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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的荣誉-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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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先和你们谈谈。”系主任说，然后将弘子请了进来，对弘子讲了校方的决定。尽管她努力控制，但还是哭了起来。
“我必须离开吗？”弘子问。她们点点头。她感到很难受，低下头，表现出日本人特有的气质。她认为她的学习还不够好，都是她自己的错。然后又抬起头看着表亲。“我父亲会为我感到耻辱的。”她用英语说。她真想用日语和他说话，但知道不可以。
“你父亲会理解的。”系主任体贴地说，“目前的局势谁也无能为力，是我们的女孩子们的过错。是她们，弘子，不是你。我们这样做是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开始时，校方特意给她安排了一个单人房，可没想到有人将油漆倒在她身上，还在她床上放了死猫。如果同学们以这种方式对待她，就说明她的确不适合留在这里。“你可能会再回来的。”
“希望能再回来，”她伤心地说，“我到美国，必须上大学读书，我答应过我父亲。”她不能食言。
“你可以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或斯坦福，和你的亲属住在一起。”这仅仅是可能性，但作为日本国籍的人，恐怕哪所学校都不能同意。
“你可以回家和我们住上几个月。”礼子安慰弘子，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弘子不应该经历这些。弘子性情温柔、谦让，可她们却那样对她。想到这，礼子感到很恶心。
“我们非常抱歉。”校方管理人员又说。过了一会儿，弘子和礼子上楼去收拾行李。有些东西丢了，有些被弄坏了，到处都是红油漆。尽管护士已经帮助她将滴在睫毛和眼眉上的油漆洗掉，但她头发里的红油漆还是没有洗净，那得过好几周才能完全弄掉。
礼子提着提包先下了楼。弘子整理好床，叠起毛毯，这时，她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害怕极了，赶紧转过身来。这次，她可能会遭到袭击。但她仅看到一个女孩，神情不安地站在那儿。是安妮·斯宾塞。弘子没讲话，只是站着，等待着，认为这个高个子有贵族血统的白人会来骂她或来打她，然而，她却看到安妮的脸上露出伤心的表情。安妮伸出手时，眼里含着泪水。
“我是来说再见的，”她声音很小，“我对你不好，十分抱歉。我听说昨晚的事了。”安妮仍可以看见弘子头发和脸上的油漆痕迹，为她感到难过。她不想和她住一个房间，但也不想看到发生的事。人们告诉她发生的事后，她一夜没睡，一直想着这事儿。这是件坏事，她很忿怒，她想让弘子知道她的想法。安妮知道自己有权要求和弘子分开住，但她认为这是不同的事情。她气愤的是，不应该有人以这种方式来伤害他人，不管她是不是日本人。弘子彬彬有礼，在见到她的第一天，安妮就看出来了，并按照自己的方式尊敬她。她不想和她交朋友，或住在一个房间里。她仍认为她是日本人，是社会的底层人，不能和自己相提并论。但不管她怎么想，她不希望有人伤害弘子。她对其他女孩的所作所为感到羞耻。
“你会回日本吗？”安妮突然好奇地问。时间不早了，她还是赶来告别，说出她自己的想法，她想让弘子知道她没有干那件事。
“我父亲希望我留在这儿。我也回不去了，现在没有船。”她被困在美国，陷在那些仇视她、抢她房间里的东西，以及像安妮·斯宾塞这样拒绝她的人群中。弘子还不知道安妮的同情是真是假，不相信她。但她在安妮的脸上看到了坦率的神情。
“祝你好运。”安妮伤心地说，又站了一会儿才离开。当弘子慢慢下楼时，她还想着安妮。她对圣安得鲁学院仍怀着希望和留恋的心情。出门时，弘子还看见了莎伦。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弘子，好像从未见过她一样。然后转过身去走向大厅，和一群女孩子说笑起来，告诉她们她和格利尔·格森在一起度假的事。
他们离开时，几个系主任和弘子—一握手告别，可在场的同学没有一个和她说话。尽管弘子十分客气，但是可以看出她心中想的是她让家人失望了，她没有学好。
她静静地坐进汽车后座，低着头。车启动时，她不知道为什么回过头来留恋地看着学校。她所看到的最后一个面孔是安妮·斯宾塞。她站在楼上的窗前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
第09章
在以后的几周里，弘子像一阵阵轻风一样在田中家里飞来飞去。礼子在医院很忙，所以弘子就承担起了所有的家务：洗衣、做饭，下午还要照看苔米。她帮她的娃娃屋做了一套窗帘和床单。每当礼子下午回家时，她都会发现家里被整理得井然有序，一尘不染。
“真不好意思，”她和武雄说，“我三周没管家了。我有点像个游手好闲的女主人。”
“我估计她是在用做家务来弥补不能会圣安得鲁学院读书的遗憾，我不敢肯定她是否明白这不是她的错。”武雄伤心地说，“在她心里，这是大大丢面子的事。她是来这儿读书的，为了她父亲的荣誉而来，可现在却不能如愿。对她来说，寻找理由并不重要。她在想办法自我惩罚。”弘子对发生的事情闭口不谈。离开圣安得鲁学院后，武雄提醒孩子们不要提及学校，以免她伤心。她感到不安，正在努力从困境中找到解脱的办法。
他们也讨论过是否让弘子转到斯坦福大学，但武雄认为他们也不会在目前形势下接受这样一个外国人。他们对武雄好得令人难以置信。弘子并不想去冒受辱的危险，不管是对她自己还是对武雄，所以，她努力使自己成为在这个家庭中有用的人。她似乎还给自己制定了奋斗目标，那就是努力成为美国人。他有两个月没有见到她穿和服了，也不再鞠躬，不再使用日语的敬语“君”。一有空，她就读书或听广播，努力提高英语水平。
彼得也常来和弘子长时间聊天。他对圣安得鲁学院发生的事儿极为难过。可也看到她发生了变化，开始时，她内心充满羞辱感，现在，她决心克服。
传来的消息仍然不令人乐观。在她离开学校的前两天，日本侵入荷属东印度。两周后，国家人事部门投票，通过不允许日本人申请或保留服务性工作的决定。情况肯定没有好转。武雄还在斯坦福大学里听到一些不想听到的事情：近日来，有人不再愿意让他继续担任这个系的主任职务。
但谁也没有想到军方后来宣布，在西海岸地区设置“限制区域”条例，及对“敌国外国人”实行宵禁。更使武雄惊讶的是，他们被告知只能在上下班的路线内和离家五英里的半径范围内活动。要想走得稍远些，则必须经过特殊批准。
“这简直就是隔离区。”听到这些消息后，他伤感地对彼得说。回家后，他告诉大家这个条例。萨莉很害怕，这意味着她不能再去看晚场电影了。
“条例的公布暗示着更多的内容。”晚上，在卧室里，武雄对妻子说。更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学校向他道歉说他们已任命彼得当系主任，让武雄做彼得的助手。这样，他的工资就会大大减少，同时也失去了很多特权。他当然不会对彼得不满，但情况就是如此，逐渐地，他的特权和人权被一点点剥夺。一周后。医院告诉礼子，他们不再需要她了。很多病人都抱怨，他们不愿意被一个“敌国外国人”照顾。他们才不在乎她的技术有多好、她对病人有多么体贴。
一天，在吃午饭时，武雄对彼得说：“我想我们还很幸运，没有像德国的犹太人那样被带上‘大卫之星’标志。”在办公室，武雄让位与彼得，但私下里，他们之间的一切都和往常一样。这种情况让人感到难受。“在美国，我们根本用不着带六角星号标志，人们一眼就能看出我们是谁，至少他们认为能看出来。对他们来讲，我们都长得一样。第一代、第二代或第三代移民，区别在哪儿？”就他自己来说，他生在日本，是第一代移民；他的孩子生在美国，是第二代移民，如果他们再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孩子就将是第三代移民。唯一能被在技术上指认为是“敌国外国人”的只有弘子，因为她被困在美国。
实际上，这个新词的定义含糊。在美国的日本人被分为外国人和非外国人，非外国人是那些美籍日本人，是那些出生于美国的日本人，是第二代美籍日本移民。但这些区别被混为一谈，因为他们都是日本人，非外国人这个术语也使人感到不够友好。这样一来，礼子也不再是美国公民。她是个非外国人，是敌人的另一种叫法，是不可以被信任的人。
“我感觉我像个面对奇怪病毒的医生，”武雄沉思着对彼得说，“我不得不被迫经常将病毒细胞放在显微镜下研究它们，而我自己则被这种病毒慢慢侵蚀着，并逐渐走向死亡。”对不断恶化的情况，武雄不抱任何幻想，问题是，形势到底能恶化到什么地步？到现在为止，答案还不明了。
“你不会死于这种细菌的，武雄。”彼得想安慰他，但他仍然感到将他手中的地位转到自己身上的负罪感。他仍然是自己的朋友、老板和上司。武雄还没有被解雇，这值得庆幸，有好多人都已失掉工作。彼得真的感到庆幸！
圣瓦伦丁节那天，一家报纸刊出社论，提出要将所有日本人赶出美国，不管他们是第几代移民。第二天，新加坡被日军占领。第三天，联合移民委员会同意社论的观点，要求驱逐日本人。联邦调查局一直在大规模捉人，希望能找到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间谍。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日本移民被指控犯有卖国罪。
二月十九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该命令使军队有权划定任何一个地区，并将此地区的“任何人或所有人”赶走。这项命令实际上是批准军队有权将任意一个地区的日本人赶走。这是个极为重要的文件。美国公法第77—503条已明文规定，任何拒绝离开军事区的行为均为违法。违法者将被投入监狱。
有人认为这条法案在实践中几乎不起作用。但有些人，如武雄和彼得，感到这仅仅是第一轮战鼓，真正的危险会在不久后出现。目前，政府已经实施了宵禁、限制、特别通行证条例。不管这些日本人他们的历史如何不同，他们都受到一样的对待。现在，军方有权将他们驱赶到任何地方。总统令发布后的最初几天，日本人被要求主动离开，他们可以卖掉房子和生意，迁居到别处去。
日军潜水艇在二月二十三日对圣巴巴拉油田进行的一次攻击使事态更加恶化。这次袭击没有造成伤亡，但它实际上却触动了已经陷入歇斯底里的人们的最后一根神经，这正是德·威特将军所喜欢的。现在，一切都清楚不过了：目前美国受到日本攻击，那么每个具有日本血统的男人、女人、小孩都是被怀疑的对象。
那些主动离开的日本人在新迁居地也没有受到热情接待，相关州的州长愤怒不已。多数生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人决定留下来不走，他们在这儿有家庭、生意和生活，没有人愿意主动离开。
这些天来，武雄听到各种各样令人沮丧的消息，他觉得有必要与礼子商量对策。人们似乎被绝望的浪潮推到顶峰。礼子对“自愿”迁居的说法感到害怕，她一生都住在加利福尼亚，孩子们也和她一样，他们最远也只到过洛杉矶。她特别害怕迁往东部，或中西部，或其他地方。
“武雄，我不想走。”他们听人说过迁移的经历。无论他们迁往何处，都感到强烈的抵触情绪，所以只能又回到圣弗朗西斯科。“我不走。”
武雄不想跟她说总有一天还得走。他和彼得常常讨论这事。要是必须迁居怎么办？当局极不情愿看到在海岸边上住着这么多日本人。人们普遍的观点是：日本人走得越远，他们就会越安全。
三月末，在华盛顿州，武装士兵进入日本人生活区，要求他们在六天内卖掉房子和生意，并到当地集市广场报到。在哪儿，他们被临时扣留，等待重新安置。但无人知道会去哪儿。军方说要给他们建立营地，但也无人知道在哪儿建，或者是否会建，似乎一切都是流言蜚语。所有日本人都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沉默之中。
“这样的事会发生吗？”晚上，临上床睡觉时，礼子问丈夫。消息似乎并不确切，也难以令人置信。但后来报纸上刊出的照片证实了消息是准确的。照片上，孩子们站在行李旁。他们衣服上面都挂着标签。老人、妇女在哭泣。当地的居民得胜般地站在写有“日本佬滚出去，我们不要你们！”的标语边围观。这是一场噩梦。
“我不知道，”武雄希望自己有勇气说假话，可他做不到。“我想会的，礼子，我想咱们得做好准备。”谁也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他们也不例外。
尽管情况如此，他们还是照常生活。孩子们照常上学，礼子和弘子做家务，武雄到学校上班，假装为彼得工作，肯做完功课后和女朋友呆在一起。不管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仍然很难相信生活会发生改变。
那年春天，彼得和弘子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她抓紧一切时间自学，她不想让父亲失望。她尽可能多读书，读政治、艺术、美国历史，更多的时间是用来学英语。她的英语进步很快，思想也成熟了许多。圣安得鲁学院的经历使她受到很大伤害，但也教会她一些事情。除了一封校方的正式信件外，她再没有听到过同学的消息。信上说校方对她的离去感到歉意，仍认为她是个好学生。她哪科都没学完，花费在学校的时间和父亲交的学费都白费了。她计划着，想在有机会时将失去的时间和学费替父亲找回来。她曾几次向彼得说出自己的打算，彼得对她的想法表示同意。她设法努力对没能完成学业而感到的耻辱做出补偿，但在她内心深处，她认为自己失败了。
春天，她将花园收拾得干干净净，让屋子里一尘不染。如果能找到作料，她就为全家人做日本传统风味食品。孩子们不吃，但礼子和武雄很喜欢，她用了所有从祖母身上学来的技艺，她喜欢教给彼得有关自己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彼得越来越对她所说的东西感兴趣，也越来越被她那温柔、持家的能力所吸引。而弘子却在努力学习彼得的方式，喜欢和他讨论工作及他在大学所教的课程内容。他俩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沉浸在交谈中。
“你们有什么打算？”武雄在四月的一天问彼得。很显然，彼得深深地爱着弘子，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也许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无能为力。这和他与礼子当时的情况不一样，他们在相处六个月后就结婚了。然而，在加利福尼亚，彼得和弘子根本不可能结婚。
“我不知道。”彼得坦城地回答。他想过带弘子到另一个州去结婚，但还不能肯定她是否愿意。她父亲的同意对她来说十分重要。她还不完全了解彼得，她现在连信都不能写，她有时特别想家。“我本想在夏天去日本见她父亲，和他谈谈，看他是否真的具有你们一直认为的开放思想。由于珍珠港事件，这些计划都被丢到窗外去了。
“战争可能会打几年。”武雄很悲伤。
“如果得不到她父母的同意，弘子不会同意结婚的。”彼得忧郁地说。
他将在六月参军。招兵部门同意等他到六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因为他现在是系主任，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权力。虽然弘子还和田中家人住在一起，可是彼得不想离开她，不想让她失去某种保护。即便没有发生战争，他也要和她结婚。但她一直坚持要等待她父亲的同意。“你认为他们会在这儿驱逐日本人吗，武雄？”他们一直在关注着在西雅图发生的驱逐事件，尽管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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