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情使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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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兰德先生。”

“有什么新情况吗？”

“还是老样子，兰德先生。几辆卡车。”

“货车。舒尔西斯，货车。要照当地人的说法。你老是记不住。”

“是，兰德先生。”

“那个招灾惹祸的星期日花园酒会的计划你听说了吧？”

“克罗夫特先生已经向我作了简要介绍。各界名流出席的盛大酒会？”

“这个计划不会实施。”

“怎么了？”

“不会成功。不会举行什么酒会，因为这个方案正遭到我们的抵制。”

“可我听说这是福尔默夫人亲自拟定的方案？”

“这个，你不懂。”

“是，兰德先生。”

两人操着美国腔进行沉闷乏味的交谈，陈设简陋的屋子里响起一片嗡嗡营营的细弱回音，仿佛这场谈话是从遥远的天外传来的。年轻人唯唯诺诺口口声声说出的“是，兰德先生。”具有使人心神安宁的作用，好像他们本来也可以在一座大教堂的圣坛和最后一排长椅间相互交谈。

“收拾一下跟我走。”兰德对年轻人说。“我们要增加两人操纵电子监控系统，你和迪尔特里奇里里外外一切情况都要录下来并加以整理。”

“包括福尔默夫人的电话？”

“要特别留心她的电话。”

“是，兰德先生。”

矮个男人向年轻人射出挑战的目光。“准备动身，小伙子。”他看着舒尔西斯将自己的工具放进一只普通的帆布行李袋，起身锁上拉链。

“都妥了，兰德先生。”

这两人看上去毫无共同之处。舒尔西斯仍然像个稚气未脱的学生，背上行囊回家度暑假。拉里·兰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的负责人，神情举止丝毫不带书生气。他像什么人呢？退休的职业赛马骑师？体育教练？或是从事某项体育活动的运动员？他那身体前倾的姿势里有一股咄咄逼人的意味，一种“比赛一定得赢”的斗牛犬般执拗的神态，与他下命令时简洁干脆而又充满自信的急促语气十分协调。

兰德转过身，领先出屋来到一张摆满窃听设备的长桌旁。几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戴着耳机，似乎在听音乐排行榜上前40个流行曲目。不过他们不时匆匆地记着什么。

一旦投入工作，拉里·兰德那斗牛犬般不容违拗的神情便荡然无存。他脚步轻快，时而转身，时而后退，时而偏转脑袋，像是一只技术熟练的牧羊犬。他深谙治人之道。也许他本能地知道什么时候只消轻挥鞭儿，或是哇啦哇啦地下一通命令，手下这一大拨人就会乖乖听他调遣。

他让舒尔西斯在长桌的另一端落座。“这个机子会自动下达侦听指令。”他解释说。“看见控制板上的信号灯亮，你赶紧报一下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否则的话，将来要核对那盘磁带是什么时候录的可就麻烦了。明白吗？”

“是，兰德先生。”

“动手干吧。”

兰德的身子转向窗口。他发现对面温菲尔德官邸顶层房间有一个女佣正站在窗边，往玻璃上喷了一点点清洗液，漫不经心地擦着。在他看来，这样搪塞应付比索性啥也不干更糟糕。你出钱雇女佣干活，干不好，就把她辞退。可是对面那个出工不出力的女佣，猴年马月才会受到惩处，而且在此之前，她还会不断偷主人的钱。

他收回目光，打量身边的这群小伙子。他们仿佛正围坐在一张长桌边温课迎考。的确，这是一场考试。敌人每天都会玩弄骗人的把戏，你应该有能力戳穿。这场考试永远没有穷期，你必须解答这些生死攸关的问题，否则就得付出沉重的代价。

他走到房间的一个角落，抓起搁在灰扑扑的水泥地上的一部电话的话筒，拨了一个号码。“亨林，快说说情况。”

电话另一端的人喉咙口里憋出一句“我说不准”之类的话，接着又说：“现在说为时过早，兰德先生。”

“是吗？”兰德不依不饶地问。“你在找借口吧？”

“我们一小时前才开始和他们联系。我们打的电话有一半没人接。”

“你这是借口，亨林。你和谁联系上了？”

“只有两人：罗伯特·曼恩和吉莲·兰姆。”

“他们是谁？”

“一个是格林纳达电视台的头儿，另一个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好像专门谈妇女问题。”

“别扯远了，亨林。结果怎样？”

“曼恩很快就屈服了。他不打算来，也不许手下人来。可是这个叫兰姆的狗女人却想知道我是谁，代表哪个组织说话，等等，等等。”

“别扯远了，结果怎样？”

“兰德先生，我们百分之一百地肯定她会出席星期天的花园酒会。她说她的绰号叫挑起争论的女人。”

兰德站在原处，久不吭声，凝神谛听六个助手监听温菲尔德官邸戴着的耳机里隐约传出的电流声。“那就这样吧，亨林。”他说。“其他人怎样？”

“和我们差不多。一半对一半。”

“我命令你们，再碰到像兰姆那样软硬不吃的角色，你们完全有权以恐怖组织的名义给她发几封恐吓信。明白吗？像她那样的怪人，得给她点颜色瞧瞧。我们倒要看看她到底喜欢多少争论。”

像一些在战时的战略情报局解体、和平时期的中央情报局建立以后被招募的人员一样，劳伦斯·兰德也曾在布朗大学读书。他的学业成绩一直是C＋，不过他当过击剑队队长。1960年毕业以后，他在情报局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开始步步高升。

他的官运亨通主要由两个因素所致，一是纯粹偶然的因素。中央情报局的创始人之一是亨利·兰德，和他其实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不过他对亨利·兰德其人总是避而不提。和权势人物同姓，即使在最原始的部落，充其量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护身符。不过在地处偏僻、远离情报局总部的弗吉尼亚州朗里市，尤其是在作为创始人之一的亨利·兰德死后，它对拉里的升迁便起到一种奇迹般的促进作用。

第二个因素并非出自偶然，而是与工作性质有关。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的工作，对于任何一个临近退休年龄的职业特工而言，都是求之不得的肥缺。站长一职往往都是分配给那种准备激流勇退、在自家花园侍弄晨昏的人，但是近些年来，这里的工作渐趋紧张激烈，常常会出现许多出人意料的险情凶兆，因此迫切需要一个铁腕人物坐镇指挥，一个可以玩弄各种手段而丝毫不感到愧疚的人。

拉里·兰德的思绪逐渐转回现实。

他正在全力以赴，“取消”潘多娜·福尔精心策划的花园酒会——她比自己的一个孩子还要看重，并引以为豪的事情。一旦得知是他从中作梗、威胁恫吓客人，潘多娜准会与他结下不共戴天之仇。同时此举也势必会得罪罗伊斯·科耐尔，更不用说他那条看家狗耐德·弗兰契了。

不过，拉里·兰德这样的人一刻也不怀疑自己做的事情是完全正确的。是的，他的干预也许会对吉莲·兰姆那样满脑袋馊主意的记者产生截然相反的效果。也许会使一帮蠢笨如驴、专认死理的自由派人物聚集在一起，成为爱尔兰和穆斯林杀手伺隙进攻的目标，从而使耐德·弗兰契的日子更不好过。

不必多虑。你知道什么事情正确时，尽管一遍遍地重复去做，直到升上和拉里·兰德一样高的地位，那时你不管做什么都是正确的。在大批客人应到而未到的最后一刻，他手下临时抽调协助耐德·弗兰契的人会使出浑身解数确保大使及其夫人的生命安全，其余人是死是活与他们无关。

尤其是耐德·弗兰契。

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一旦因身居要职而偌受尊敬，他往往面临的一个难题是，自己敏锐的直觉往往得不到别人赏识。虽说兰德平素妄自尊大，动辄训人，但却有一种几近病态多疑的特殊本领，能看出别人的性格缺陷。

拉里·兰德所推崇的情报机构的工作艺术是，尽量提供内容翔实的各种资料，以对付官僚机构的无理指责。作为中央情报局伦敦工作站负责人，他的首要任务就是不使这个工作部门成为官僚机构任意攻击的目标。

像科耐尔那样轻率浮躁的人，会不会绕过情报局，另外安插一人从事理应属于情报局职责范围的工作？如果这样，就得让此人在科耐尔眼前遭到沉重的、致命的打击。这是让科耐尔吸取重要教训的唯一途径。

第09章

耐德通常将自己和简的约会定在12点半，今天却推迟到1点。1点差5分，他离开办公楼，步履轻快地走在时而洒满阳光、时而阴云笼罩的街头，从不左顾右盼，这样就给过往行人留下一个印象：此人压根不可能、也不愿考虑是否正在被人盯梢的问题。

和耐德·弗兰契许多平时做给人看的表面姿态一样，这其实也是一种假象。许多年前，在威斯康星湖底镇他父母家中，一幢布局凌乱，有着宽大阳台和阴凉的地下室的木板房里，耐德和几个朋友整天在地窖里打乒乓球，消磨了炎夏的许多日子。他们当中有人因为偷吸了许多烟，落下了频频干咳的毛病，而耐德却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了眼科医师所说的外围视觉，以及从事乒乓球活动的人所特有的那种瞬间的、几乎是本能的反应。

今天，这种特异功能一点不能帮助他排遣恶劣透顶的心绪。也许是勒维妮的感情冲动，也许是麦克斯·格雷夫斯的愚不可及，也许是工作中几十件令他烦恼不安的琐事中的一件，所有这些加在一起，触发了他的预感，认定今天会出大乱子。

他走在南莫尔顿街上，经过一些濒临倒闭和刚恢复营业的小时装店，以及铺面更小、但生意不错的餐馆。等哪一天自己心气平和、疑惧全消时，一定拉上简来这里吃一顿露天午餐。

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快不慢地跟在耐德身后，停下来打量狭窄的商店橱窗里陈列的那些瘦小紧身的“朋克”式垃圾时装。他们到达人流如潮、市声喧扰的牛津大街时，年轻人紧赶几步，将他们之间的距离缩短到30码左右。按照特工的行话，耐德发现，他身后的尾巴已经由长变短。

耐德停在车水马龙的路上东张西望，佯装等候公共汽车、一次也没掉头直接去看那个学生。但就在他的脑袋几次略微偏转之际，他那出色的外围视觉瞥见另一个行人正走着和他极其相似的路线。一个身材瘦弱的小伙子，长着一只塌鼻子，头上是剪得短短的黑发。

耐德在等交通灯转绿时过马路。两个尾巴与他保持适当的距离：学生是30码，塌鼻子是50码。职业警惕阻止他正眼打量他们，但他凭直觉判断这两个年轻人谁也没有发现对方。

一长列公共汽车向东缓行，人们纷纷纵身跃上跳下后门踏板。看着他们那轻松自如的姿势，外人可能以为在伦敦乘车一般不会出事。耐德知道，实际情形并非如此。跳上跳下的乘客鲜有受伤者，倒是一些循规蹈矩、耐心有序地等候上下车的老太太，常常受到别人的用力冲撞。

真可恶。耐德暗暗想着。两个尾巴，一个来自中央情报局，另一个很可能是那个走南闯北的伯特·海纳曼的同伙。此人的情况是昨晚才听莫·夏蒙介绍的。直觉告诉他，今天甩掉两个同时跟踪他的尾巴的机会几乎为零。

他得断然放弃与简的约会。她离开办公室已经有些时候了，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把电话直接打到她所在的404号房问。打个电话总没有与她在里面幽会危险吧？

耐德走进德班汉姆百货商店找电话，心里还在惦记他在南莫尔顿街上看到的那些小巧舒适的餐馆，他和简兴许哪一天……

他找到电话，可是在他前面的女士足足让他等了四分钟，他抓起话筒，拨了号码，竭力想象简脸上浮现出的惶惶不安的神态。对方终于抓起了话筒，可是没有吭声。

“简？”

“我的天！你差点把我吓死。”

“简，我们的约会泡汤了。两小子正在盯我的梢。”

“听起来蛮有趣的。”

“碰上这样的事，我和你一样不开心。”

“我知道。再见。”

耐德放下话筒，猝然转身，发现自己的眼睛直盯着十几码外的塌鼻子。那小子见状，连忙装出一副对连裤袜陡生兴致的样子。学生模样的小伙子毕竟训练有素，依然站在电梯前，好像在等谁。

接下来的半小时，耐德领着他的两个尾巴频繁出入牛津街上的一家家唱片店。每家店里他都要花些时间问店员，通常是最年长的店员，可也不过只有26岁，打听钢琴套曲唱片。

“三四十年代的经典曲目。潘恩托普·史密斯、阿特·霍迪斯、乔·苏里文、吉米·燕西。不要二重奏，三重奏，只要独奏曲。”

他没有看中一套合适的钢琴曲唱片，倒是发现了几盘磁带，盒子上用大小适中的字体印着“古今最佳名曲”之类的标题。他买下这些磁带，倒不是因为他没听过上面的曲子。他那些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78转老唱片和一些低保真唱片，大多是这些曲子。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拖着这些沉甸甸的唱片辗转奔波于世界各地。

“这些唱片不能太热不能太冷不能太潮不能太干，”勒维妮常说，“你对它们关怀备至，比照顾我们的女儿还要尽心。”

耐德发现那个学生正在草草翻阅一摞音乐磁带，塌鼻子在外面牛津街的人行道上郁郁不乐地来回踱步。这两个年轻人此时已意识到他们正在跟踪同一个人，而这人正和他们兜圈子。

耐德开始朝使馆办公楼的方向走去。当他离开喧嚣纷扰的牛津街，沿公爵街南行时，学生认出了回去的路，遂弃他而去。塌鼻子尾随不舍，直到耐德的身影消失在大楼里。耐德站在门厅，透过平板玻璃窗朝格罗夫纳广场望去，只见塌鼻子正和另一个阿拉伯人模样的小伙子急急说着什么，又匆匆离去，边谈边做手势。

耐德再次离开办公楼，闷闷不乐地只身独行。离下午上班还有半小时，他说不定还能凑巧碰上同样心情郁悒地在街上踽踽独行的简。

他避开熙熙攘攘的牛津街，在几条幽深僻静的小巷里迂回穿行，走到汉诺威广场，接着是索荷区的色情用品商店、脱衣舞表演场、色情书店……

他看看表。不知不觉间，他已兴味索然地消磨了半个小时，却没有分析一下深藏心中的痛苦。尽量避免自我反省，正是一个心如铁石的特工人员的基本特征。

其实，他和勒维妮素无积怨。平心而论，身为军人，她始终是一个出色的妻子。20年前他们结婚时——当时情景如今几乎俱已忘却——她于他似乎是个理想的选择。她妩媚动人，难得口出怨言，抚养四个漂亮女儿，用手艺精湛的烹调和自己温存的肉体取悦于他。这难道不是一个男人对妻子的全部要求吗？

他在索荷广场上略坐片刻，这番对自己濒临解体的婚姻的粗浅分析，已经把他折腾得疲惫不堪。

是的，过去几年间，他们的婚姻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一道裂痕。对此，今早勒维妮已经用军人的思维方式作出正确的分析：他一直向前，她却被撇在后面。

他看见一个老先生牵着一条小狗走在索荷广场的路上。那老者不是乞丐，可他那娇小可爱、毛色黑白相间的狗儿身子竖立，两只前爪不停做着划水的动作，直到坐在长椅上的人笑眯眯地递上几枚分币。老人体面地用手中一顶倒置的帽子接住，仿佛在为他的宝贝的表演收费。

耐德脑中倏地掠过安布罗斯·伯恩赛德这个名字。几分钟后，他来到古基街。确如麦克斯·格雷夫斯所言，60号是一家酒吧。门上的招牌惹人注目：“温唐酒吧”。一扇边门进去就是上楼的楼梯。

耐德走上二楼，停在一扇紧闭的门前。门后传出一阵阵鞋匠在鞋楦上钉后跟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