分成也有你的一份，拍好这部电影也有你的好处。如果你不是这部影片的朋友，如果你是这部影片的敌人，就等于你把自己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扔掉。”
听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我差点笑出声来，说：“我是这部电影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同意改写它，你们才是这部电影的敌人。”
克林诺立刻粗野地说：“去他妈的，让他滚！我们不需要他！”
我第一次正眼瞧了瞧克林诺，突然记起了奥萨诺对他的描绘。像往常一样，克林诺衣着光鲜，外套裁剪合体，衬衣美妙绝伦，脚上一双丝质的棕色鞋，完全是个美男子的模样。我想起了奥萨诺使用过的用来概括他的意大利字眼——富农。“富农”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夫，小有名气，于是就想爬上贵族的台阶。他的举止得体，学了点风度，而且不断改进自己的谈吐，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天使，但是不论他的衣着如何华丽，不论他多么注意言行，也不论他擦拭多少次，他的鞋子上还是总有一点屎。
看着克林诺，我更觉得上面的这段概括是多么精辟。
瓦特伯对瓦更说：“把这件事办妥了。”然后就离开了会议室，他才不屑于和半吊子的作家扯皮呢，他来开会是为了给克林诺面子。
瓦更圆滑地说：“尤格，墨林是这个工程的重要人物，我敢肯定在他仔细考虑之后会加入我们的行列的。多兰，我们过几天再碰头，好吗？”
“那当然，”多兰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们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之前，我把我那张新闻稿递给了克林诺，对他说：“你的鞋子有点脏，用这张纸把它擦去。”
我们离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时，多兰叫我别担心，告诉我他会在一周内把事情办妥。他认为瓦特伯和瓦更不可能让我成为影片的敌人，他们会让步的，他也叫我别忘了影片的利润分成。
我告诉他我根本就不在乎分成的问题，只希望他现在把车开得快些送我回旅馆。我知道我的詹娜丽一定会在那里等我，此时此地的我似乎最想做的事就是再次见到她，抚摸她的身体，亲吻她，和她躺在一起，听她讲故事。
我很高兴有借口可以来洛杉矶一个星期左右，好和她在一起呆上六七天。说真的，我并不在乎那部电影，自从莫勒马逝世后，我心里就已经明白它将是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又一部廉价的差劲电影了。
多兰把车停在贝佛里山旅馆，我正准备下车，他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说：“等一会儿，我想和你谈件事。”
“好吧。”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多兰说：“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在多管闲事。”
“天啊，你究竟想说些什么？我忙得很啊！”我真的不耐烦了。
多兰略显伤心地微笑着说：“我知道，詹娜丽在等你，对吗？我想对你说的事就是关于她的。”
“听着，”我对多兰说，“我很了解她，至于她以前干过些什么，她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在乎。”
多兰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你认识那个和她住在一起的女郎，名叫艾丽斯的吗？”
“认识，是个很好的女子。”
“她是个同性恋。”多兰说。
我有种异样的预感，好像自己成了科里在赌博时倒算的纸牌似的。
“那又怎么样？”我问。
“詹娜丽也是。”多兰说。
“你的意思是说她也是个同性恋？”我又问。
“准确地说，叫双性恋，男人女人她都爱。”多兰回答我。
我想了一会儿，然后微笑着对他说：“人无完人。”
我下了车，走进我的套间，詹娜丽正在那儿等着我。我们过完性生活后才出去吃晚饭，但这一次我并没有要求她给我讲故事。我对多兰说的那番话也闭口不谈，因为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她的这一品行我很早以前就有所察觉，并原谅了她，毕竟这总比她和别的男人鬼混要好些。
第34章
在过去几年里，科里·克鲁斯已能把牌架上的牌准确地计算出来，而且最终战胜了大赢家。他现在是桑那都的第二号人物，有权有势，掌管着“铅笔”的全权——一支“金铅笔”。他有权为客人提供全部免费的待遇：不单是房间、食物和饮料这些所谓标准的“三免”，还可以提供从世界各地来拉斯维加斯的免费机票以及最昂贵的应召女郎，他甚至有权把赌客欠的筹码注销，有权分配免费筹码给在桑那都大酒店演出的大牌明星去赌。
在那些岁月里，郭鲁尼伏特对待科里简直像个父亲而不像是老板，他们的友谊与日俱增，更重要的是，他们联手跟数以百计的无赖做斗争，把赌场内外的企图占有桑那都大酒店财产的海盗们清除掉——那些追讨筹码时违约的代理人，那些企图作弊用磁铁把角子机掏空的扒手，那些利用假身份证混进赌场获取免费吃、住、赌的骗子，特别是那些故意输给赌客的赌场发牌员，在21点赌档做手脚的电脑操作员以及数以千计的替换假骰子的、伪造纸牌券的人，都被科里和郭鲁尼伏特一一打败了。
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科里凭着不断为大酒店找到客源的本事而得到郭鲁尼伏特的赞赏：他曾在桑那都大酒店举办过一个世界双陆棋邀请赛，又通过每年圣诞节送一辆全新的罗斯莱斯轿车而留住了一个一年在桑那都大酒店花掉100万美元的主顾——轿车是酒店以公关的名义购买的，可以享受减税待遇，只需花六万美元，但是如果这位主顾自己去商店购买，就得花18万美元，所以他得到轿车时非常高兴。科里最杰出的贡献还在于他巧妙地处理了和查尔斯·汉姆希的关系，郭鲁尼伏特在事后几年里还一直在大赞特赞科里的狡猾和能干。
当初，科里以十美分对一美元的价格收购维加斯周围赌场里汉姆希拖欠的筹码，对此做法郭鲁尼伏特持保留的态度，不过他仍然放手让科里去干。此后汉姆希每年至少来维加斯六次，每次总是住在桑那都。有一回他在骰子赌档交了好运，赢了七万美元，他用那笔钱还了部分拖欠筹码的债款，这样一来，桑那都在这笔交易中就赚了不少钱，从此以后，科里更显示了他的天才。
查理·汉姆希有次来维加斯曾提到他儿子准备和以色列的一名少女结婚，科里听到后当即表示为他感到高兴和坚持由桑那都大酒店负担全部结婚费用。科里告诉汉姆希，桑那都大酒店的喷气式飞机（购买飞机来和旅游部门抢生意也是科里的鬼点子）可以把全部参加婚礼的人送到以色列，并且承担他们在那里旅馆的住宿费。还有其他一切费用，诸如婚宴、乐队等等，全部由桑那都包起来。这里面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由于参加婚礼的人来自美国各地，他们应该自己到维加斯来上飞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根本不成问题，何况他们全可以来桑那都住，住宿费又是全免的。
科里算过一笔账，住宿费等全部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万美元，他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道理说服了郭鲁尼伏特，还告慰他即使赚不回来，他们也至少可以赢得查尔斯·汉姆希父子为终身赌客。结果证明了科里的精明：这100多位参加婚礼的客人在出发到以色列之前就留给桑那都大酒店的金库将近100万美元！
今天科里准备向郭鲁尼伏特献上一个更大胆的挣钱计划，它将迫使郭鲁尼伏特和他的合伙人委任他为桑那都大酒店的总经理，这可是酒店里最高的公开职务，地位仅次于郭鲁尼伏特。
科里正在等待文郎的到来。文郎在付现款方面出现了麻烦，因而欠了一大笔筹码债。科里知道个中原因并想出了解决的办法，但是他也知道这解决的办法必须让文郎主动提出来，如果由科里提出的话，文郎肯定会拒绝的。这一点也是戴茜教他的。
文郎终于到城里来了，早上弹钢琴，早餐时喝了日本汤。他这次不沾女色，专心赌博，三天的时间就把他所带的现金全部输光，另外还签了30万美元的筹码借据。他在离开前把科里请到他的酒店套问。一见面，文郎非常客气，不过略显得有点紧张。他不想丢面子，怕科里会以为他想赖掉欠下的赌债。他非常小心地向科里解释尽管他在东京很有钱，几百万美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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