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美]-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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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友谊和幸福的时刻。我们所说的一切都是那么生硬，那么空洞而荒谬，这一点倒使我得到安慰，因为希尔贝特不会将我平庸的思想和冷漠的语气当真的。尽管我说的是：“从前这个钟仿佛走得慢。”她理解我的意思是：“你真坏！”在这个雨天，我顽强奋斗，延长这些没一丝阳光的话语，但一切努力均属枉然，我知道我的冷漠并非如佯装那般凝固不变，希尔贝特一定感觉到，既然我已说了三遍“白天变短了，”如果我再贸然重复第四遍，那我一定难以自制，会泪如雨下。她现在的模样，眼中和脸上毫无笑意，忧愁的眼神和阴郁的脸色充满令人懊丧的单调。这张脸几乎变得丑陋，就象那单调枯燥的海滩，海水已经退得很远，它在那固定不变的封闭的地平线之内的闪光千篇一律，令人厌烦。最后，我看到希尔贝特仍然不像我好几个小时以来所期望的那样回心转意，便对她说她不够意思。“你才不够意思呢。”她回答说。“我怎么了？”我自问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一无所获，便又问她。　

“当然啦，你认为自己很好！”说完后她笑了很久。于是我感到，我无法达到她的笑声所表达的另一层思想，另一层更难以捉摸的思想，这是多么痛苦的事。她的笑似乎意味着：“不，不，我根本不信你的话。我知道你爱我，不过我无所谓，我不把你放在眼里。”然而我又提醒自己，笑毕竟不是一种明确的语言，我怎能肯定自己理解正确呢，何况希尔贝特的话还是富有感情的。“我什么地方不好？告诉我，我一定按你的话去做。”“不，没必要，我没法和你解释。”刹那间，我害怕她以为我不爱她，这是另一种同样强烈的痛苦，它要求另一种逻辑。“你要是知道使我多伤心，那你会告诉我了。”如果她怀疑我的爱情，那么我的伤心会使她高兴，但此刻却相反，她很生气。我意识到自己判断错误，决心不再相信她的话，随她说：“我一直爱你，有一天你会明白的。”（罪人们往往说他们的清白无辜将大白于天下，然而，出于神秘的原因，这一天永远不会是他们受审的那一天）。我鼓起勇气，突然决定不再和她见面，但暂时不告诉她，因为她不会相信这话的。　

你所爱的人可能给你带来辛酸的悲伤，即使当你被与她（他）无关的忧虑、事务、欢乐缠住而无暇顾及也罢。但是，如果这悲伤——例如我这次的悲伤——诞生于我们浸沉在与她见面的幸福之中时，那么，在我们那充满阳光的、稳定而宁静的心灵中便会产生急剧的低压，从而在我们身上掀起狂烈风暴，使我们没有信心与它抗争到底。此刻在我心中升起的风暴无比凶猛，我告辞出来，晕头转向，遍体鳞伤，同时感到只有再回去，随便找一个借口再回到希尔贝特身边去，我才能喘过气来。但是她会说：“又是他！看来我对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他总会回来的，走的时候越痛苦，回来时就越顺从。”我的思想以无法抗拒的力量将我拉回到她身边。当我到家时，这些变幻不定的风向，这种内心罗盘失调的现象依然存在，于是我动笔给希尔贝特写了些前后矛盾的信。　

我即将经历艰难的处境，人在一生中往往会多次面临此种处境，而每一次，即在不同的年龄，人们所采取的态度也不相同，尽管他们的性格或天性并无改变（我们的天性创造了爱情，创造了我们所爱的女人，甚至她们的错误。）此时，我们的生命分裂为二，仿佛全部分放在相对的天平盘上。一个盘里是我们的愿望，即我们不要使我们所爱但不理解的人不高兴，但不能过于谦卑，巧妙地稍稍冷落她们，别让她们感到她们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人，因为这种感觉会使她们离开我们。另一个天平盘里是痛苦（并非确定的、部分的痛苦），它与前一种状态相反，只有当我们不再试图讨好这个女人，不再让她相信她对我们可有可无，从而再去接近她时，这种痛苦才有所缓解。如果我们从装着自尊心的天平盘上拿去被年龄耗损的一部分毅力，往装着悲伤的天平盘里加进我们逐渐获得的、并任其发展的生理痛苦，那么天平所显示的将不是我们二十岁时的勇敢决定，而是我们年近半百时的决定——它十分沉重、缺乏平衡力，令人难以承受。何况，处境在不断重复中有所变化，我们在中年或晚年时，可能乐于将某些习惯与爱情混为一谈（这对爱情是致命的），而青年时代却不承认这些习惯，它受到其他许多义务的约束，不能随意支配自己。　

我给希尔贝特刚写了一封信来发泄怒火，但也故意安排了几句貌似偶然的话，女友可以抓住这些救命圈与我和解；但片刻以后，风向变了，我写下一些温情脉脉的句子，使用某些甜蜜而悲伤的短语，例如“永不再”之类。使用者认为这些词句感人肺腑，而那位读信的女人则会认为枯燥乏味，或者她觉得这统统是假话，将“永不再”解释为“今晚如果你需要我”；或者她相信这是真话，因此意味着永远分手（和我们所不爱的人分手何足为惜）。既然我们正在恋爱，我们便不可能像将来不再恋爱时那样行事，我们无法想象那女人真正的心理状态，因为，虽然明知她冷漠无情，但我们仍然遐想她以爱恋者的口吻说话（我们这样做是为了用美丽的幻想欺骗自己，或是为了解脱沉重的悲伤）。我们面对所爱的女人的思想举止，犹如古代最早的科学家面对大自然现象（科学尚未建立，未知事物尚未被解释），茫然失措，甚至更糟。我们看不到因果关系，看不到这个现象和那个现象之间的联系，我们眼中的世界像梦幻一般缥缈不定。当然，我试图克服这种紊乱，试图寻找原因。我甚至试图做到“客观”，认真考虑希尔贝特在我眼中的地位，我在她眼中的地位，以及她在别人眼中的地位，它们是多么悬殊！如果我看不到这种悬殊性，那么我就会把女友简单的殷勤看作炽热爱情的流露，把我自己滑稽可笑、有失体面的行为看作对美貌的简单优雅的倾爱。但是我也害怕走到另一个极端，以致把希尔贝特的不准时赴约和恶劣情绪看作是无法改变的敌意。我试图在这两种同样歪曲真相的观点中找出正确反映事物的第三种观点，我为此而作的种种计算稍稍缓和了我的痛苦。我决定第二天去斯万家（也许是服从于这些计算的结果，也许是我使计算表达了我的心愿），我很高兴，就像一个人本不愿旅行，并为此烦恼多时，最后来到车站才下决心取消旅行，于是高高兴兴回到家中解开行装。在人们犹豫不决时，采取某种决定的念头（除非不采取任何决定，从而使念头丧失生命力）像一粒富有生命力的种子，勾画出完成行动后所产生的激情的种种轮廓，因此，我对自己说，不再与她见面仅仅是想法而已，我却像实有其事那样感到痛苦，何其荒唐！再说，既然我最终会回到她身边，又何必作如此痛苦的决定和允诺呢？　

然而，这种友好关系的恢复仅仅持续了片刻，即我去斯万家的路上。它的破灭并不是因为膳食总管（他很喜欢我）对我说希尔贝特不在家（当晚我从遇见她的人口中得知她确实不在家），而是他的说话方式：“先生，小姐不在家，我向您担保她确实不在家。先生如果想打听清楚，我可以去叫小姐的随身女仆。先生尽可相信我会尽一切努力使先生高兴的。小姐要是在家，我会立刻领先生去见她。”这番话的唯一重要意义在于它的自发性，因为它对矫饰的言语所掩盖的难以想象的现实进行了X光透视（至少是粗略的）。这番话证明，在希尔贝特身边的人眼中，我是个纠缠者。这些话刚从他口中说出来，便在我心中激起仇恨，当然，我乐于将他，而不是将希尔贝特，当作仇恨的对象。我将对她的全部愤怒集中倾泻在他身上，这样一来，我的爱情摆脱了愤怒，单独存留下来。然而，这番话也表明短期内我不应去找希尔贝特。她会写信向我道歉的。尽管如此，我不会马上去看她，我要向她证明没有她我照样可以活下去。再说，等我收到希尔贝特的信后，我能更轻易地忍受与她暂不见面之苦，因为只要我想见她便一定能见到。为了承受这故意设计的分离而不至过于痛苦，我的心必须摆脱可怕的疑虑，例如莫非我们从此绝交，莫非她与别人订婚走了，被劫走了。接下来的几天和新年那个星期十分相似，因为当时我不得不在没有希尔贝特的情况下继续生活。不过，当时我很清楚，那个星期一结束，她便会回到香榭丽舍大街，我便会像以前一样见到她，另一方面，只要新年假不结束，我去香榭丽舍大街也没有用。因此，在那个已经遥远的、愁闷的星期中，我平静地忍受忧愁，既无恐惧也不抱希望。但现在却不然，这后一种感情，即希望，几乎像恐惧一样，使我痛苦得难以忍受。　

当天晚上我没有收到希尔贝特的信，我归咎于她的疏忽和忙碌，深信第二天清晨的信件中肯定有她的来信。我每天都期待早上的信件，我的心在剧烈跳动，而当我收到的是别人的来信，而不是希尔贝特的来信时，我垂头丧气。有时我一封信也没有，这倒不见得更糟，因为另一个女人对我的友好表示会使希尔贝特的冷漠更为无情。我接着便寄望于下午的信件。即使在邮局送信的钟点以外，我也不出门，因为她很可能让人送信来。终于，天色已晚，邮递员或斯万家的仆人都不会登门了，于是我便将平静下来的希望转寄于第二天上午。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认为我的痛苦不会持久，我必须不断地予以姑且说更新吧。悲伤依旧如前，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一成不变地延长最初的激情，而是每日多次地重新开始，激情的更新如此频繁，以至于它最后——它是纯粹物质的、暂时的状态——稳定在那里，因此，前一期待所引起的惶惑还未平静下来，第二次期待便已出现，我每天无时无刻不处在焦虑之中（忍受一个小时也非易事）。这次的痛苦，比起从前那个新年假日来，要严峻百倍，因为这一次我并非完完全全接受痛苦，而是时时盼望结束痛苦。　

最后我毕竟接受了痛苦，我明白这是决定性的，我将永远放弃希尔贝特，这也是为我的爱情着想，因为我决不愿意她在回忆中仍然蔑视我。从此刻起，当她给我订约会时，我甚至往往允诺，免得她认为我在为爱情赌气，但到最后一刻钟，我写信对她说我不能赴约，并一再表示遗憾，仿佛我在和某位我不想见的人打交道。我觉得，这些一般用于泛泛之交的表示歉意的客套话，比起对所爱的女人佯装的冷淡口气来，更能使希尔贝特相信我的冷漠。我不用言词，而用不断重复的行动，便更好地说明我无意和她见面；等我真正做到这一点，她也许会重新对我感兴趣。可惜，这是空想。不再和她见面以便重新唤起她和我见面的兴趣，这种办法等于永远失去她，因为，首先，当这个兴趣重新苏醒时，为了使它持久，我便不能立刻顺从它，其次，到那时最严酷的时刻已成过去，因为我最需要她的是此时此刻。我真想警告她，很快，这种分离的痛苦将大大减弱，我将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为了结束痛苦而想到投降、和解，重新和她相见。将来，等到希尔贝特恢复对我的兴趣，而我也可以毫无危险地向她表达我的兴趣时，这种兴趣经不起如此漫长的分离的考验，将不复存在。希尔贝特对我来说将成为可有可无的人。我很清楚这一点，但我没法对她讲。如果我告诉她长久不见面我不会再爱她，那么她会以为我的目的仅仅是让她赶快召唤我。在此期间，我总是挑希尔贝特不在家，她和女友外出不回家吃饭的日子去拜访斯万夫人（对我来说她又成为往日的她，当时我很少看见她女儿，少女不来香榭丽舍大街时，我便去槐树大街散步），好让希尔贝特明白，我之所以不见她，并非被别的事缠身，也并非身体欠佳，而是不愿意见面，尽管我作了相反的表白。这种办法使我比较顺利地坚持了分离。既然我能听见别人谈到希尔贝特，她肯定也听见人们谈到我，而且她会明白我并不依恋她。像所有处于痛苦中的人一样，我觉得自己的处境虽然不妙，但并不是最糟的，因为我可以随意进出希尔贝特的家（虽然我决不会利用这项特权）。如果痛苦过于剧烈，我可以使它中止。所以我的痛苦每天都是暂时的，这样说还不够，每小时中有多少次（但此刻已无决裂的最初几个星期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焦虑的期待——在我回到斯万家以前），我对自己朗诵有一天希尔贝特将寄给我，或者亲自送来的那封信！这个时时浮现在眼前的、想象的幸福，帮助我忍受了真正的幸福的毁灭。不管我们的女人犹如“失踪者”，尽管我们知道再无任何希望，我们却仍然期待，等待稍稍一点儿动静，稍稍一点儿声响。好比母亲虽然明知作危险勘察的儿子已葬身大海，但仍时时想象他会奇迹般得救，而且即将身强体壮地走进门来。这种等待，根据回忆的强弱及器官的抗力，或者使母亲在多年以后承认这个事实，逐渐将儿子遗忘并生活下去，或者使母亲死去。另一方面，一想到我的悲伤有利于我的爱情，我便稍稍得到宽慰。我探望斯万夫人而不和希尔贝特见面，这种访问每次都是残酷的，但是我感到它会改善希尔贝特对我的看法。　

每次去看斯万夫人以前，我总要打听清楚她女儿是不是确实不在家，我这样做不仅仅是因为我决心与她断交，也因为我仍希望和解，这个希望重叠在断交的意图之上（希望和意图很少是绝对的，至少并不总是绝对的，因为人的心灵有一条规律，它受突然涌现的不同回忆所左右，这规律即间断性），并且使我意识不到这个意图的残酷性。我很清楚希望极为渺茫。我像一个穷人，如果他在啃干面包时心想等一会儿也许有位陌生人会将全部家财赠给他，那么他就不会那么伤心落泪了。为了使现实变得可以忍受，我们往往不得不在心中保留某个小小的荒唐念头。因此，如果不和希尔贝特相遇，我的希望会更完好无损——虽然与此同时，我们的分离更成为现实。如果我在她母亲家与她迎面相遇，我们也许交换几句无法弥补的话，那会使决裂成为永恒，使我的希望破灭，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新焦虑会唤醒我的爱情，使我难以听天由命。　

很久以前，早在我和她女儿决裂以前，斯万夫人就曾对我说：“您来看希尔贝特，这很好，不过希望您有时也来看看我，但不要在我的舒弗莱里日①来，客人很多，会使您厌烦，挑别的日子来，辰光稍晚我总在家。”因此，我的拜访仿佛仅仅是满足她很久以前表达的愿望。我在时辰很晚、夜幕降临、我父母即将吃晚饭时出门去斯万夫人家，我知道在访问中不会遇见希尔贝特，但我一心想的仅仅是她。那时的巴黎不像今天这样灯火辉煌，即使市中心的马路也无电灯，室内的电灯也少见，而在这个当时被认为偏僻的街区里，底层或比底层略高的中二层（斯万夫人通常接待客人的房间就在这里）的客厅射出明亮的灯光照亮街道，使路人抬眼观看。他自然将这灯光，将这灯光的明显而隐晦的起因与大门口那几辆华丽马车联系起来。当他看到一辆马车起动时，便颇有感触地认为奥秘的起因发生了变化，其实只是车夫怕马匹着凉，因此让马匹来回溜达，这种走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胶皮车轮静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