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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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呼着：呸！呸！——仿佛在否认一件莫须有的事情。连老父亲也忍无可忍，对母亲说：

“太太，你怎么没羞役臊！”

现在，当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已经过了六十五岁大寿的时候，当然谈不到什么龙骑兵军官了，但是，连我们做孩子的都知道，这位老姑娘的床头上挂着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的画像，她特别诚心地为他祷告，在他的忌日，三月三十一号那天，她穿上白布长袍，而且比平时更加细心地把生丝做的假鬈发梳得蓬蓬松松的。

正当两位好姑姑在红果庄度着既平静又有权势的岁月时，年已四十的父亲，忽然想起要成亲了。从那时候起，两个姐姐在家庭中的地位便开始迅速下降。母亲出嫁的时候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少女的稚气却不知为什么异常迅速地从她身上消失了。家里流行着一种传说：她起初本来是个快乐活泼的少妇，她管侍女们叫伙伴儿，她爱跟她们一起唱歌，玩捉人游戏，成群结队、有说有笑地到树林里去采浆果。那时候，她常常出门作客，也请客人到自己家里来玩，总之，她决不放过寻欢作乐的机会。如果没有姑子们，她很可能象这样无忧无虑过一辈子。她刚嫁过来，她们便存心拿她当作一件家里的玩物来逗乐，想方设法挖苦她，特别是在没有如约付足陪嫁这件事上大做文章。父亲尽管性格软弱，对她们的做法也不以为然。最初一个时期，他甚至站在年轻的妻子一边，不让姑子们欺负她。尽管他们俩的和睦的夫妇生活为时甚短，但父亲这种态度也足以使母亲下定决心，要给姑子们以狠狠的回击。

大约在结婚四年后，她的生活发生了急遽的转变。她由少妇一变而为“女主人”，她不再管贴身丫头叫伙伴儿，从她的嘴里说出“小贱货”这样的脏话，而且说得那么自以为是、威严、坚决。

不用说，对姑子们的斗争，是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的。委琐的家庭生活中，这种小事俯拾皆是。一天早上，母亲把厨子叫到她房里，亲自吩咐他做什么菜饭，待好姐姐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知道这件事时，已经生米煮成了熟饭。开饭的时候，母亲亲自动手分菜，而这件工作一向也是属于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掌管的大权范围之内的。好姐姐看到这副光景，心里明白，这不过是第一着，麻烦还在后头。果然，到了晚上，母亲第一次接见村长，听取他的报告，发布命令。

“你怎么啦，我亲爱的，你疯了还是怎么的！”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再也忍受不住了。

可是大姑姑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不明白家里出了大事，竟然哈哈大笑，风言风语地说道：

“哟，商人女儿：哟，女财主！把你从莫斯科运陪嫁来的箱子打开来看看吧！”

“也许是别人疯了，”母亲平静地回答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我只知道，我是这里的主人，可不是吃闲饭的食客。您有拐角村，您可以到那里去当家作主。我不是在你们府上做客，没吃你们一块面包。你们呢，我慈悲为怀，你们才能在这里一年到头都吃得饱饱的。因此，如果你们还想在弟弟家里住下去，就请你们放老实一点。至于您说的话，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我是不会忘记的……。

旧秩序便这样迅速地瓦解了。好姑姑和她们的好弟弟耳朵边嘀咕了一阵，也无可奈何。家奴们全都感觉出，压在他们头上的不再是往日的那种忙乱，而是一只真正的主人的手，虽然暂时还显得稚嫩，没有经验，但已经看得出它将来要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权力。虽然年轻的“女主人”仍旧跟丫头们一起唱歌玩儿，可是这种娱乐越来越少，最后，女仆室终于一片肃静，整日价的刺绣和编织花边的活儿代替了快乐的游戏。

两位好姑姑受到了莫大的委屈，第二天便派人送信到拐角村去，吩咐那边准备迎接女主人的归来。一个礼拜后，她们已经不在我们家里了。

不用说，分手时行了最亲密的好亲属常有的告别礼。全家大小走到台阶上，好姐姐依礼吻遍所有的人，好弟弟为离去的好姐姐划十字祝福，说：“何必要走呢！”而对好姐姐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他甚至用威胁的口吻说：“这全是你，害人精！”最后，黄色大马车开走了。

唉！好姐姐们也太没有先见之明。她们离去的时候，正是盛夏时节，因此忘了在秋冬两季里，拐角村的庄园很难抵御严寒和风雨的侵袭。

果然，还不到九月，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便给父亲写信表示后悔，恳求让她们来红果庄过冬。这时节，母亲在家里已经大权在握，不得到她的同意，父亲是不敢作主的。

“你让她们来吗，太太？”他畏葸地问道。

“让她们来好啦！把楼上那间耳房腾给她们，让她们在那儿过冬，”母亲答道。“不过有个条件，她们不得过问我们家里的事，一到五月，就得回她们拐角村去过夏天。我不愿意在夏季里看见她们——碍手碍脚，讨人嫌。她们就会跳来跳去，脚不停手不住，正经事一窍不通。我可要把我们家里的事办得井井有条。你那两位好姐姐管家的时候，我们得过什么好处？——屁的好处！我可要把……。

母亲开始沉入幻想中。她那缺乏经验的脑袋里装了许多经营计划，为此必须把红果庄的经济地位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上。加上这时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也得为他们想想。不用说，她的这些计划，也象邻里们经营产业的办法一样，完全建立在陈规旧习的基础上，因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供她效法。她希望至少做到：家里的东西都有个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红果庄的经济在这方面可说是糟糕透顶。谷物从场上送来没有数量，倒进仓去，也没有数量。

“谁也不会偷粮食！大家吃得饱饱的！”好姐姐说，并且报告好弟弟，打谷期已经结束，谢天谢地，仓里装满了粮食。

很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过盗窃的事，但是取粮食的时候，谁都是需要多少就拿多少，或者说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没有账目。尤其麻烦的，是家奴们象雨后蘑菇一般大量繁殖起来，除了单身人之外，全都是靠月粮过日子的仆人。到了年底，仓里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卖给当地的粮食贩子，挣不到几个钱，因此，家里是没有什么现钱的。

马厩、羊圈、牛栏的管理同样是一团糟。草场虽多，干草却总是不够用，因此，初春时分把牲畜赶到野外去时，它们已经饿得奄奄一息。奶制品根本谈不上。每天早上派人到牛栏去为主人取牛奶，只要一年四季不缺奶油吃，大家便心满意足。这是一段使仆婢们后来久久不能忘怀的幸福时刻。

母亲对她自已经营的一切产业都有重量、尺寸或者数目。

在打场期间，她整天呆在场上，亲自监工，要人当着她的面量好扬净的谷物，然后当着她的面把量好的谷物倒进粮仓。她还设立了收支帐簿，每年要盘点两、三次库存。她已经不是笼统地说她的粮仓里装满了粮食，而是直接的说打了多少担①粮食，她打算卖掉多少担。

①原文为俄石。一俄石约台我国两百多。

其次，她注意到月粮制度。她不敢立刻取消它，因为这个老规矩到处还在通行，但是她将这一办法大大加以缩减。最主要的缩减办法是：有几家家奴原来用主人的饲料喂养两、三头母牛和几只绵羊，她一下子把牛减为一头，羊减到两只，超过这个数目的牛羊，她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没收，把它们赶到主人的牲口棚里去。

总之，事事都订立了前所未闻的新规矩。家奴们惊慌万状，以至在头两、三天里简直可以感觉出在他们中间起了骚动。父亲本人不赞成这些新办法。他过惯了平静的生活，习惯于大家相安无事，没有人怨天尤人，没有人牢骚满腹，可是现在，每天要进行审判、侦讯、清算。他特别不满的，是母亲撤换了从前的村长和女管家。他甚至试图替他们说情，但是象往常一样，他一开口便犹犹豫豫、有气无力，因此，年青的女主人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坚持住了自己的意见。

经过这些努力，一两年后红果庄已经开始有了现款收入。

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家里的人口也一年年增多起来。

结婚十二年以后，二十年代下半期，她已经有了八个孩子（那时我刚刚出世），她开始认真地考虑，该怎样安顿这一大群小把戏。家里请了几个女家庭教师；大姐已经满十一岁，大哥十岁；得送他们到莫斯科去住收费的官立学堂。看到了这一点，同时，为了使收支平衡，母亲便年复一年地扩大着红果庄的经营范围，开垦荒地，增辟草场，一句话，她从农奴劳动中榨取它所能提供的一切油水。但是农奴劳动不可能漫无止境地加强，父亲原有的三百六十名农奴，无论怎样压榨，终归还只是三百六十名农奴。

从这时起，一种拼命省衣缩食的狂热浸透了母亲的身心，甚至后来，我们家已经可以称得上富裕人家的时候，这种狂热也没有消退。在这种狂热的支配之下，每一块面包都要精打细算，每一张吃闲饭的嘴都是可恨的嘴。她特别憎恨“好姑姑好姐姐”，把她们看做一种败家的慢性瘟疫。

姑姑们完全服帖了。根据已经形成的惯例，她们在基督变容节前夕来到红果庄，到四月底，河里刚刚开始涨水、有了勉强可以通行的道路的时候，便回拐角村去。但无论是在那边还是在这里，她们的日子都过得非常可怜。

在拐角村，主人住的宅子几乎快要倒塌，要修又没有钱。屋顶漏雨；房间里的墙壁上满是一条条漏水的痕迹，地板金松动了；风从窗户甚至从墙缝里钻进来。两位女主人以前从没有管过这个庄园；她们压根儿不曾想到，有朝一日倒了楣，还得来住这种破房子。

拐角村的产业，象她们当权时的红果庄一样，经营得也是乱七八糟，而在她们归来以后，越发弄得一塌糊涂。

她们不仅没有任何经营产业的打算，而且还性格乖戾，刁钻古怪，连最忠心的仆人都给弄得忍无可忍。拐角村庄园是属于特别乖张的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名下的。

她回来过夏天的时候，觉得自己得到了自由，便急于设法补偿自己在冬季里受到的委屈。她成天净想些淘气的把戏。时而用嚼碎的面包在墙壁和窗户上画十字；时而挑块最不牢实的地板，冒着摔坏身子的危险，在上面跳来跳去；时而在房间当中摆个读经台，端着点燃的蜡烛，围着读经台绕圈子，把自己想象成新娘子，向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依送飞吻。有一回，她甚至用煤炭绪贤妻奥列加大公夫人①的像画上胡子，给圣涅斯托尔画像的额头上画了一只角②。妹妹和仆人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生怕她放火烧掉庄园，或者她自己有个三长两短。

①奥列加，基辅大公伊戈尔之妻。

②圣涅斯托尔，基辅山洞修道院的高僧。西俗，说某人头上长角，意即其妻不贞，与我国“戴绿帽子”意同。

领地很小，总共只有四十名农奴，但是姐妹俩却满不在乎地使这有限的经济力量几乎打了个对折。在农忙季节里，她们派农民徒步给各处教堂和修道院送蜜粥①和追荐亡人的名册②去，或者打发农民赶着满载食品的大车，把食品施舍给她们所崇敬的各种朝圣香客。有时，听说某城或某村（即使远在一百俄里以外）要举行宗教游行或者迎神会，她们也要亲自去朝拜一番。全区闻名的那辆黄马车准备停当，姐妹俩便登车启程，在外面奔跑一两个礼拜，一处朝拜完了又赶到另一处去朝拜。这些旅行，从经济上来看，倒也是件好事，因为她们不在家里，农奴们反而可以安心干点活儿，但是，这两位与众不同的老姑娘即使出门在外，也不肯安静，她们不断要家里派马车送食品去，因此，她们表面上虽不残酷，实际上却在短期内把农奴们折磨得精疲力竭，使他们成为全县最不幸的人。

①葬礼之后，酬谢客人的食物。

②神甫在祈祷时朗读名册内的亡人姓名，以示追荐。

无论是父亲或是母亲，十多年来从没有看过拐角村一眼。母亲喜欢到别人家串门，吃吃喝喝，可是好姐姐没有什么款待她。因为产业经营得极不得法，她们自己也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只有牛奶、浆果和面包吃，倘若不是可以在红果庄过冬，真不知她们怎样解除冻馁之忧。幸亏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在远处有两个小庄子，三十来个农奴，他们缴给她为数不多的代役金。这笔可怜的进款，虽说全是二十戈比和十五戈比的零钱，倒也救了她们的急。

她们象名副其实的隐居修女一样在红果庄过冬。她们一经住进“耳房”，除了吃午饭和做节日弥撒，便不再离开那里。住在我们家阁楼上的只有两位好姐姐和几个孩子；孩子们到了夜间才到楼上儿童卧室里去睡觉。其余的房间全空着，被一条长长的黑暗的甬道隔成两半，楼下有一道又陡又黑的楼梯通到甬道上。白天里，各人有各人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人上楼，所以甬道里不但黑咕隆洞，而且寂静得可怕。一点极其轻微的索索声都会使好姐姐吓得浑身发抖，不由得派安努什卡去看看是否有人来了。但是特别使她们害怕的，是甬道两头的顶间，大家知道，那里是妖魔鬼怪最喜欢藏身的地方。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在顶间的门上涂了个十字架，借以镇邪避魔，但是母亲知道这件事后，立即下令擦掉十字架，并且威吓两位好姐姐，说是要把她们撵出红果庄去。

她们俩从早到晚关在屋子里。奥尔加·波尔菲利耶夫娜多少还有点事可做。她会刺绣，会用彩色的箔纸做圣像的框饰。可是马丽亚·波尔菲利耶夫娜百事不会，却老是在狭长的房间里跑来跑去，扇起一阵阵阴风，存心不让妹妹好好做活。

供给好姑姑的饮食更是十分简慢的。早上，给她们送上楼去两杯没有放糖的冷茶，外加两片薄薄的白面包。吃午饭的时候，把、菜先端到她们面前，让她们优先挑最坏的食物。我现在还记得，为了不让别人等候自己，她们怎样在开饭前一刻钟便畏畏缩编走进餐室，伫立在窗前的情景。母亲进去的时候，她们向她迎上去，但母亲几乎总是用冷酷的口吻回答她们说：

“哟，你们还想亲吻吧！天知道我们有多久没见面啦！”

整个午饭时间，她们低眉顺眼地盯着盘子，一言不发的坐着。她们只喝点汤，吃几块甜点心，因为别的食物她们的牙齿对付不了。

母亲在场，她们不敢随便动弹。在饭桌上，无论别人讲到什么，还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她们都不敢插嘴。她们默默地坐着吃饭，吃完饭默默地走到父亲和母亲身边，行礼致谢，然后回到楼上，直到第二天吃午饭时才下楼来。

她们靠什么填饱肚皮，这是一个谜，谁也没想到去揭晓它。连父亲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显然，只要没有人打扰他，他就很满足了。安努什卡有时在女仆室里跟女仆们一块吃早饭和午饭，她将下人吃的菜汤、燕麦粥或者黑麦糊糊倒进一只小碗里，藏在围裙下，偷偷拿去给“小姐”吃。但是有一天，这件事给母亲知道了，她十分严厉地禁止了这种行为：

“人家是贵族小姐，”她挖苦说，“贵族小姐不应当喝奴隶喝的汤。我是商人女儿——连我也不喝那种玩意儿。”

总之，好姐姐成了两具类似木乃伊的生物；她们被遗忘、被抛弃在空气污浊的陋室里，甚至不再意识到自己的孤苦伶仃，象装在棺材里似地呆在这间命定的避难所中，无声无息、糊里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