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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情毒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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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里有力地敲击琴键时，她就和丈夫谈起这事。
“胡伯特，你听见了吗？”她一边问，一边倾听。
“什么？”胡伯特抬起头问。他正在读一篇关于巴伐利亚州议会最近一次会议的报道。他对绿党的一项新提案很是不以为然：该党反对在某个地方造房子，因为得砍掉三棵古树。房子是为一家医院的扩建工程而造的，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争论：究竟什么更重要，保证人的健康，还是保留三棵老掉牙的树？
“罗伯特在弹肖邦……”
“他不一直都在弹吗？”
“可是他现在弹出来的音乐像是青年贝多芬的……这么强劲，这么粗犷，这么热烈……”
胡伯特点了点头。他根本没有发现这一变化，他听不出这种细微的差别。说到音乐，这位处长先生就像只熊瞎子一样。有一次他太太动员他去慕尼黑国家歌剧院看歌剧《西格弗里德》，谢幕时他竟然说：“那家伙用剑把石砧砍碎了，这从材料学的角度看是不可能的。”看完《莱茵河的黄金》后他又说：“众神仙在一条彩虹上飞往圣贤祠，这算怎么回事儿呢？彩虹只不过是一种幻景而已。”自从那个晚上以后，盖尔达总觉得自己很寂寞。
“罗伯特在起变化，”她现在肯定地说，“音乐表现人的心灵……罗伯特像有什么问题。”
“对，在数学方面。”
“不是指这方面。”
“那是什么呢？”
“问题在深层次。”
“我儿子罗伯特还会有什么别的问题？他在补习数学，表明他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也能解决问题。”
对哈比希博士来说，讨论就到此为止了。他更关心的是绿党向州议会的提案，尽管他对此是无从插手的。哈比希属于那种静悄悄搞政治的人，他们的政治天才只有在自己家里方能得到发挥，而且搞的是“改天换地”的政治。可惜这种天才从来不为人所知，这就是孤家寡人式的世界改良者的悲剧。
那天晚上盖尔达为罗伯特做了他喜欢吃的巧克力布丁。吃完后她问他：“罗伯特，你有什么心事吗？”
“没有啊，妈，怎么啦？”
“哦，我只是问问而已，是不是在学校里或者是……”
“没有，妈，一切都很正常。”罗伯特故作高兴地说，“我能把握一切。”
第三节
这话听起来令人信服，于是盖尔达认为，贝多芬式的肖邦乃是偶尔的感情爆发，这样他儿子的内心矛盾就被暂时掩盖起来了。
然而，即使盖尔达了解真相也无济于事。罗伯特最近一次去托斯卡纳酒吧，发现那儿原来是家妓院，他决心要把乌丽克救出火坑。
救出火坑——谈何容易！怎么救法，救到哪儿去？他是什么人？一个18岁的高中生，囊中空空，唯一的资本是过人的智商和弹得一手好钢琴。就凭这能救人吗？他也不想想，乌丽克愿不愿意让他“救”出去。他对她的生活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却要加以干预，岂不是瞎胡闹吗？他凭什么以救星自居？他只是凭一种感觉，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是爱吗？什么是爱？这个问题困扰着他。他曾听同学们说过，他们怎样在长椅子上或者地下室里同女人交媾。他无法想象这和真正的爱有什么联系。他一再回想起他在伊萨河边草地上遇到的那个姑娘，他为她抹防晒霜时她的那种反应让他大吃一惊，结果还招来一顿臭骂。难道爱就是为了蹂躏一个女人的身体，然后向人夸耀说：“小伙子们，我把她撂倒了！”瓦格纳在《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一剧中所描写的至高无上的欢乐难道是这样的吗？不，爱应该有更多的内涵。
他同乌丽克的接触仅仅是握手，还有几次眉目传情。他欣赏她的身体、眼睛、声音和姿态，从她身上有一股无形的暖流通到他的身上，形成一种刹那间的心灵沟通……至少他自己是这么看的。当他见到乌丽克时，起反应的是他的心，而不是他的“性”，他完全不同于他那些随时准备拉开裤子拉链的朋友。
罗伯特以很大的克制做到了有四天之久不去酒吧。但第五天父亲又给了他100马克，于是他心中又燃起了去看乌丽克的欲望。
博罗让罗伯特进了酒吧，但拉住他说：“我警告你！”口气并不粗鲁，而是友好的。
罗伯特一下站住，问道：“警告什么？你对每个客人都要警告吗？”
“别傻了！你干吗缠着乌拉？”
“我缠她了吗？我只想喝杯鸡尾酒。”
“可你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看着她没完。”
“有人愿玩扑克，有人愿玩台球，有人愿玩妓女……我愿意看着她，各有所好嘛。”
“你是个大傻帽！”
“这话我听过多次……已经习惯了。我可以进去了吗？”
“对乌拉来说，你是个‘零’。”
“零也很重要，它可以使前面的数字大10倍。”
这话对博罗太深奥了，他耸耸肩，让罗伯特进去。“待会儿别说我没警告你，萨尔瓦多可是厉害得很。”
这时候酒吧里客人已经很多。迪斯科调音师正在放摇滚乐，有几对男女在跳舞。罗伯特绕过他们，在酒台前坐下。调酒师雷内先看见他，便用肘推了一下乌拉。乌丽克正在照顾一名胖胖的客人，听他说他在伊维萨岛上曾经一夜玩了三个姑娘。
她说：“吹什么牛啊！你能应付一个就不错了！”说完走向罗伯特。
“是你？”她用了“你”而不是“您”，但她的眼光像在抚摩他。
“是我。”
“好久没见你……”
“真的？”他的心在猛跳。
“真的。”
“博罗说，我对你只是个零。”
“博罗长着颗猩猩的脑袋。”
“他就是一只猩猩……不是吗？”
“你上哪儿去了？”
“在家里，复习数学，弹莫扎特和舒曼的乐曲，读了一本关于不明飞行物的书……我没钱，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会儿你有钱了？”
“够喝两杯鸡尾酒的。”
“我可以请你喝吗？”
“我不愿意依赖别人。”
“别胡说了！”
“那你在干些什么呢？”
“每天晚上都一样。”
“白天呢？”
“我们上次在摄政王游泳池见面时，有位摄影者给我们照了一张相，你记得吗？我把照片要来了。”
“你带来了吗？”
“没有……在我家里的五屉柜上。”
“你……把它装上镜框了？”
他俩都没有觉察到，他们之间忽然称起“你”来了，上一次见面还互称“您”呢。乌丽克点点头。
“因为它挺好看的。”
“就因为……”罗伯特见雷内给他端来一杯鸡尾酒，酒的颜色是墨绿的，闻起来像薄荷奶。
“谢谢。这是什么呀？”
雷内说：“这叫沃杜①，它能让死者复活，或者让活人死去。”他一面说，一面往萨尔瓦多望去。萨尔瓦多像往常一样，靠着一根柱子在观察。“请吧！”
①Voodoo，在海地流行的、来自西非的秘密教派。
在酒台的另一端，那个胖子举着双手向乌丽克打招呼，喊道：“怎么啦？你不能说走就走啊！谁来陪我啊？”
罗伯特喝了一口酒说：“他这是指你呢。”
“是的，是指我。”
“去吧。”罗伯特有点酸溜溜的，“这是你的生意。”
她犹豫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便向那个打招呼的客人走去，一面大声说话，让酒台边上所有的人都听得见：“胖墩，往下说啊，你坐飞机去伊维萨岛，就是为了搞女人……”
罗伯特再要拿起酒杯时，有人拽住他的手。萨尔瓦多站在他身后。
“我的任务之一是照顾好本店职工的利益，你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我说得够明白了吧？”萨尔瓦多说得很小声，只有罗伯特听得见。
“很明白……只是我不懂。”罗伯特坐在吧凳上转过身去，现在他离萨尔瓦多深色的眼睛很近了。“我并没有欠你那些婊子的钱。”
萨尔瓦多的鼻孔在扩张：“小子，当心点，没你的好下场。”
“你的姑娘有艾滋病？”
“你小子听着，你马上给我竖着走出去……要不然，就只有被横着抬出去。懂了吧？”
“不全懂。”
“还有什么问题？”
“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喝我的鸡尾酒？”
“因为我不愿意。”
“这不是理由。”
“我说是就是。”萨尔瓦多往后退了一步，这是拳击术的一条老规矩，要有一定距离，才能打得有力。“不许你再碰乌拉！”
“我们是朋友。”
“你们是个屁！给我滚，操你妈！”
这下罗伯特火冒三丈，居然有人这么下流地污辱他所崇拜的母亲！
罗伯特毫不犹豫，举手打了萨尔瓦多一个耳光，只听啪的一声，跟着是乌丽克的一声尖叫。可是，对萨尔瓦多这样的人，打耳光怎么行，该用拳头全力打他的下巴，只有这样才有效，否则毫无意义。
萨尔瓦多不是好惹的。他一拳击中了罗伯特的脸，把他打翻在地。罗伯特勉强想爬起来，萨尔瓦多又上去对他腰部踢了一脚，第二脚踢在他的胸部，第三脚踢在他的头部。罗伯特鼻子流出血来，痛得踡在地上，试图爬着离开酒台。这时乌丽克赶来，用一块大餐巾捂住他那流血的脸。萨尔瓦多后退一步，举起双手，好像一个足球运动员犯了规似的。
“大伙儿都看见啦，是他先打的，你们都是证人，我这是正当防卫……”
“是你污辱了他的母亲，你这头猪猡！”乌丽克冲着萨尔瓦多喊道，“不许你再碰他，不然我杀了你！”
萨尔瓦多瞪着她，好像她手里真的拿着一把刀或一把枪。他想，天哪，她干得出来！她怒目圆睁，嘴角抽搐，脸部肌肉紧张，犹如一头即将扑过来的猛兽。他又后退了两步，在一旁看着。乌丽克费力地把罗伯特扶起来，让他靠着墙，用餐巾为他擦血，搀着他，直到他能站稳。
她以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柔对他说：“来，来，我送你回家。”
罗伯特摇摇头：“我自己能走。”他接过乌丽克手里的餐巾，自己擦了擦脸，看着沾满了血的布，重复说，“我自己能走。”
“你不行，我叫辆出租车。”
“我的车停在不远的地方。”
“你这样怎么能开车！”
“我能！”罗伯特推开乌丽克扶着他的手，晃晃悠悠地走向出口处。萨尔瓦多目送着他，仍保持着犯了规的足球员的姿势。调音师亨利又放起了音乐，蒂娜·透纳的歌声响彻酒吧，两对男女又开始跳舞，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
罗伯特吃力地走到衣帽间。博罗迎上去，对他直摇头。
“我跟你说了，我警告过你，这下你吃亏了吧！真是个笨蛋！”
博罗把门打开，让罗伯特出去，还在他背后喊：“我跟你说了，你再也别来，把乌拉忘了吧！”
罗伯特在汽车里又坐了约半小时，这才感到有足够的力气开车回家。他原先想偷偷地溜进去，可是办不到。他父亲还在起居室里读杂志，里面有篇文章说，科尔总理总是对问题采取拖延术，坐着不动，直到问题不了了之。他母亲已经上床，在看一本关于三角恋爱的小说。对这种生活方式，她根本不能理解，她绝不会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情夫，一想起跟一个“男孩儿”上床，她就会恶心。
罗伯特没有办法，只好从父亲身边经过。
胡伯特听见儿子进来，只抬了抬头，还想接着看那篇关于科尔的文章。这时他猛然看到儿子的衬衫上有一大块血迹。他跳了起来，这才发现儿子的脸受伤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出了车祸。
“是车祸？损失大吗？怎么发生的？是你的责任吗？”
“车子一点没事儿，爸。”罗伯特知道躲不过去了。
“但你脸上全是血……”
“我……遭袭击了，爸。”
“袭击？”胡伯特盯着看儿子那张血迹模糊的脸，一面叫道，“上帝啊！你遭袭击了？怎么回事？在哪儿？谁干的？”他走到罗伯特身边，用手摸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内伤？我马上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袭击！我儿子罗伯特遭袭击了！就是因为我们的法律太宽松，到处都不安全，天黑了出去散步简直是冒险！我给海梅斯大夫去电话。”
“是个外国人，亚洲人，正在撬我的车时被我发现了。但他比我更快、更壮，会功夫，打得我落花流水。”
“我可怜的孩子！”胡伯特抱住儿子，亲吻他那带有血迹的额头，接着就发出了神圣的怒火。他用发抖的声音叫道，“就是这些外国人！我们还要忍耐多久？意大利黑手党，俄罗斯黑手党，罗马尼亚团伙，波兰盗匪，科索沃杀手……我们到底生活在哪个国家？50％以上的犯罪是外国人干的，而政府在干吗呢？无动于衷。警察呢，说自己无能为力。天哪！我们德国人究竟被置于何地？！”胡伯特喘着粗气，奔向电话，找到了家庭医生尤利乌斯·海梅斯大夫，大夫答应马上就来。接着他又打电话给慕尼黑刑警凶杀案科，对方声称，此事不归他们管，因为被袭击者还活着。但对方还是有礼貌地把电话转给了有组织犯罪案科，即第十三科，管毒品案、团伙犯罪、敲诈勒索和隐蔽侦察。接电话的人是探长彼得·赖伯。
赖伯先耐心地听取了方寸已乱的胡伯特的报告，然后说：“请您和您的儿子罗伯特来一趟我的办公室，好做个记录。”
“谁来？我儿子受了重伤！”胡伯特对着话筒吼道。
“他在医院里吗？”赖伯沉住气问。
“不，他在我家里。”
“他能走路吗？”
“他的双腿还没有被打断！您有责任来这儿看看一位重伤者。我是巴伐利亚州政府的哈比希处长，您要知道……”
“我们这就来。”赖伯挂上了电话。矛盾已经够多了，他不愿再添上一个又一个人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什么事，伤了感情总不好。
“这不是存心嘛！”胡伯特重重地扔下了话筒，“要让他们知道，我不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半小时以后，刑警官员来到哈比希博士的家。这时海梅斯大夫已经来了，他给罗伯特做了检查，没有发现内伤，只是鼻梁骨裂，腰部、肩部和胸部有淤血，左脸肿胀，右额角有伤口。大夫给罗伯特的头部做了包扎，看起来挺严重的。赖伯探长进门时，罗伯特还穿着有血迹的衬衫，更是给人一个重伤者的印象。
“你们可来了！”胡伯特咄咄逼人地说，“时间真够长的啦。”
赖伯解释说：“我们遇上了堵车。”
“堵车？警察也会遭到堵车？你们不会拉警笛吗？”
“我们只在紧急出动时才拉警笛。”
“哦，这么说，我儿子罗伯特被袭击就不是急案了？有点什么屁事，就光听见嗒嘀——嗒嘀的乱叫，而真有重伤者要求救援时……”
赖伯对这些侮辱性的话只当没听见，何必找麻烦呢？别人总会说：那是一位过于激动的父亲在发脾气。
赖伯问罗伯特：“您说说吧，什么地点，什么时间？”
“大约是22点30分，在霍尔茨维森大街。”
“在新佩拉赫区？”
“是的。我朋友住在君士坦丁街，我请他辅导数学。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我没找到停车处。当我从朋友家里出来后，打老远我就看见有人在动我的车，我跑过去，嘴里叫：‘干什么的？’我想抓住他……是的，以后就只记得我脸上被打了一下，我就倒下了。当我爬起来时，那家伙早跑掉了。是正宗的功夫……”
“功夫？”赖伯觉察到有点不对劲。
“那人是个亚洲人……”
“您肯定吗？”
“当然，我抓住了他的短风衣，看清了他的脸。”
“是中国人，朝鲜人，还是越南人？”
哈比希博士激动地插嘴说：“我儿子罗伯特又不是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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