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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之死-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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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只能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一样。”
我耸耸肩，没再说什么。临别时我和他再次握手，还吻了吻查理的脸颊，随后离去。
那天下午我到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开创作会，与会者有杰夫·瓦更、埃迪·兰舍以及导演贝福特。以前我总认为那些在好莱坞开创作会议时，作家矜才使气、对导演和制片商刁蛮无礼的传说是无稽之谈，尽管有时候有些传说很生动逼真，到了我第一次在这样的创作会上亲身领教时，才深信这种事情随时可能发生。所谓的创作会议实质上是杰夫·瓦更和他的导演在命令我们照他们的意志来编故事，完全不是根据我的小说来改编。我让埃迪·兰舍和他们争论了半天，最后，埃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杰夫·瓦更说：“听着，我不是说我比你聪明，我是说我的运气好一些，我已连续写了四部非常成功的电影剧本，为什么还不肯按照我的判断来搞创作？”
我听他的这个论点非常精辟，实在无懈可击，然而杰夫·瓦更和导演的脸上却露出茫然无知的惊讶表情——他们一点都不明白埃迪到底在说些什么。我醒悟到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他们拿定的主意了。
埃迪·兰舍最后声明：“对不起，如果你们要一意孤行的话，我只好退出这部电影的创作。”
“这没问题，”杰夫说，“那么你呢，墨林？”
“我看要按照你们的主意来创作实在没意思，”我回答他，“我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搞好创作的。”
“说得有道理。”杰夫·瓦更说，“很抱歉，出于你们已经做了绝大部分工作的原因，你们是否可以介绍哪个既能够和我们一起共事来完成此片的创作，又可以和你们有所商量的作家来？这样的处理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
当时我有过推荐奥萨诺来干这工作的念头。我知道他眼下非常缺钱花，也知道要是我提出让他来补此缺，他肯定就能得到这份工作，然而我马上又考虑到如果让奥萨诺在这样的创作会上听从杰夫·瓦更和那个所谓的导演的指指点点，实在是太强他所难。不管多潦倒，奥萨诺仍然是美国文坛的巨子，我还想到这帮庸才可能羞辱他，然后解雇他的尴尬结局。由于这种顾虑，我最终没有举荐他。
我直到入睡前才猛然觉悟到自己没有帮奥萨诺谋到这份职业的根本原因是我的潜意识在指挥我以此来惩罚他和詹娜丽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埃迪·兰舍的电话，他说他已经和他的代理人碰过头，代理人告诉他，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和杰夫·瓦更向他许诺额外再给他五万美元，以此挽留他继续从事这部影片的创作工作，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向埃迪表示无论他干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而我本人绝对不会再回去。埃迪想说服我，他说：“我会要求他们再出25000块美元留住你，否则我就不回去。”对于这一点他似乎满有把握。
我又一次想拉奥萨诺一把，但又一次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埃迪继续往下说：“我的代理人说，如果我拒绝回到影片的创作组，电影厂就得另请一些作家来创作，然后他们出于报复，将千方百计地使新作家获得我们已付出的心血。如果我们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劳动成果，接下去的沉重损失将是作家协会合同中写明的权益和影片卖给电视台后的收入分成，另外还有影片的一些纯收入的提成，我们也许永远拿不到了。当然，这部影片能成为卖座电影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争夺利润的机会也很渺茫，可是，无论怎样，不退出来还是能够挣到一定数量的钱的。不过，墨林，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到底来挽救我们的故事，那我就坚决不回去。”
“我根本不在乎提成这回事，”我说，“或是创作荣誉的问题。至于目前剧中的故事情节，已尽是些一钱不值的垃圾，再也不是我那部小说里面的内容。不过你尽管回去好了，我不会介意，我说的是真心话。”
“那好吧，”埃迪说，“我留在创作组也可以尽我所能来挽救你的权益。我如果到纽约时一定打电话给你，约你一起出去吃饭。”
“那太好了，希望你和杰夫·瓦更合作愉快。”我说。
“是啊，我真需要愉快的合作。”埃迪说。
当天剩下的时间我把自己的东西从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搬了出来，还去为家人买了些礼物。我有意在那天下午回纽约，好避免和奥萨诺以及查理·布朗同机。我曾动过给詹娜丽打电话的念头，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一个月以后，杰夫·瓦更在纽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西蒙·贝福特认为费兰克·理查德应该在编剧组占有一席之位，与兰舍和我平起平坐。
“埃迪·兰舍还留在创作组吗？”我问他。
“还在。”他说。
“既然这样，那好吧。”我同意把费兰克·理查德也算做编剧的决定，并说：“祝你好运！”
“谢谢你，我们会把影片的进展情况及时通知你。相信我们将在电影的颁奖典礼上见面！”瓦更说完后就放下了电话。
我忍不住笑了，这些混蛋把该片糟蹋得一无可取，还恬不知耻地奢望获奖！埃迪·兰舍还留在影片创作组一事使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瓦更曾经说过埃迪·兰舍是天生的电影创作家，他的判断准确无误。其实兰舍同时还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不过我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写出一本小说了。
另外有一点不可思议，我为了剧本去据理力争，几乎和所有的人都闹了矛盾，虽然剧本越改越糟糕，实在无法看下去，虽然我已经拂袖而去，与剧组再不相干，但是我仍然对剧本感到心疼。我猜疑也许是在我心灵的深处依然希望自己能再到加利福尼亚去改编剧本，这样我就依然有机会见到詹娜丽。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也没有交谈过。上一次我打电话给她，只是一般问候。我们随意聊了几分钟无关痛痒的闲话，末了她说：“你能打电话来，我很高兴。”然后她停下来等待我的回应。
我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也很高兴。”她一听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还模仿我的语气鹦鹉学舌般地叫道：“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接着她又说：“哦，这没关系。”说完又开怀大笑起来。她最后的一句话是“当你过来时，打电话给我”。
我嘴巴答应打给她，心里却很明白自己再也不会打电话给她了。
瓦更来电话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我接到埃迪·兰舍打来的电话。他显得很气愤地说：“墨林，他们更改剧本是为了剥夺你的编剧资格！费兰克·理查德那家伙正在重新写对话，其实是仅仅在改写你的词句而已。他们把一些情节也更换掉的目的是为了造成与你原来所写的场景有区别的假象。我听说瓦更、贝福特和理查德这些王八羔子正密谋要把你的编剧资格和收入提成都搞掉。那些狗杂种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别担心，”我安慰他，“小说是我写的，最初的电影剧本也是我写的。我向作家协会查询过，至少他们无法搞掉我是编剧之一的资格，这样他们也就不可能剥夺我应有的提成部分了。”
“这一点我就不得而知了，”埃迪·兰舍说，“我只是提醒你要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希望你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
“谢谢！”我对他说，“你怎么样？你在影片工作中进展如何？”
他回答道：“那个该死的费兰克·理查德是个狗屁不通的文盲，至于瓦更和贝福特，我也弄不清他们哪个更丑恶。这部电影将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差劲的电影，可怜的莫勒马一定会在坟墓里气得发抖的。”
“啊，可怜的莫勒马！”我一提起他就感慨万分，“他生前总是不遗余力地向我赞美好莱坞有多么伟大，好莱坞的人是多么真诚，多么有艺术细胞。唉，我真希望他现在还活着！”
“说得对。”埃迪·兰舍说，“下次你到加利福尼亚来，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认为我再也不会去加利福尼亚了，”我说，“如果你到纽约来，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一定打！”兰舍答应我。
一年后，那部电影终于出笼了。我保留了原着的名分，却被剥夺了编剧的称号，编剧成了埃迪·兰舍和西蒙·贝福特。我向作协要求仲裁，结果我输了，因为理查德和贝福特做足了手脚，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提成的资格。对提成我一向认为无关紧要，可恨的是影片糟得离了谱，更糟的是在电影界人们都把这部电影的失败归罪于原着。看来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在好莱坞再也没有销路了，这恰恰正是在这场费时耗力的折腾中唯一让我谢天谢地的事。
关于这部影片的评论文章不胜枚举，其中最苛刻的一篇出自于克拉勒·福特之手。她那杆尖酸刻薄的利笔把这部片子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连克林诺的表演艺术也不放过，看来克林诺在克拉勒·福特身上下的功夫并不到家。郝林南在曲终人散之际还刺了我一剑：他在一家通讯社发表了一篇题为《墨林的小说在电影中失败了》的文章，害得我边看此文边慨叹不息地摇头。
第49章
那部失败的电影面市后不久，我和奥萨诺还有查理·布朗一起到卡内基大厅出席全国妇女解放大会。奥萨诺是这次大会中唯一的男性演讲者。
来之前我们曾在“珍珠餐厅”吃饭，查理·布朗的惊人胃口又一次令那里的侍者瞠目结舌：她吃了一整只北京烤鸭，一盘螃蟹酿猪肉，一份豆豉牡蛎，一条大鱼，还把奥萨诺和我盘子里吃剩的食物一扫而光，最精彩的是她吃了这么多东西连口红都没碰掉！
我们在卡内基大厅前面走下出租车，我试图说服奥萨诺走在前面，让我挽着查理·布朗的手臂跟在他后面，从而使出席会议的妇女们以为她是和我在一起的，因为她实在太像传说中的妓女了。这副模样很可能会激起那些左翼妇女的过敏反应，但是奥萨诺像往常一样顽固，他要在她们面前示威，展示查理·布朗是他的女人，因而当我们通过过道走向前台时，我跟在他们的后面。与此同时，我仔细观察大厅中的妇女，她们唯一让人感到奇特的地方就是整个会场里全是女人。我以前在部队和孤儿院以及球赛时所见的全是男人，或者大部分是男人，此时此刻置身于这么多的女人面前，我不由得一阵胆战心惊，仿佛自己正孤立无助地站在异国他乡。
几个妇女出来迎接奥萨诺，有人陪他走到主席台，我和查理·市朗则在第一排就座。我当时真希望我们能坐在最后面，以便万一发生什么不测时能够在第一时间离开会场。我一直暗自为奥萨诺捏一把汗，所以对大会的那些开场白之类的发言充耳不闻。紧接着只见奥萨诺突然被带上讲台，被人向全场与会者做了介绍。奥萨诺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等待欢迎的掌声，可惜一时间什么都没有。
数年前，许多妇女曾被他在男人杂志上发表的大男子主义的文章激怒过，还有一些和他同辈的女人则因为他是一个当代最杰出的文豪而妒忌他，当然也不乏一些他的崇拜者，因此会场上终于响起了稀稀拉拉的几下掌声，恐怕这还是为了不使奥萨诺在发言时因受到大会的抵制感到难堪而对他的鼓励。
奥萨诺站在讲台前，就像一个庞然大物摆在那里。他一声不吭地站了很长时间，然后倚在讲台上，缓缓地、傲慢地、清晰地把一个字一个字吐了来：“我要和你们做斗争，或者说我要和你们造爱！”
整个大厅顿时骚动起来，嘘声、骂声、喝倒彩声混合成一片。奥萨诺仍然站在那里，企图继续说下去。我知道他如此举动是想吸引她们的注意力。他原来准备的发言内容支持妇女解放，却让这么出格的开端造成了与会者不允许他接着讲下去的局面。会场里的叫骂声和喝倒彩声越来越大，每当奥萨诺一开口说话，那些铺天盖地的声浪形成高潮，把他的声音彻底淹没，直到奥萨诺极其夸张地向她们鞠了一躬，大步流星地走下讲台。我们在走廊上和他汇合，一起走到卡内基大厅的外面。此时的叫骂声和喝倒彩声马上变成了欢呼声和掌声，这是在向奥萨诺表示她们不需要他，赶他尽快离开。
奥萨诺当晚没有让我陪他回家，他想单独和查理·布朗在一起，但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他的电话，说是要我帮个忙。他在电话里解释道：“我打算到北卡罗莱纳州的杜克大学办的米饭诊疗所去，据说这是全美国最佳的减肥中心，他们同时还可以使参加减肥的人恢复健康。我必须减肥，医生认为我似乎连部分血管也堵塞了，米饭疗法正好可以治疗此病。查理也要求和我一起到那里去，你能想象让那可怜的女孩子陪着我吃两个月的米饭吗？我决定不带她去，但这样我也就没法把车带过去了，所以我想请你帮我开车去。我们开车到那里后顺便玩几天，也许能乐一乐。”
我考虑了差不多一分钟后才说：“好的，我陪你去。”我们商定在下星期的某个时间出发。我对维丽说我只去三四天，先开奥萨诺的车送他去，把他安顿下来几天后就飞回来。
“他为什么不能自己开车去呢？”维丽问。
“他看起来身体不好，”我回答她，“我想他独自一人没办法坚持长时间开车。这段路程起码要开八个小时呢！”
维丽听后不再说什么。对我要开车送他去的这件事，我一直纳闷：奥萨诺为什么不让查理帮他开车呢？他们一到那里他就可以把她打发走，不让她吃大米饭的借口根本站不住脚。如此看来，也许是奥萨诺已经对查理感到厌倦，正在想方设法摆脱她。我倒不怎么为她担心，她的朋友多得很，完全可以照顾她。
于是我就驾驶着奥萨诺那辆用了四年的卡迪拉克送他到杜克大学诊疗所去。那天奥萨诺的精神饱满，身体也显得比平时好。“我喜欢美国的南方，”当我们驶进南方之后奥萨诺说，“我喜欢这里的人们所开办的耶稣事业——几乎每个小城都有一个耶稣商店。他们还开办了夫妻店，收入不错，又能广交朋友，这真是全世界最理想的职业。每当我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我常想到假如我是个宗教领袖，而不是一名作家，那该有多好哇！我的日子就会过得舒心得多。”
我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边开车边听他唠叨。其实我们两人都清楚，奥萨诺除了当作家，别的哪行都干不了，他只能随着自己的思路去想象，去创作。
“这样我就可以组织一支由南方山地人组成的乐队，为了上帝，我给这支乐队取名为‘傻子乐队’。我特别欣赏他们对宗教的虔诚态度，也喜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严肃和自豪。他们很像正在受训的猴子，尚未把动作跟结果联系起来。关于这一点也许适用于所有的宗教，比如说以色列的希伯来人不就是那样吗？在神圣的日子里，他们禁止汽车和火车通行，同时还要和阿拉伯人打斗，而在意大利，天主教徒们对教皇是何等尊敬！我可真希望自己能统治梵蒂冈。我要写给世人一句话：‘所有的牧师都是贼’。这也将是我们的座右铭，将是我们的目标。基督教的问题就在于仍有少数牧师是诚实的，正是他们把一切都搞乱了。”
在以后的50英里的路程中，他先是喋喋不休地议论宗教，接着又转到文学，然后再大谈政客，最后快到目的地时，他一下子又扯到了妇女解放运动。
“你知道，我完全是为了她们着想的，我总认为妇女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即使在我对她们不公平时，我都有这种想法。有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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