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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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与宋之间的关系再次破裂。元昊死后二十年，宋朝进入神宗的年代。继仁宗、英宗之后，年少气盛的神宗即位之始就立志收复被西夏占领的失地。

河西持续了近三十年的太平之梦终于惊醒，再次进入战乱时代。就在这时，从于阗到沙州来了一个商人，他声称受于阗旧王族家人之托，给三界寺带来了捐赠的物品。这些物品都是于阗玉石和织绵之类，颇具价值。于阗王李圣天曾经在千佛洞开过佛窟，听说已荒废多年，所以他们还想托寺庙代为修葺。

同时，三界寺里的还有一个使役，也是受人之托，拿来了一件与于阗王族不同的东西。这是一个小包裹，打开一看才知道是一本书卷和一封信。信中写道：

“……缘分所至，在下因人之托，得获沙州节度使曹氏家谱一卷。日后一旦有便，万望后来之人将此家谱捐赠寺庙之中，并为曹氏一族祈祷冥福。曹氏在河西世代为官，虑及当局忌讳，此事不便张扬，而在李圣天所开佛窟中祭祀即可。李圣天之女乃曹家儿媳，多少也算有些亲情也……”

信上所言之事是用汉文、西夏文和左书的回鹘文写成的，笔力遒劲，字迹工整。从用三种文字书写这封信来看，可以肯定不是西夏占领沙州以后的事，写信人是考虑到这封信将来不管落到谁的手中，都可以被人看懂。他在信尾处的落款是“大宋潭州府举人赵行德”。

三界寺依照于阗旧王族的拜托，尽快地修复了李圣天当年开挖的佛洞，并依照另外一位委托人的请求，在洞中设坛，将一卷曹氏家谱供奉其上，享受祭祀。正如赵行德在信中所嘱，寺庙未敢公开设坛祭祀曹氏家族。因此除了三界寺的住职僧之外，无人知晓坛上供奉的是曹氏家谱，也不知为何人祈祷。

曹氏家谱自一世祖曹议金开始，一共记录了曹氏八代宗主的姓名，以下分别是元德、元深、元忠、延敬、延禄、宗寿、贤顺，并且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生辰八字以及毕生的业绩。最后一代宗主曹贤顺为了抵抗西夏入侵，战死疆场，他的忌日是景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与其他宗主有所不同，在卷末还记下了贤顺之弟延惠的生平，“生前笃信佛教，西夏入侵之时，耻于逃避，遂独自留守城中，于大火中自焚身亡……方丈室内化尽十方，一窟之中宛然三界。檐飞五采，动户迎风……”后面的这一段文字读起来颇似祭诔。他的忌日也是景佑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与其兄相同。

曹氏家谱仅在洞中供奉一日，第二天就转移到庙里的藏经阁中去了，从此不得再见天日。

光阴荏苒，时代变迁，历史的长河流逝了几百年，沙州在这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数易其名。宋时被西夏占领，失去了州名；尔后，在元代又再度称作沙州；至明代则为沙州卫；清朝乾隆年间改为敦煌县。所谓“敦煌”，是宏大昌盛之意。昔日两汉、隋唐年代，此地作为西域文化传入东方的必经之地，曾经一度灿烂辉煌，故而得此地名，两千年后这个值得炫耀的地名又得以恢复。

乾隆以后，随着敦煌这个地名的恢复，鸣沙山千佛洞也被改称为敦煌石窟。但是敦煌石窟并没有因为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而兴盛起来。敦煌县附近虽然有些人知道这些石窟，稍稍再远一点，就完全无人知晓了。这些石窟群就这样在历史的长河中默默无闻地湮没于沙漠之中。

本世纪初，有一位名叫王圆禄的穷道士来到鸣沙山，发现了埋没在沙尘中的石窟群，于是他就在把一个石窟打扫干净，并住了进去。自西夏入侵此地，到这时候已经过去了八百五十多年了。王道士躬腰驼背，全无一点风采，加上满脸的晦气，一副穷极潦倒的模样。一日，他在一个石窟中清扫浮尘时，偶然间在北面的洞壁上发现有一处地方比四周更加突出。他用一根木棍将突出处的泥土捣下来，却发现这一处壁面发出异样的声响。王道士又找来一根更粗的木棍，朝着那个地方用力地敲击。敲了两三下后竟将壁面敲破，原来是个洞穴。他向里面看了一眼，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发现泥土落向里面，可知这个洞是空的。

王道士又拿来了一把铁锹，花了半天功夫，总算是把洞口的泥土都挖开了，但还是看不清洞内到底有些什么东西。他回到自己的洞窟，又拿来了蜡烛，借着烛光再朝洞中张望，他终于发现了洞中的秘密，这个洞里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经卷。

王道士赶紧将此事禀报敦煌县衙，但是等候多日，仍不见有任何回音。王道士没有办法，只好再次去县衙打听，敦煌县却只是让他代为妥善保管。

王道士看到有游客来参观千佛洞，于是他就将这些游客引到自己发现的洞中，向他们展示洞中大量的经卷，再添油加醋地向他们神吹一通自己发现这个藏经洞的过程，由此换得一点布施，倒也不愁温饱。

1907年3月，英国探险家斯泰因来到敦煌。他参观了千佛洞，来到了王道士的洞窟。斯泰因将洞中的经卷一一拿出。王道士看到这个英国人居然敢于进入自己都不曾涉足的洞穴之中，甚感惊讶。

斯泰因对这些经卷小心翼翼，逐一展开，仔细研读。他将洞内将近三分之一的经卷都取了出来，所以费了不少时日。英国人与王道士商量，他愿意给他一大笔钱来换取他的这些经卷。王道士这时才知道自己找到的这些经卷是古籍，他为这些书籍能够换到如此之多的钱而感慨万端。

英国人想换取全部的经卷，但是王道士担心官府日后追究，执意不肯依允。最后英国人只买走了六千卷，但装箱之后，雇了四十头骆驼，才将这些经卷从千佛洞运走。

1908年3月，又有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石窟，这次是法国人贝利奥。他想得到王道士洞中剩下的经卷。王道士见县衙始终没有回音，他左思右想，不知如何处置是好。最后他出于对当地官府的责任，还是不愿意全部出让。

贝利奥将剩下的经卷的一半，大约有五千多本，买了下来，并于当年5月，雇了十辆车运走了。

贝利奥走后，王道士也暂时离开了藏经洞。由于藏经的数量的减少，游客也无心观赏了，甚至有人对此事起了责难之意。

以后的数年中，日本和俄国的探险家又来找过王道士。王道士对手中剩下的宝物越来越少深感惋惜，同时又迫于贫困，还是不得不拿它来换钱度日。他心里一直在想，为什么这些外国人都跑到这里来买这些旧书呢？

俄国人走了之后，又过了一年，从北京来了一些军人。他们把洞里剩下的经卷全都用马驮走了。这些军人来时王道士躲了起来。他打听到这些军人都走了时，又到藏经洞来了一趟，但是洞里连一片纸都没剩下，一空如洗。王道士点了一盏灯火，走进洞内。周围的洞壁上只在北面画有壁画，这时也都可以看得到了。画上画的僧侣穿着朱色的衣服，站在他们对面的女人的裙裾是青色的，王道士面对这些精美的壁画，看得目瞪口呆。

王道士从洞里出来，坐在石窟口前的一块石头上。千佛洞前茂盛的树木在清风的吹拂中轻轻地摇动。柔和的阳光下，四周静悄悄的。王道士懒洋洋地看着这些风景，心里在想，这个洞里藏的古籍还不知道是多么贵重的物品呢？如果不是这样，那为什么那些老毛子会一个接一个地跑到这里来买呢？自己眼拙，看不出其中的价值。报告给县衙，他们也搞不清楚。看到外国人拿走了那么多以后，连北京的军爷也坐不住了。自己肯定干了一件蠢事，与人家做了一桩最不划算的买卖。王道士想到自己让一个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从眼皮下白白溜了过去，沮丧得不得了，呆呆地坐在那里不愿起来。

事实上，藏经洞里的宝物比王道士想像的具有更加巨大的价值。这种巨大的价值就连将经卷运走后向学术界做了介绍的斯泰因和贝利奥在当时都并不了解。

这些经书的种类繁多，全部共有四万卷，包括公元三、四世纪时的贝叶梵文佛典，用古突厥文、突厥文、藏文、西夏文等文字写成的佛经，世界上最古老的手抄经文，甚至还有大藏经中都未曾收集到的佛典。出土的藏经中还有禅定传灯史的贵重资料，各种极具价值的地方志，摩尼教和景教的教义传史书。特别是其中大量的梵文和藏文典籍等，对于当今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有着开创新纪元的重大作用。另外，其中包含的各类史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东洋史学和中国史学的研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敦煌石窟出土经卷不仅对东洋史学，对世界文化史上的所有领域而言，也都是灿烂辉煌的瑰宝。要想判明它们对这些领域的改变将起到的重大作用，还需要后人付出更多的时间。

作者后记

拙著于《群像》杂志昭和三十四年一月至五月刊上分次连载。写作过程中曾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藤枝晃先生鼎力相助，深受教益。付梓在即，谨向先生深表谢意。

乙亥年七月廿五日于武龙山精舍赵健章

井上靖与他的作品



从井上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他与世间一般的人相比格外特别。尽管双亲健在，又有弟妹，但他一人却远离父母，与毫无血缘关系的祖母一起在一个仓库中度过了幼年时代。少年时又由于父亲担任军医，经常调动，所以独自一人离开父母度过了自由的中学时代。这个时期的故事，井上靖在他的自传和自传体作品中作过描写。例如《拉车的白马》、《幼时的事情》《夏草冬涛》等。通过阅读这些作品，在井上靖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中徘徊时，几乎可以找出后来促成井上靖成为一名小说家的全部原因。即使说正是因为这种特别的幼年时代才产生了小说家井上靖，也并非言过其实。　

井上靖明治四十年（1907年）五月六日作为长子出生在北海道的旭川，这是因为他的父亲井上隼雄当时正在旭川第七师团的军医部任职，其实他们家的原籍在静冈县田方郡上狩野村的汤之岛。井上隼雄出生在上狩野村门野原的石渡家，从金泽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成为一名军医，后入赘井上家，与他们家的长女八重结婚。井上家自明和年间以来一直在伊豆行医，听说他们的始祖是从四国来的流民，带着他的母亲来到汤之岛，脱掉了草鞋，在当地安了家。井上家先辈中最让井上靖尊敬的是相当于第五代的曾祖父井上洁。井上洁从师于前辈军医总监松本顺先生，年青时在县立三岛病院任院长。中年退休后回到家乡汤之岛。当时他是伊豆一带众人皆知的名医。传说他还乘着轿子到沼津和下田去出过诊。　

井上靖五岁的时候离开父母，回到家乡汤之岛，由曾祖父的一个叫加乃的妾一手抚养。加乃长期伺奉井上洁，他为了报答她的辛劳，让她作为八重的养母入了户籍。所以在家里加乃就成了井上靖的祖母。本来把井上靖寄养在加乃那里是怕又有弟妹出生的权宜之计，但后来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就一直继续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井上家的长子作为所谓的“人质”放在自己的身边，加乃精神上感到有了保证，也不愿意放手。井上靖与加乃住在仓库的二楼上，一天到晚听她讲松本顺和曾祖父的故事。井上靖在《我的成长史》中用“同盟”一词来形容他与没有血缘联系的祖母之间的关系，幼年的特殊环境使得他从小就学会了面对现实，也可以说形成了以后将他造就为一名作家的基础。　

大正三年（1914年），井上靖进入汤之岛小学，当时小学的校长是石渡盛雄，他是石渡家的户主，父亲隼雄的哥哥，也就是井上靖的伯父。井上靖读二年级时，他母亲的妹妹美琪从沼津的女子学校毕业回到了家乡，并应聘在他们的小学里当代课老师。美琪和她的姐姐八重一样，长得很漂亮。美琪疼爱井上靖，井上靖也喜欢年青漂亮的姨妈。也许在井上靖的心目中，美琪不知不觉地代替了远在他乡的母亲的形象。对母亲的思念转化成了对姨妈的喜爱。　

美琪爱上了学校里一位年青的同事，怀孕以后就退出了学校。怀有身孕的美琪为了避人耳目，夜晚乘人力车出嫁，这个情节在《拉车的白马》一书中有一段优美的描写。美琪出嫁后不久就患病去世了。这位青春早逝的姨妈的美好形象在井上靖的心中成长、升华，最后发展成为一种永恒的女性偶像。寄托在年青姨妈身上的对母亲的思念在他日后的作品中继续生存下去，表现为对理想女性偶像的憧憬。可以说《射程》中的三石多津子、《冰壁》中的美那子、《风林火山》中的由布姬和《灰狼》中的忽兰都是这位年青美貌的姨妈的化身。　

井上靖读小学六年级时祖母加乃去世了。此后为了考中学，他来到了父亲的驻地滨松。由于祖母的死和环境的变迁对年少的井上靖内心的打击，使他没能考上滨松一中。但是第二年的四月他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成功。入学后不久在静冈县的优等生选拔会考中他又取得了一等奖。井上靖读中学二年级时，父亲转任台北卫戌区病院院长，他转校到沼津中学，住在三岛的伯母家，每天要走七、八里路去上学。也许是由于离开了双亲的约束，井上靖的成绩一直下降，读四年级那年的四月他被送到沼津的妙觉寺寄宿。他变得越来越懒惰，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交上了爱好文学的朋友，学会了抽烟和喝酒，文学在他心中开始萌芽。　

描写沼津中学时代的作品是《夏草冬涛》。这部作品中同时描写了性的觉醒和文学的萌芽，其动机之一就是自卑感。这部作品中到处都触及到一个乡下长大的少年面对都市时产生的自卑感。少年在他亲戚家漂亮的姐妹面前表示出来的对异性的爱慕与乡下人的畏缩相混合的那种感情给人留下了特别的印象。　

自卑感和思念母亲的情怀共同组成支持井上靖文学的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也许是这种自卑感导致了乡下人的畏缩，但是更合情理的原因恐怕是三番五次的考试失败。只有上小学是一帆风顺的，以后无论是考初中、高中还是大学都是几经周折。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井上靖已经二十八岁，成了有妻室的人了。这些都对一个青年敏锐的感受能力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井上靖自己就曾在《我的成长史》中这样描写过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变化成各种形式，直到后来都在影响我的人生。”　

井上靖的很多作品中都有这种自卑感的描写，例如《一个假画家的生涯》就是随着一个制作日本画赝品的画家的足迹，围绕着自卑感这个主题而展开的；而《敦煌》中因瞌睡而失去考进士机会的赵行德可以说就是作者本人的写照。　

井上靖昭和二年四月考入第四高等理科学校，进校的同时加入了柔道部，他试图改变以往的懒散生活，没日没夜地投入到禁欲式的练习之中。三年级时，由于在柔道练习时间上与师兄发生冲突，最后从柔道部引咎辞退。在这一段时间里井上靖开始创作诗歌，并向富山县高冈市的《日本海诗人》投稿。他还和高冈市的年青诗人一起创办了《北冠》杂志。就这样井上靖开始了他的文学放浪时代。　

昭和五年（1930年）井上靖进入九州帝大法律文学系英文专科，不久就丧失了继续读书的兴趣，去了东京，住在驹入的植木屋二楼，沉溺于阅读文学书籍之中。但他并不是成天散漫和懒惰地混日子，除了与朋友一起创办杂志《文学ABC》之外，还加盟福田纠夫主办的杂志《焰》，每日乘京王线从驹入到世冢的福田家去专心学习写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