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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美]-第3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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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接近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国人，更加符合当时圣安德烈教堂的法国人的一切优良品质，这些法国人是领主、自由民和农奴，农奴对领主或是毕恭毕敬，或是起来造反反对领主，这两类都是法国的，它们同属一个科，分为弗朗索瓦丝亚门和莫雷尔亚门，然后两个箭头重又合而为一，指向同一个方面，即边境。布洛克曾十分高兴地听到一个民族主义者（其实此人的民族主义十分罕见）吐露自己的怯懦，当圣卢问他是否将亲赴前线时，他就显出大祭司的神色回答道：“我眼睛近视。”但是几天之后，布洛克完全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他来看我时十分慌乱。他虽然“眼睛近视，但被认为可以入伍。我送他回家时遇到了圣卢，圣卢为托人把自己引见给陆军部的一位上校，和一位过去的军官有约会，据他对我说是“德·康布尔梅先生”。“啊！不错，我对你说的是一位老相识，你和我一样熟悉冈冈。”我对他回答说，我确实认识此人，也认识此人的妻子，我对他们并不十分赞赏。但是，自从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之后，我总是认为那个女的仍然值得注意，因为她对叔本华了如指掌，可以出入于她那粗俗的丈夫无法进入的知识界，所以我听到圣卢对我的回答立刻感到惊识，圣卢说：“他的妻子是傻瓜，我把她交给你了。但他是个出色的人物，有才能，又一直十分讨人喜欢。”圣卢说那女的是“傻瓜”，大概是指她经常出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欲望，对此上流社会持极为严厉的态度；至于说她丈夫的那些优点，这也许是他侄女认为他是家庭中最好的人时所看到的他那些优点中的某个部分。他至少不去关心那些公爵夫人，但是说实在的，这是一种“聪明”，这种聪明同思想家们特有的聪明的区别，就象公众认为某个富翁“善于发财”的聪明同思想家们的聪明的区别一样大。但是，圣卢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不快，因为他的话提请人们注意，奢望和愚蠢相差无几，而朴实的情趣虽说并不明显，却能讨人喜欢。不错，我不曾有机会欣赏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朴实。但是，正是这点才使一个人变成许多不同的人，原因是有许多人在评论他，此外在评论上也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对于德·康布尔梅先生的情况，我所了解的只是皮毛而已。他的风趣已由其他人向我证实，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布洛克在他家门口离开了我们，严厉地抨击了圣卢，并对他说，他们那些军装上带杠杠的“女婿”在参谋部里炫耀自己，又不必冒任何危险，他这个普通的二等兵也不想“为了威廉”让自己的“皮肉穿孔”。 “看来威廉皇帝病得很重，”圣卢回答道。就象所有那些和交易所关系密切的人们一样，布洛克特别容易接受耸人听闻的消息，他补充道：“许多传说甚至说他已经死了。”交易所里认为，任何有病的君主，不管是爱德华七世还是威廉二世，都已经死了，任何即将被包围的城市都已被攻占。“隐瞒这件事，”他补充道，“只是为了不使德国佬那儿的舆论沮丧。他是在昨天夜里死的。我父亲是从最可靠的来源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是老布洛克先生重视的唯一消息来源。这也许是因为他依靠“上层的关系”，有幸和这些消息来源取得联系，并从中得到更加秘密的消息，说对外银行的股票即将上涨，或是比尔的股票即将下跌。另外，即使在某一个时候比尔的股票上涨或“抛出”对外银行的股票，即使前一种股票的市场“坚挺”、“积极”，后一种股票的市场“犹豫”、“疲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仍然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正因为如此，布洛克在对我们宣布德国皇帝去世时，样子深奥莫测、神气活现，同时又怒气冲天。他特别气愤的是听到罗贝尔说“威廉皇帝”。我认为，即使在断头机的铡刀之下，圣卢和德·盖尔芒特先生也是会这样说的。社交界的两位先生如果单独生活在一个孤岛上，不需要向任何人显示高雅的举止，也会从这些教养的痕迹中看出对方的身分，就象两位拉丁语学者会正确地引述维吉尔的语录一样。圣卢即使被德国人严刑拷打，也只会说“威廉皇帝”。不管怎样，这种礼貌是思想上有很大约束的标志。不能抛弃这种约束的人仍然是社交界人士。另外，同布洛克那种怯懦而又自吹的庸俗相比，这种风雅的平庸是美妙的，特别是因其带有与此相连的一切隐蔽的宽厚和没有表露的英雄主义。布洛克对圣卢喊道：“你难道不能对威廉直呼其名？是的，你害怕了，你在这里已经对他卑躬屈膝！这样，我们的边境上就会出现勇敢的士兵，他们会去拍德国佬的马屁。你们的军装上有杠杠，你们只会在旋转木马上显威风。就是这样。”
当我们离开这位同伴后，圣卢微笑着对我说：“这个可怜的布洛克一定要我大显威风。”我清楚地感到，显威风完全不是罗贝尔所希望的，虽然我在当时并不象后来那样确切地知道他的意图，当时，骑兵部队仍然无所事事，他就获准当步兵军官，后任轻步兵，最后就是下文中将要谈到的结果。对于罗贝尔的爱国主义，布洛克并不了解，这只是因为罗贝尔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布洛克只要被认为“适合入伍”，就会对我们发表恶毒攻击军国主义的政治言论，但当他以为自己会因眼睛近视而退役时，他也许会发表沙文主义十足的声明。但是，这种声明，圣卢却不会发表，这首先是由于精神的高尚，使他不能表达过于深邃，但别人却认为十分自然的感情。过去，我母亲不仅会毫不犹豫地去为外婆而死，而且还会因别人阻止她这样做而痛苦万分。然而，我却无法想象她过去会从嘴里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会为母亲献出自己的生命。”罗贝尔对法国的爱也不是挂在嘴上的，这时，我觉得他非常象圣卢家的人（就象我回忆中的他的父亲），而不象盖尔芒特家的人。他不会表达这种感情，也是因为他的智慧具有某种道德品质。聪明的、真正可靠的劳动者，对那些把自己干的事说得十分漂亮并大加赞扬的人们，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当然，我们不是本能地偏爱戈达尔或布里肖那样的人，但我们毕竟对精通希腊文或医学的人们怀有某种敬意，这些人并不因此而允许自己招摇撞骗。我曾说过，即使妈妈过去的一切行动都建立在她愿为母亲献出自己生命这种感情的基础上，她也从未对自己说过这种感情，不管怎样，把这种感情说给别人听，她不仅会感到无益、可笑，而且会感到刺耳、羞愧。同样，我也无法想象圣卢会亲口对我谈论他的装备，他要走的行程，我们胜利的可能性，俄国军队无足轻重，英国将会采取的行动，我也无法想象他嘴里会说出最动听的话，就是最讨人喜欢的部长对站着的热情议员所说的话。这个消极的方面使他不能表达他所感受到的美好感情，然而我却不能说，在这一方面不存在“盖尔芒特家族的思想”的作用，就象人们曾在斯万身上看到这种作用的无数例子一样。因为即使我认为他更象圣卢家的人，他同时仍然象盖尔芒特家的人，正因为如此，在激励他勇敢的许多动机之中，有一些动机并不和他在东锡埃尔的那些朋友的动机一样，这些热爱自己职业的年轻人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吃晚饭，他们中的许多人带领自己的士兵在马恩河战役或其他地方战死沙场。
当我在东锡埃尔时，那里可能有年轻的社会党人，但我不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和圣卢生活的圈子没有经常的来往；这些社会党人已经看出，这个圈子的军官们并非是盛气凌人、声色犬马的“贵人”，即“平民”、行伍出身的军官和共济会会员对这种人起的绰号。同样，贵族出身的军官也在社会党人的身上充分地看到了这种爱国主义；我在东锡埃尔时，正值德雷福斯案件轰动全国，我曾听到有人指责社会党人，说他们“无祖国”。军人们的爱国主义是如此真诚、如此深厚，带有一种确定的形式，他们认为这种形式是不可改变的，并会气愤地看到使其蒙受“耻辱”，而那些激进的社会党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自觉的、不受束缚的爱国者，没有确定的爱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哪一种深刻的现实存在于他们所说的充满仇恨的格言之中。
圣卢也许象他们一样，已经习惯于把自身中进行的研究和设想看作他自身中最真实的部分，他研究和设想的是最好的用兵方法，以便在战略和战术上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对他来说如同对他们来说一样，他肉体的生命是某种相当不重要的东西，可以轻易地为这个内心的部分——他们身上真正的生命核——作出牺牲，因为在这个生命核的周围，个人的存在只是作为一种保护性的表面才有价值。在圣卢的勇敢中，有一些特征更加明显的成分，人们很容易从中看出在开始时曾是我们友谊的魅力的慷慨大方，也可看到其后在他身上表露出来的遗传恶习，这种恶习与他没有超越的某种智力水平相结合，使他不仅欣赏勇敢，而且把厌恶女人发展到陶醉于同男子进行接触的程度。他有一种也许是纯洁无瑕的看法，即把同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生命的塞内加尔人一起露宿看作是一种精神上的快感，快感中包含着对那些“洒过麝香香水的矮小先生们”的蔑视，这种快感同他在当松维尔时大量使用可卡因给他带来的快感相比，虽然使他感到南辕北辙，但两者的区别却并非如此之大，而勇敢——正如一种药可以作为另一种药的补充一样——使他克服了这种恶习。在他的勇敢中，首先存在着礼貌的双重习惯，这种习惯一方面使他过分赞扬别人，而自己却做了好事闭口不谈——这同布洛克完全不同，布洛克在遇到我们时对他说：“您自然会给椅子装上藤座的”，自己却什么事也不干——，另一方面又使他把属于自己的财产、地位乃至生命看得微不足道，并奉献给别人。总之，这说明他本性确实高贵。
“我们会不会长期打下去？”我对圣卢说。“不会，我认为这是一场短暂的战争，”他对我回答道。但对这个问题，就象跟往常一样，他的论据是以本本为根据。“你在考虑毛奇的预言时，要重新读一下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八日颁布的关于指挥大部队的法令，”他对我说，仿佛我已经读过这个法令，“这样你就会看到，更换和平时期预备队的工作没有进行，甚至没有被考虑过，如果战争要长期打下去，这一工作是不会不做的。”我感到，不能把上述法令看作是战争打不长的证明，而应把战争打不长看作是缺乏先见之明，看作是制定法令的人们没有预料到战争的长短，这些人既没有考虑到一场持续的战争中各种物资的惊人消耗，也没有想到各个战区的牢不可破。
除了同性恋之外，在那些生来就最为反对同性恋的人们之中，还存在着某种传统的阳刚理想，即使同性恋者并不是一个高超的人，这种理想也由他来支配，以便让他将其变性。这种理想——某些军人、某些外交官的理想——特别惹人生气。它以最低微的形式出现时，只是一颗善良的心所表现的粗鲁，它不想露出激动的样子，但在同一位也许会即将被杀死的朋友分离时，心里就有一种无人会发觉的哭泣的愿望，因为它在离别时掩盖这种愿望，使用的是一种越来越大的愤怒，并最终爆发出来：“喂，天杀的！你这头蠢驴，来和我拥抱一下。这钱我用不着，你拿去吧，傻瓜。”外交官、军官、男人感到唯有民族的伟大事业重要，但他仍然曾经喜爱过这个在公使团工作或在军队里当兵，后来死于疟疾或枪弹的“小子”，他同样爱好阳刚之气，不过表现的形式更为灵活、更为巧妙，但其实也同样令人憎恶。他不愿哀悼这“小子”，他知道人们很快就会忘掉此人，就象心肠好的外科医生那样，在一个患传染病的小女孩去世那天晚上，心里也很悲伤，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外交官只要变为作家，并叙述她的去世，就决不会说他曾悲伤过；不会说的，首先是因为“男子的羞耻心”，其次是因为艺术的机灵，这种机灵在掩盖激情的同时产生激情。他和自己的一位同事将会整夜守护垂死者。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会说自己心里悲伤。他们将会谈论公使团或军队里的公务，甚至谈得比平时还要确切。
“B对我说：‘请您别忘记，明天将军来视察，您让手下的士兵尽量搞好军容。’他平时十分温和，这时说话的声音却比平时生硬，我发现他尽量不朝我看，我自己也感到烦躁。”读者可以理解，这生硬的声音，就是那些不愿显出悲伤样子的人们的悲伤，这样做简直可笑，但也同样使人难受和讨厌，因为这是一些人悲伤的方式，这些人认为悲伤无足轻重，认为生活比离别更为重要等等，所以他们使人对死亡产生一种虚幻、虚无的印象，就象在元旦时一位先生使人产生的印象，这位先生给你送来冰糖栗子时说：“我祝您新年快乐”，一面说一面冷笑，不过还是把这话说了出来。
我们来结束这个守夜的军官或外交官的故事，垂死者头上戴着帽子，因为人们曾在户外运送过这个伤员，到某一时刻，一切都完了：“我当时想：必须回去准备东西来擦武器；但是，我确实不知道，当大夫松开病人的脉时，站在床前的B和我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脱下我们的军帽，那时烈日当空，也许是我们热了。”读者会清楚地感到，这两个具有男子气概的人脱下帽子，并不是因为炎热和烈日，而是由于在死亡的威严面前感到激动，可他们从未说过温柔或悲伤这样的词。
象圣卢那样的同性恋者的阳刚理想并不相同，但却同样是约定的和虚假的。他们的虚假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愿了解肉体的欲望是感情的基础，他们认为感情起源于别的东西。过去，德·夏吕斯先生厌恶女子的阴柔。现在，圣卢欣赏小伙子的勇敢，骑兵部队冲锋时的陶醉，男人之间纯洁无瑕的友谊在智力上和道德上的崇高，有了这样的友谊，他们可以为朋友牺牲自己的生命。战争爆发后，那些首都里剩下的只有女人，这就使同性恋者感到绝望，但实际上却与此相反，使同性恋者经历充满激情的奇遇，只要他们生性聪明，善于异想天开，而不是把这些事看得太穿，看出它们的根源，并对自己作出评价。因此，当某些青年只是本着在体育运动中仿效别人的精神而入伍，就象有一年大家都来玩“扯铃”那样，在圣卢看来，战争不止是他在想象中追求的理想，他追求理想的欲望要具体得多，但夹杂着意识形态，这种理想是和他喜欢的人们一起提出来的，是在一种纯男性的骑士会中，在远离妇女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救自己的勤务兵，可以用自己的死去唤起士兵们狂热的爱。这样，在他的勇敢中虽说还有许多其他的成分，他是大贵族这一事实却在其中显现出来，同时又以一种难以辨认、理想化的形式显示出德·夏吕斯先生的想法，即一个男人的本质是没有任何阴柔的女子气。此外，就象在哲学上或艺术上那样，两种类似的想法只会因其阐述的方式而显示自己的价值，并会因它们由色诺芬①或柏拉图提出而具有很大的差别；同样，我虽然知道圣卢和德·夏吕斯先生在做这件事时十分相似，但我极为欣赏的是要求到最危险的地方去的圣卢，而不是不愿戴浅色领带的德·夏吕斯先生。
我和圣卢谈起我那位任巴尔贝克大旅社经理的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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