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黑手党的秘密生涯-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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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快，是吗？”孙尼说。“给多尼一颗了吗？”

契柯说；“没有，我全吞了，一共20颗。”

“全吞了！你疯啦？”

“现在我的精神特好，怎么也抑制不住。”

“你这小子真混账。你哪能把‘佐姆斯’当玩具用啦！从秘鲁进口的啊！你居然还活着，真是命大！”

既然我们现在要和特拉弗坎特打交道，我们想把第一流网球俱乐部搞得相对整洁一点。我们不想把俱乐部搞成像赌场那样过于引人注目。因此，我们开设了另一个俱乐部作为赌牌场。这个俱乐部只是一个小店铺，在迪克西公路的1227号，离网球俱乐部两英里。孙尼给了我500块钱，用于保安费用。我们把网球俱乐部后室的牌桌都移到了那一边，发牌的人也跟着过去。这样，夜晚的赌牌活动继续进行。

孙尼说：“我们要好好干。那老人说，他这一带有500个人马，可是都老了，力不从心。他在这个州里正寻找新的血液，也就是我们这些人啦。”

罗西曾经认识一个人叫台迪，是这一带的赌博登记经纪人。台迪想为我们搞足球方面的赌博登记。我们安排他去见孙尼。我们5个人——台迪、我、罗西、孙尼和勒菲蒂——坐在塔希提饭店的游泳池边。台迪说，他管理过第一流的登记经纪业务。孙尼考问他：他干这门业务有多久，他参与这个活动有多少，他是怎么管理的，等等，什么都问。

台迪走了以后，孙尼说：“我不想让那个家伙管理我们的业务。他以为他很精明，我看他到后来会欺骗我们，我也会叫他一命呜呼。眼下，叫约…约看守电话，管赌博的事，契柯可以管理收支帐目。”

孙尼来往于纽约和佛罗里达之间，和特拉弗坎特会见，巩固他自己的地位。8月8日那天，他和勒菲蒂来到了这里。孙尼在寓所里打电话给我和罗西，叫我们下午3点30分到塔希提饭店的咖啡馆里。他说：“那人要来了。”

我决定带个发射机。

我见到了联络特工，收到了发射机。我和罗西在我的寓所里试了试。罗西对在外场的特工迈克·朗斯福德叫了话，我就对发射机说话。可是，朗斯福德的收音机里什么声音也没有。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试用，到后来时间快到了。朗斯福德什么也没有听到。

罗西说：“这种装备说起来多么好，可是用起来不管用，要这种东西干什么？”

这时候你的心情怎么也说不清。你戴上了这么个仪器，冒着暴露目标和生命的危险。你放在身上，可能一放就是一整天或是一整夜。你以为录到了重要的谈话。可是接收的人什么也收不到，要么收到的就是嘈杂的响声，要么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仪器又是好的。也可能是用了多次以后又拿来用的。可是就是不管用，谁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我身上带着发射机，如果被逮住，这帮家伙首先想到的是；以为我是个通风报信的人。如果你是个警察或特工，他们可能以为干了不止一次，因为你是在执行任务。现在我和这些家伙已经相处了4年。他们根本不会相信我是特工，会以为我变了心，变坏了。对我不会有一点余地，只有死路一条。

此时此刻，我正要和孙尼·布拉克一道出门，他要会见桑多·特拉弗坎特，我要带什么不成玩艺的发射机。事先发现了毛病这还是好事。可是，我和罗西越是想使它能用，越是在谈论它，我们的心情也越是沉重。

最后，我收拾收拾，把发射机朝墙上一扔，正好砸到了窗子附近，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下，弄得不像样子。我说：“这种不成样子的发射机至少不会再有人用它了。”

我和罗西来到了咖啡馆。孙尼和特拉弗坎特及湖西克正坐在桌旁。他示意要我们单独坐到另一张桌子旁。胡西克走了过来，想要我们带他到瑞基新港的瑞奇路上，看一看正在动工的宾戈赌场工程。我们回来以后，孙尼和特拉弗坎特还在那里谈话。孙尼叫我们坐到柜台那边去。

半个小时以后，孙尼出来对罗西说，叫他为我们三个人预订晚饭，地点在杜纳了街道上的好胃口饭店。他还交待我们：“你们俩到勒菲蒂的房间去。”

勒菲蒂住在孙尼的隔壁，正躺在床上看电视。罗西按吩咐拿起电话，我站在门口。

孙尼和特拉弗坎特走了过来。孙尼要我到他的房间去。进去以后，他向我介绍。

“多尼，这是桑多。桑多，这是多尼。”桑多透过深度眼镜，眯着眼睛看看我。

我和我的第二个黑手党老板握了手。

第十五章　毒品和枪支

孙尼要我到纽约去，要我们把正在进行的各种非法活动向他汇报。主要是宾戈赌场、彩票以及赌博活动。我去了他住的里弄，这是第一次。

孙尼的私人交谊俱乐部，意大利——美国战争退伍军人俱乐部，威瑟斯股份公司，位于布鲁克林的格林波因特地段，在格拉汉姆和威瑟斯街道的交界处，格拉汉姆大街的415号。里弄很安宁，很安全，市面上干干净净。公寓大楼两三层高，大多数是小店铺或设有店堂的寓所楼房。这和南边的本森赫斯特地段的里弄很相似。南边那里我和吉里及科隆坡家族的成员打了4年交道。这两处里弄一个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让人感觉到，外来的人很快就受到注目。

威瑟斯俱乐部前室很大，有酒吧间，有几张牌桌；后室有一张办公桌，电话多部，一个洗涤槽，还有男卫生间。靠相交处的斜对面，即格拉汉姆街道的420号，是影院俱乐部，是孙尼及其一伙另一个娱乐场所。前门上没有招牌。外墙上有一层假散石。三层楼房上面的那层地板上覆盖着棕色的墙木板。影院俱乐部前室是酒吧，有大型投影式电视，一架弹球机，几张桌子。酒吧后面有个大鱼缸，里面养着热带鱼。后室是个小舞台，有一个弹子台，一部自动唱机，几张牌桌。离后室不远的地方是厨房。

正如小意大利区的俱乐部一样，孙尼一伙中的老练党徒在夏季就在这儿进进出出地消遣。他们的车子，大多数是卡迪拉克牌轿车，就停在这儿或者是街区的双层停车场。

孙尼说：我不应该为花费、为旅馆的不便这样的事烦神；我应该住在他的寓所，就在影院俱乐部上面的顶层上，即无电梯的3层楼上的套间。那是现代化的、实用的单人卧室。进了过道，左手有个小厨房，前面是餐室，右手是起居室，里面有可拉动的沙发，孙尼的卧房就在附近。那儿没有安门，有一种像楼梯式的梯子通向屋顶，他在那儿养了竞飞鸽。

他的寓所没有安装空调，因为大楼没有设这种安装。那天晚上热得够呛。他打开了窗户，从那儿就可以看到相邻的屋顶。我睡在起居室的躺椅上，他睡在卧室里。

我仰卧着睡觉，身上大汗淋漓。我醒来时，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摸我的胸口。一开始我眼花瞭乱，还以为是一双手压在那里，那手指抓我的脖子——有人要把我掐死。

原来那是爪子——一只老鼠。

我吓得浑身哆嗦，连眼睛也不敢睁开。睡在一个黑手党副官的寓所里根本用不着烦什么神，可是大大小小的老鼠令我心惊肉跳。我看到不论是死老鼠还是活老鼠，我都害怕。我家里要是有老鼠，我妻子或孩子一定会处理好的。

现在我要遭到老鼠咬，要死于狂犬病。

我屏住呼吸，一面倒计数，然后一骨碌跳下来，抓到什么是什么，在房间里乱打。我开了电灯，老鼠咚咚跳到了地下。

我看见的原来是一只猫。那猫儿跳上了窗户，穿过房顶，消失在黑暗之中。

孙尼跑着进来。“究竟发生什么？”

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他笑得地动山摇。“又大又壮实的男子汉，竟然还怕老鼠。待会儿，我给你讲讲各人在这方面的趣闻。”

我浑身战栗。“孙尼，这样的趣闻你还是不讲为好，谁的趣闻都别讲了。如果你这儿安上空调，我们就不用开窗户，让世界上的动物到房里来。”

“对啊。”

“谁都可以从那扇窗户进来，孙尼，这不安全。”

“是啊，是啊，”他回到卧室，还大笑不止。

大约6点半的时候，他叫醒了我。他已到街对面的面包房买来了油酥点心，煮好了咖啡。我们穿着衬衣，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喝咖啡，吹买卖。

他的卧室里有哑铃，一条杠铃推举锻炼凳。我们一起在练习举重。

我们上了屋顶，他让我看竞飞鸽。

他有这些鸽子，感到很得意。他喜欢在屋顶上消磨时光。他有3个鸽笼。屋顶上和笼子顶上都装有短小的尖桩篱栅。

他告诉我怎么样调和鸽食，里面要加点多种维他命，以保持鸽子的耐力。他解说了鸽子的不同种类，对于在远距离飞翔的鸟儿，不同的鸽种可以和远距离飞行的不同种类的鸟儿相比。每只鸽子的腿上都有标记环，以便识别。他说，各个城市里有多种多样的鸽种。鸽子总会飞回家，飞到自己的笼子里。主人有个钟式记录器，能在标记环上印着鸽子的飞行时间。他说，你可以赢得的钱数达3，000美元。

他说：他曾经想到过许多好主意，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在屋顶上照料鸽子期间想出来的。

作为就在这个里弄里长大的孩子，他告诉我：他本来只不过是街道上的一名小偷。他说：“对于是不是一个党徒，我并不在乎，我这么干已经相当不错了。”可是后来，他到了这样的时刻：如果没有党徒们的允许，他想在里弄一带再干他的偷盗就不行了。“因此，加入他们一伙总比和他们较量要容易些。”他就成了持械强盗，最后终于当了党徒。

他谈到了党徒的政治。科隆坡家族的情况已经很糟，因为卡明和阿里·鲍伊都被控有罪。他暗示科隆坡家族内部的权力斗争正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现在整个的情况是：你有多强、你有多大权力、你有什么卑劣的手段——这些都是你在党内崛起的关键因素。”在屋顶上和鸽子在一起的时候，孙尼与我谈话一次又一次提到了这个话题。“天天都得斗，因为你不知道谁又在瞄准了你，想把你打倒，尤其是你当了副官或老板的时候。天天有人想打发你，想取代你的位置，搞得你无时无刻不紧张。为了保持你的权力和地位，你天天都在搞欺诈。”

当我们和党徒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又有所不同。孙尼像个副官的派头，为人所尊敬。在大街上，或者在处理业务问题时，你可以看到他不仅受人尊敬，而且令人畏惧。可是在这儿，身边没有其他人，我们俩拂着习习的风，好像很平等。他谈到了他怎么样喜爱自己的孩子，对佛罗里达感到非常乐观。他怂恿我搞毒品交易，要我们计划一下，再搞一次拉斯维加斯之夜。

他给了我一把钥匙，这样无论他在不在，只要我想用他的寓所随时都可以用。有时候，他到斯塔藤岛，住在朱迪的寓所里。从那以后，我每次到纽约来就几乎都住在孙尼的寓所里。

我回到佛罗里达以后，给孙尼寄了两个吊扇，好装在他的寓所里。他给我寄了两大箱听装鱿鱼，意大利面包，意大利冷切肉以及奶酪，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这些东西，而且在佛罗里达这里，我买不到纽约一类的最好食品。

我们搞赌博经纪业务、放高利贷所赚到的钱，孙尼感到不满足，想从纽约派个人来这儿管理。我和罗西想到了另一个好主意：我在费城有个朋友，是个特工，其隐蔽姓名是艾迪·舍农，自从1968年以来我就认识了他。那时候，他是费城警察局的侦探，我在海军情报局工作。他现在在巴尔的摩，管的是一个地下赌博登记经纪业务。

我对孙尼说：“我认识一个伙计，他能管理登记业务。他不是意大利人，是爱尔兰人，但挺能干的。下次你到这儿来，我叫他也来。你可以对他作些了解，单独同他谈谈话。如果你喜欢，那更好。这由你做主。如果你要他和我们一起干，他就会留下来干，因为他还欠我的情。”

“那好，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爱尔兰人，”孙尼说。

孙尼到这边来待一两天，以便了解艾迪·舍农。然后他说：“我喜欢这伙计，很机灵，见识广。他对你很忠心，一个顺从的伙计，我喜欢。在这儿给他弄个寓所，叫他搬进去住。”

舍农有了寓所，和我以及罗西住在同一幢公寓大楼里。住在这里的其他特工接收并监视从第一流网球俱乐部里传出的微波图像。

我和罗西继续搞潜在的毒品交易侦破工作。就是说，我们把从事这些活动的人串连起来，然后采取跳踢踏舞的办法使他们不能从事实际的毒品交易。我们加强联络，说我们有销路，可以通过“我们的”人能销售多少多少，以此尽量获得毒品的来源渠道。我们又以毒品来源渠道的多种多样来保持孙尼和勒菲蒂的兴趣。但是我们尽量不使大批毒品买卖成交，也不采取任何搜查行动，因为一搜查就破坏了我们的破案计划。我们采用的策略是：联系卖主，从他们那里获得毒品情报，套住他们；另一方面，让孙尼和勒菲蒂保持兴趣，但始终不让这两方人员有直接接触。

我们通过接触，准备提供大范围的毒品。我们联系到当地一个伙计，以每磅15，000美元出售可卡因；还有一个伙计贩卖安眠酮，每片售价80到90美分，大麻每磅230到240美元；在可可滩那里有个可卡因贩子；在墨西哥城那里有个海洛因贩子，用双引擎匹帕·阿兹台克飞机运送毒品。当地一个伙计说：如果我们能向他提供飞机，他可以来往哥伦比亚，弄到90％纯度的可卡因，两个月内能赚100万美元。他要25，000美元预付款，每跑一趟要50，000美元旅途费。这位伙计还说，他在南美能弄到“安眠酮”，每片20美分。我们和这些人一个一个地交谈，反反复复地议论价格，提些问题，作出承诺，然后又毁约。

勒菲蒂对我和罗西说：“联邦调查局里有我的档案，说‘此人不吸毒’，这句话就写在我的像片旁边。”

我们议论到，南佛罗里达那里有多少年轻的百万富翁，他们就是由于贩毒而发了大财。

孙尼总是在谈论海洛因、可卡因、大麻以及安眠酮。有一次，他对我说：“目前不要搞什么可卡因。现在纽约能卖大钱的是烈性品和大麻。”他立即就能向一处销售300磅大麻，向另一处销售400磅。“我希望有个充实的来源，保证每周提供100磅。从我销售处那里，每周可以净得10，000块。我们要先拿出20，000块预购第一批货物。”

在电话里交谈的时候，我们用“鸽食”这个暗号代替毒品。我在电话里向他说起，我们有个新的联络伙伴。他说：“带点鸽食的样品到纽约来。”这样他可以作出鉴定。

罗西口袋里装了点样品，我们一起到了纽约。布比在肯尼迪机场迎接了我们。他向我们介绍了尼基·桑多拉。尼基身子过胖，头发鬈曲，是个乐天派，在孙尼手下干事。

布比问我带了样品没有。

“大麻？托尼带了。”

“我以为你们带的是海洛因。”

“我以为，孙尼所指的是大麻。我估计，我们使用的暗号弄混淆了。”

布比心里有点烦，因为他有个朋友就站在我们这里，他是来验证海洛因的样品。

“那我们下趟带了，”我说。

尼基开车送我们到长岛的利特尼克，孙尼临时住在那里。尼基谈到了赌博登记业务。他最近才从牢房释放出来。他说：“我守电话，打了4次赌，就判了罪。你能想得到吗？”

孙尼住在利特尼克的北海岸公寓里，和他一起住在那里的还有个伙计叫约翰·帕尔佐拉。

孙尼说：“你说，你带来海洛因样品。”

“没有，我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