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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美]-第2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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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让他们来来往往,表现出繁忙的场面,我弄不清那里的种种名堂。可您呢,您常到巴尔贝克海滨码头,您可以让他们好好练练,反正累不了您。您可能比我更内行,德·夏吕斯先生,您更懂得如何使唤小船员们。不过,我们毕竟是为德·盖尔芒特先生自找苦吃。他说不定是赛马场上的大笨蛋。唷!我的上帝,我说赛马骑师的坏话,对了,我好象记起来了,您就是骑师。哎!男爵,您没有回答我,您是不是骑师?您不想和我们一起出去吗?拿着,这是我收到的一本书,我想它会使您感兴趣。这是鲁雄的书。书名很别致:《男人之间》。”
至于我,我对德·夏吕斯先生常常取代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尤为高兴,因为我与亲王夫人合不来,为一件微不足道但积怨甚深的事闹翻了。有一天,我坐在小火车上,同往常一样,我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体贴入微,这时,我看到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上车来了。她的确是来卢森堡公主家住几个星期的,但由于我每天都要去见阿尔贝蒂娜,因而一直没有答复侯爵夫人及其王室女主人的邀请。我见到我外祖母的朋友感到内疚,出于纯粹的义务(并未离开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我同她聊了很长时间。再说,我根本就不知道,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却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旁边坐的女友是何许人,但她却不愿认识她。到了下一站,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离开车厢,我甚至责备自己没去扶她下火车。之后,我又坐到亲王夫人身边。然而,好象是——处境不牢靠,而又怕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坏话,生怕被人瞧不起的人常有的灾难——眼看说变就变。谢巴多夫夫人埋头看她的《两个世界评论》,回答我的问题时唇尖都懒得启动,最后竟说我使她感到头疼。我一点不明白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当我向亲王夫人告辞时,习惯的微笑照不亮她的面子,冷冷的客套拉下她的下巴,她甚至连手都不伸给我,而且此后再也不同我说话了。可她不得不对维尔迪兰夫妇说话——但我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我一问维尔迪兰夫妇我礼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是否不妥,他们便异口同声争着回答:“不!不!不!才不是!她不喜欢亲热!”他们不愿从中挑拨引起我同她的不和,但她最终使人相信,她对殷勤体贴无动于衷,是一个与这个上流社会的虚荣心格格不入的人物。只有见识过这样的政客,他自上台以来,被认为是最全面、最强硬、最难接近的政坛人物;只有亲眼看到政客失势时,面带恋人般容光焕发的微笑,卑躬屈膝地乞求某个记者那高傲的敬意;只有目睹了戈达尔大夫的复兴(他的新病号把他看作僵硬的铁杠子);而且只有弄清楚了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处处表现出的高傲,反时髦,乃是多么痛苦的爱恼,乃是多么时髦的惨败所酿成的苦酒,方才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就是,在人类社会,法则——它自然包含着例外——必然是这样的:狠心人是人们不愿接受的弱者,而强者,则很少考虑人们愿意不愿意接受他们,却独有被庸人视为弱点的这般温情。
再说,我不该对谢巴多夫亲王夫人妄加评论。类似她的这种情况太常见了!一天,在安葬盖尔芒特家族的某个人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位要人向我指了指一位身材瘦长、面貌英俊的先生。“在全盖尔芒特家族里,”我身边的那个人对我说,“这个人是最出奇、最特别的。他就是公爵的兄弟。”我贸然直言相告,他弄错了,这位先生,与盖尔芒特府无亲无故,他叫富伦埃—萨洛费丝。那要人立即转过身去,此后就再也不同我打招呼了。
一位大音乐家,学院院士,达官贵人,他认识茨基,路经阿朗布维尔,那里他有一个外甥女,来参加维尔迪兰家的一次星期三聚会,德·夏吕斯先生与他格外亲热(应莫雷尔的请求),主要是为了回巴黎以后,院士能让他出席各种有小提琴师参加演奏的私人音乐会,排练之类的活动。院士受到了吹捧,何况又是风流男子,便满口应承并说到做到。男爵对这位人物(况且就此君而言,他唯女人是爱)感激涕零,此君对他关怀备至,为他提供了诸多方便,使他得以在种种正式场合看到莫雷尔,在这种正式场合,外行人是不能涉足的,著名艺术家为年轻有为的演奏高手提供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在才能相当的小提琴手之间,对他偏宠偏爱,点名要他在想必有特殊影响的音乐会上亮相,使他得以登台表演,露面扬名。但德·夏吕斯先生并未意识到,这一切应当归功于这位恩师,大师对他可谓功上有功,或者不如说罪上加罪,因为他对小提琴手及其尊贵的保护人之间的关系无所不知。他对他们的这种关系大开方便之门,当然不是指他对此热衷,他除了理会女人的爱恋之外,理会不了别的什么恋爱,因为女人的爱情曾激起他全部的音乐灵感,他对他们的关系大开方便之门,是由于道德上的麻木,职业上的纵容与热心,以及上流社会社交的热情和时髦。至于这种关系的性质,他丝毫不加怀疑,以至初来乍到拉斯普利埃赴晚宴,就谈起德·夏吕斯先生和莫雷尔,仿佛是谈论一个男人和他的情妇,他问茨基:“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很久了?”但是,堂堂上流社会人士,岂能让有关人员看出蛛丝马迹,万一在莫雷尔的同伙里传出了闲言碎语,他准备好加以抑制,准备让莫雷尔放心,慈父般地对他说:“如今人们对谁都这么议论,”他一再说男爵的好话,男爵听得很顺耳,而且很自然,不可能在名师身上联想到有多大缺德,或者有那么多美德。因为,人家背着德·夏吕斯先生说的那些个话,以及有关莫雷尔那些“似是而非”的话,谁也不会那么卑鄙,对他搬弄一番。不过,这简单的情况就足以表明,甚至这件事受到普遍的诋毁,却无论如何找不到一个辩护士:“闲话”,它也一样,或者它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因此觉得它特别的难听,或者它告诉我们有关第三者的什么事,而我们对此又不明真相,因此有其心理价值。“闲话”不允许思想躺在其虚伪的目光上面睡大觉,以虚伪眼光观察问题,以为事情如何如何,不过是事情的表面现象而已。“闲话”又用理想主义哲学家的魔术妙法将事物的表象掉了个面,顿时让我们看到魔术蒙布反面不容置疑的一角。德·夏吕斯先生也许想象得到某个女亲戚说过的这番话:“怎么,你要梅梅爱上我?你忘记我是一个女人了吧!”不过,她对德·夏吕斯先生确有一种情真意切的爱慕。对维尔迪兰夫妇来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指望他们的爱恋和善意,他们远离他时说的话(岂仅是话而已,下面即可看到),与他想象可以听到的话,也就是说当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议论的回光返照,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怎么不令人惊讶?唯有他在场时听到的那些话,才用绵绵情意的题词装点着理想的小楼阁,德·夏吕斯先生不时来此仙阁独温美梦,此时,他往往在维尔迪兰夫妇对他的看法里掺进一阵子他自己的想象。那里的气氛多么热情,多么友好,休息得多么舒服,以致德·夏吕斯先生在入睡之前,非来此小楼消除一下烦恼不可,他从小楼出来,没有不带微笑的。但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种楼阁是对称的,我们以为是独一无二的那幢楼阁的对面,还有另一幢,可我们一般都看不见,但却是实在的,与我们认识的那幢适成对称,但却截然不同,其装饰与我们预想要看到的大相径庭,仿佛是居心叵测的敌意与令人发指的象征所构成,令我们惊恐不已。德·夏吕斯先生恐怕要吓破胆的,设若他由着某种闲言的纵容,进入反向的一幢楼阁,那闲言犹如侍从仆役上下的楼梯,只见楼梯上,房门上,被那些心怀不满的送货人和被解雇了的仆人乱涂着一些猥亵的字画!但是,正如我们没有某些飞鸟所具有的识别方向的感觉,我们也没有识别能见度的感觉,就象我们缺乏测距的感觉一样,我们总以为周围的人们对我们密切关注着,其实恰恰相反,人们根本就未曾想到我们,而且也不去揣测,此时此刻,别的人是否只关心我们。就这样,德·夏吕斯先生在受骗上当中生活,就象鱼缸里的鱼,它以为它游的水一直延伸到鱼缸玻璃的外面去,其实,鱼缸给它造成了水的映象,与此同时,它却没有看见在它身边,在暗处,游人正兴致勃勃地看它尽情戏嬉,也看不见拥有无限权力的养鱼人,在意外的倒霉的时刻,毫不留情地把它从它喜欢生活的地方拽出来,又把它扔到另一个地方去,眼下,对男爵的这一时刻推迟了(对男爵来说,在巴黎的养鱼人,将是维尔迪兰夫人了)再说,民众,说到底只不过是个体的集合体,可以提供更为广泛的范例,其每个部分又是与事实相符的,来说明这种深刻的、顽固的和令人惶惑的盲目性。至此,如果说这种盲目性使得德·夏吕斯先生在小核心里言辞弄巧成拙,或者大胆得令人暗笑,那么,在巴尔贝克,这种盲目性尚未曾、也不该对他造成麻烦。一点蛋白质,一点糖,一点心律不齐,尚不致妨碍那些自我感觉不到的人继续过正常的生活,而唯有医生才从中发现大病将至的先兆。目前,德·夏吕斯先生对莫雷尔的爱好——柏拉图式或非柏拉图式的——只是在莫雷尔不在的时候,驱使男爵情不自禁地说,他觉得他很美,心想,这话大家听了,只会作清白无辜的理解,他就可以象精明人那样应付自如,即使被传到庭作证,也不怕深追细究,追究细节问题表面上看似乎对他不利,但实际上,正是因为细节本身的缘故,反比装腔作势的被告传统的抗议要来得更为自然,更不同凡响。在西东锡埃尔至橡树圣马丁——或回程反方向——之间,德·夏吕斯先生总是那么无拘无束,爱谈论那些似乎有怪习惯的人,他甚至故意添上一句:“总而言之,我说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这并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以便自我表现一番,显示他与他的听众在一起是多么惬意。他们确很惬意,条件是他必须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而且他必须心中有数,知道听众由于轻信或受过良好的教育会对此沉默不语,一笑了之。
当德·夏吕斯先生不谈他对莫雷尔美貌的赞赏时,仿佛这种赞赏与一种所谓的恶癖的嗜好毫无关系似的,这时,他便谈论起这种恶癖,但似乎这种毛病与他毫无干系。有时候,他甚至毫不犹豫地直呼其名。由于他看了几眼他那卷巴尔扎克的漂亮的精装书,我便问他,在《人间喜剧》里,他比较喜欢的是什么,他一边回答我,一边把他的思路引向固有的概念:“这一整部,那一整部都喜欢,还有那一部部小袖珍本,象《本党神甫》、《被抛弃的女人》,还有一幅幅巨型画卷如《幻灭》系列书。怎么,您不知道《幻灭》?美极了,卡洛斯·埃雷拉乘自己的四轮马车路经城堡之前问城堡名的当儿,漂亮极了:这就是拉斯蒂涅克,他过去爱过的那个年轻人的住宅。而神父则掉进一种幻想里,斯万管它叫鸡奸的《奥林匹奥忧伤》,真是妙趣横生。还有吕西安之死呢!我已经记不起哪个风流雅士,有人问他在他一生中最使他痛苦的事件是什么,他作了这样的回答:‘《盛衰记》里吕西安·德·吕邦普雷之死。’”“我知道这一年巴尔扎克走红运,就象上一年悲观失望一样,”布里肖插语道,“但是,我冒着冒犯巴尔扎克卫道士的风险,上帝惩罚我吧,我并不想追求文学宪兵的角色,为语法错误开违警通知书,我承认,我看您对他们令人惊惶失措的胡言乱语推崇备至,认为是生花妙笔,可我总觉得他不过是一位不甚严谨的誊写员。我读过您跟我们谈到的《幻灭》,男爵,我拼命挣扎着要达到入教的虔诚,可我头脑极其简单地忏悔说,这些连载小说,通篇是夸张的辞藻,编成双倍、三倍的大杂烩(《幸福的爱丝苔丝》,《歪门邪道通何处》,《老年得爱是几何》),老是给我造成《罗冈博尔》那种神秘的效果,这部作品受到了一种不好明言的宠爱,才被推上岌岌可危的杰作的地位。’“您这么说,那是因为您不了解生活,”男爵倍加恼火,因为他感到,布里肖既不明白象他这样的艺术行家的道理,也不懂得别的道理。”我明白,”布里肖说,“您摆出弗朗索瓦·拉伯雷的架势说话,是想说我是索邦神学院派的古板,呆板,死板。然而,我跟同学们一样,我喜欢一本书给人真诚的印象和生活的气息,我并不是学院派……”“拉伯雷的时刻①,戈达尔大夫插了一句,脸上已不再有疑色,却显得风趣而胸有成竹。“……那些学院派立志根据听命于夏多布里昂子爵的林中修道院院规从事文学,那可是装腔作势的大师,他们按人文主义者的严格规则从事。夏多布里昂子爵先生……”“夏多布里昂土豆烤牛排②吗?”戈达尔大夫又插了一句。“他就是善会的老板,” 布里肖只管接着往下说,未曾理会戈达尔大夫的玩笑,但戈达尔大夫却相反,他被学者的话弄得惶惶不安,焦虑地看着德·夏吕斯先生。布里肖刚才对戈达尔的话似乎缺乏敏感,因为戈达尔那句同音异义文字游戏倒引出谢巴多夫亲王夫人的丹唇微微一笑。“同教授在一起,完美无缺的怀疑论者尖酸刻薄的讽刺永远不会丧失他的权利。”她亲热地说,以表示医生的“话”她并非视而不见。“智者必然是怀疑论者,”大夫答道。“我知道什么呢?YvwCotOeavrov③苏格拉底是这样说的。这是很正确的,凡事过分则成弊。但我万分惊讶,心想,凭这句话就足以使苏格拉底留名至今了。这种哲学里有什么呢?没什么东西嘛。人家想,钱戈大夫和其他人岂不劳苦功高上千倍了,他们起码靠点本事,靠着治疗象全瘫综合症消除瞳孔放射的本事,可他们几乎被忘光了!总之,苏格拉底,他并没有什么出奇。他属于那些无所事事,成天游手好闲、争论不休的那帮人。这好比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彼此相亲相爱,讲得很漂亮。”“我亲爱的……”戈达尔夫人请求道。“自然喽,我妻子抗议了,一个个都得了神经官能症。”“可是,我可爱的大夫,我没得神经官能症,”戈达尔夫人嘟哝着。“怎么,她没患神经官能症?她儿子生病的时候,她出现了失眠症状。不过,我承认,苏格拉底及其同类,对于高层文化,如果要具有陈述的才能,那还是有必要的。我给我的学生上第一课,我总是先引 YvwCotOeavtov。布夏老懂得这话,对我称道了一番。”“我不是为形式而形式的追随者,更不会积万年古韵去做诗,”布里肖又说。“但是,《人间喜剧》——却很少人情味——仍然是与那些艺术超过内容的作品太背道而驰了,正如奥维德那首高明的讽刺诗所说的。可以选择半山腰上的一条小路,它可以通往默东疗养院,或通往费尔内的幽静去处,与狼谷距离相等,勒内就是在狼谷出色地完成了一个严厉主教的使命,它与雅尔迪的距离也相等,在那里,奥诺雷·德·巴尔扎克虽受到通达吏助手们的纠缠,仍继续作为虔诚的使徒,为一个波兰女人涂写莫名其妙的大白字。”“夏多布里昂比您说的更富有生气,巴尔扎克也毕竟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德·夏吕斯先生答道,至今与斯万志趣相投,不可能不被布里肖所激怒,“大家不懂得的情感,或大家加以研究只是为了将其摧残的这种情感,巴尔扎克却通通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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