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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羊冒险记-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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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
“世界是平庸的，这点毫无疑问。如此说来，莫非世界一开始就是平庸的不成？不然。世界原本是混沌的，而混沌并非平庸。平庸始于人类生活和生产手段的分化。卡尔·马克思通过对无产阶级的界定而将平庸固定下来。唯其如此，斯大林主义才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对马克思我是肯定的，因为他是记得原始混沌的少数天才之一。在同样意义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我也持肯定态度。然而我不承认马克思主义，那实在太平庸了。”
他喉咙深处发出一个低音。
“我现在谈得非常坦诚，算是我对你刚才坦诚的回报。往下我将对你怀有的所谓朴素疑问做出答复。不过，在我答复结束的时候，恐怕留给你的选择余地将是极其有限的了，这点希望给予谅解。简言之，是你把赌注抬起来的。听清楚了？”
“没别的办法吧！”我说。
“现在，这座公馆中有一个老人奄奄一息。”对方说道，“原因很清楚：脑袋里有个极大的血瘤，大得足以使脑袋变形。你对脑医学知道多少？”
“基本一无所知。”
“简单说来就是血炸弹。血流受阻，畸形隆起，就像吞进高尔夫球的蛇。一旦爆炸，脑的功能即终止。然而又不能做手术。因为稍一刺激就会爆炸。说得现实些，唯有等死而已。或许一周死去，也可能要一个月，无人知晓。”
对方噘起嘴唇徐徐吐气。
“死并没有什么奇怪，毕竟年迈之人，病名也已清楚。奇怪的是他为什么会活到现在。”他继续道，“大约42年前的事了。最初发现这个血瘤的是为A级战犯检查健康状况的一个美国军医，时间是1946年秋，东京审判即将开始之前。发现血瘤的医生目睹调X光照片深受震动。为什么呢？因为脑袋里带有如此之大的血瘤的人居然活着且活着比正常人还精力充沛——这一现象已远远超除医学常识。于是他被从巢鸭转入当时作为军队医院接收的圣路加医院，接受详细检查。”
“检查持续了1年，最后什么也没搞清——除了什么时候死都无足为奇和活着本身便不可思议这两点之外。那以后他也没有任何不适，继续活得神气活现，头脑运转也完全正常。原因不得而知。盲点！理应死去之人却活着到处行走。
“不过，几个小症状是搞清了：每隔40天发生一次剧烈的头痛，一次痛三四天。据本人说，头痛始于1936年，估计是血瘤发生期间。由于实在痛不可耐，痛时曾服用止痛药，坦率他说就是大麻。大麻的确可以缓解痛苦，却又带来奇妙的幻觉。那是高度浓缩了的幻觉。具体情形只有本人才知道。但不管怎样，滋味肯定并不好受。关于幻党的具体记录全部留在美军那里，是医生详细记述下来的。我曾非法弄到手读了几次。尽管是以事务性笔调记载的，但仍令人不寒而栗。将其作为幻觉实际定期体验并能忍受得住的人大概几乎是没有的。
“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幻觉也不明白。推测是有一种血瘤周期性释放的能量，头痛是肉体对它的反应。而当反应壁拆除之时，能量便直接刺激脑的某一部分，结果产生幻觉。当然，这仅仅属于假设。对这一假设美国军部也怀有兴致，开始彻底调查。是由情报部门主持的绝秘调查。至于美国情报部门何以对一个人的血瘤进行调查，至今仍不清楚。但可以设想有这样几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借调查之名听取属于敏感范畴的情况，也就是把握中国大陆的谍报网和鸦片网。因为，由于蒋介石的节节败退美国正步步失去在中国的门路，从而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先生掌握的网络。毕竟不便就此正式问讯。事实上，先生经过这一系列调查之后，未经审判就被释放出来。不难认为其中有秘密交易——情报与人身自由的交换。
“第二个可能性是企图澄清他作为右翼头目的古怪性格同血瘤之间的关系——等会儿再对你说明——这是个很有趣的构想。但终归我想他们什么也没弄明白。活着本身都已不可思议，又怎么能明白那种情况呢？除非解剖。所以，这也是个盲点。
“第三个可能性是有关洗脑的。设想通过给脑以一定的刺激波来找出特定的反应。当时这种做法很流行。事实表明，美国当时成立了那种洗脑研究小组。
“至于三个可能性之中情报部门主要着眼于哪一个，还不清楚。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也不清楚。一切都已埋葬在历史沉积层里。知道真相的唯独美军上层少数人和先生自己。先生迄今没向包括我在内的任何人提起此事，以后恐也不会提起。所以，现在我向你说的不外乎一种推测。”
说到这里，对方轻轻咳嗽一声。我已全然闹不清进这房间已过去多长时间。
“但是，关于血瘤发生期，也就是1936年的情况，知道的稍许详细一点。1932年冬先生因涉及政要暗杀计划而被关进监狱。铁窗生活一直持续到1936年6月。这个有监狱正式记录和医务记录，先生有时也跟我们谈起。扼要说来是这样的：先生入狱不久就得了严重失眠症，严重得已达到极为危险的地步，而不是一般性失眠，三四天有时甚至近1星期都一觉不睡。当时的警察不让政治犯睡觉以迫使其但白，尤其先生牵涉到皇道派与统制派的抗争，审讯格外严厉。犯人一要入睡，就泼水，用竹刀殴打，用强光照射，从而把犯人的睡眠弄得支离破碎。如此折腾几个月，多数人都要报销。睡眠神经给破坏掉了，或死，或发狂，或严重失眠。先生走的是最后一条路。失眠症彻底消除是1936年春，即同血瘤发生为同一时期。对此你怎么看？”
“极端失眠以某种缘故阻碍脑血的运行，以致形成血瘤——是这样的吧？”
“这是最为常识性的假设，外行人也想得到。美国军医大概也是这样想的。但仅此是不充分的。我认为这里边缺少一个重要元素，而血瘤现象恐怕是那一元素的从属物。因为长血瘤的还有几个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症状。并且仅这样解释也无法证明先生何以继续生存。”
他讲的听起来确实很有道理。
“还有一点，血瘤上面有个奇特的现象：先生以1936年春为界判若两人。那以前先生总的说来只是个平庸的现行右翼分子，生于北海道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排行第三，12岁离家去朝鲜，因不顺利又返回国内加入右翼团体。充其量不过血气方刚，动不动舞一一通日本刀，字恐怕都认不得几个。可是1936年夏出狱之时，先生在所有方面一跃成为右翼首领。他具有左右人心的超凡性，周密严谨的逻辑性，唤起狂热反响的讲演才能，以及政治远见，决断力，尤其有了以民众弱点为杠杆驱动社会的能力。”
对方吁了口气，轻咳一声。
“诚然，他那作为右翼思想家的理论和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堪一击的。但这个无足轻重。问题在于多大程度上组织实施，就像希特勒将生活圈和优等民族等不堪一击的思想以国家规模付诸实施那样。但先生没走那条路。他走的是后路——幕后之路。他不登台表演，而从背后驾驭社会。为此他于1937年去了中国大陆。不过算了，还是回到血瘤上来。我想说的是：血瘤发生期同他奇迹般地实现自我变革的时间完全一致。”
“按照你的假设，”我说，“血瘤同自我变革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说有一个位置上平行的、谜一样的元素在里边？”
“你的理解能力实在非比一般，”他说，“简洁明快！”
“那么羊是在哪里参与的呢？”
对方从银制烟盒里取出第二支烟，用指甲弹齐一端，衔在嘴上。没有点火。“按顺序来。”他说。
滞重的沉默持续有顷。
“我们构筑了一个王国。”对方说，“一个强大的地下王国。我们控制所有东西，政界、财界、舆论界、官僚集团、文化，以及其他你所想象不到的东西，甚至敌对者都在我们的网内。从权力到反权力，无所不包。而其大多数却连受控于我们这点都未意识到。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老好巨猾的组织。而这组织是战后先生一个人创建的。也就是说，先生一个人控制着国家这一巨大轮船的船底。他一拨塞，船就沉没。乘客们笃定在不明所以的时间里葬身鱼腹。”
他点燃烟。
“但这组织有个极限：国王的死。国王一死，王国就上崩瓦解。为什么呢？因为王国是靠一个天才的天资构筑并维持下来的。按我的假设，是靠谜一样的元素构筑并得以维持的。一旦先生归西，一切寿终正寝。因为我们的组织不是官僚组织，是以一个大脑为顶点的一架机器。这里有我们组织的意义，有它的弱点，或者说有过。先生一死，组织迟早分裂，如同被大火包围的布尔哈拉宫殿那样覆没于平庸之海。谁都做不了先生的继承人。组织将被分割，就好像拆毁庞大的宫殿而在遗址上面建起林立的公寓，成为均衡与概率的世界，不知意志为何物。也许你认为这是对的，分割是对的。可你想想看，整个日本变成一马平川，没有山没有海洋役有湖泊，唯独均衡的公寓鳞次栉比——这难道是对的吗？”
“不明白，”我说，“如此设问本身是否合适都不明白。”
“你是聪明人，”说着，他在膝头叉起十指，指尖缓缓打着拍子。“公寓当然是比喻。说得准确些，组织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前进，一部分使之前进。此外当然还有发挥种种职能的部分，但大致分来，我们的组织是靠这两部分得以存在的。其他部分几乎无任何意义。前进部分称为‘意志部分’，使之前进部分称为‘收益部分’。人们议论先生时提出的只是这‘收益部分’。‘意志部分’谁都不感兴趣。因为无人理解得了。这就是我所说的分割的含义。意志无法分割，或者百分之百继承，或者百分之百消失。”
他手指依然在膝头缓缓打着拍子。此外一切都与开始时相同。无可捉摸的视线，冷冰冰的眸子，没有表情的端庄的脸。脸始终以同一角度对着我。
“所谓意志是什么呢？”我试着问。
“统率时间统率空间统率可能性的观念。”
“不懂。”
“当然不懂，任何人都不懂。唯独先生本能地理解它。说得极端些，是自我认识的否定。只有在这里完全的革命才能实现。换个你们也容易理解的说法：一场劳动包含资本、资本包含劳动的革命。”
“听起来好像幻想。”
“正相反。认识才是幻想。”他斩钉截铁。“当然，我现在口中的只是语言。而无论怎样罗列语言都根本不可能向你述说先生怀有的意志的形态。我的说明仅仅是以另一种语言性关联表示出我同那一意志之间的关联。这也关系到对语言的否定。当个人认识同进化连续性这两根西欧人文主义支柱失去意义的时候，语言的意义也不复存在。存在不是作为个体存在，而是作为混沌状态存在。你这一存在就不是独立独特的存在，而不过是混沌罢了。我的混沌是你的混沌，你的混沌是我的混沌。存在就是交流，交流即是存在。”
房间似乎陡然变得奇冷，而我身旁备有一张暖床，有人诱我到床上去。这当然是错觉。时值9月，外面仍有无数秋蝉鸣噪不已。
“你们在60年代后半期开展的或准备开展的意识扩大化，因其植根于个体故而一败涂地。也就是说，倘若个体质量未变，而仅仅一味扩大意识，那么最后等待你们的只能是绝望。我所说的平庸即是这个意思。不过，恐怕无论怎么解释你都不会理解。况且我也不是在寻求你的理解，只是尽力坦诚相告罢了。”
“刚才递给你的那幅图，”他说，“是美国陆军医院医务记录的复印件。日期是1946年7月27日。那是先生应医师要求亲笔绘制的——作为记述幻觉作业的一环。事实上，根据医务记录，这只羊以非常高的频率出现在先生的幻觉中。以数字说，大约80％，也就是5次中有4次有羊出现。而且不是普通羊，是这背部带星纹的栗色羊。
“另外，这打火机上刻的羊徽是先生自1936年以来作为自己的印记一直使用的。想必你也注意到了，羊徽同医务记录上的羊图完全一致，并且同你现在手中照片上的羊也一模一样。你不认为这是个十分有趣的事实？”
“不会是巧合吧？”我说。我打算尽可能说得听起来很轻松，但效果并不理想。
“还有，”对方继续道，“先生热心搜集了国内外大凡关于羊的所有资料和情报，每星期都要花很长时间亲自确认一次从日本国内出版的所有报刊上剪辑的关于羊的报道。我一直帮他做这件事。先生热心得很，简直像在搜寻什么似的。卧床不起之后，我便极为私人性质地继续这项作业。对此我非常感兴趣。到底会出现什么呢？结果你出现了。无论怎么看这都不是巧合。”
我掂了掂手中打火机的重量。重量委实令人惬意。既不太重，也不过轻。世上竟有这等重量。
“先生为什么如此热心地寻找羊，原因你可明白？”
“不明白。”我说，“还是问先生来得快吧？”
“能问早问了。先生近两个星期昏迷不醒，估计再不会清醒过来。一旦先生亡故，背上有星纹的羊的秘密也就永远埋葬在黑暗中。而这一点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不是出于个人得失，是为了更大的大义。”
我打开打火机盖，推砂轮点火，又合上盖。
“你大概觉得我的话荒唐无聊。或许那样，或许真的荒唐无聊。我只是希望你理解一点：剩给我们的除此无他。先生死去，一个意志死去，意志周围的一切也将死绝。剩下来的唯有可以用数字计算的东西。此外一无所剩。所以现在我想找到那只羊。”
他第一次闭了几秒眼睛，闭目沉默。“说一下我的假设，无论如何只是假设——不中意忘掉就是——我认为正是那只羊构成了先生意志的原型。”
“好像在说动物形小甜饼。”我说。
对方未予理会。
“羊大约已进入先生体内。估计是1936年进入的。那以后羊在先生体内住了四十多年。那里肯定有草场，有白桦林，恰如那张照片上的。你以为如何？”
“作为假设甚是有趣。”
“特殊羊！非常·特殊的。羊！我想找出它，为此需要你的协助。”
“找出又怎么样呢？”
“怎么样也不能怎么样。我恐怕是无可奈何。我若做什么，对我来说实在大力不胜任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亲眼确认那东西的消失。如果那只羊有什么需求，我准备竭尽全力。因为先生一旦故去，我的人生几乎再没什么意义可言。”
接下去他一阵默然。我也默然。只有蝉仍在叫。傍晚的风吹得庭园树木的叶片簌簌作响。房间里依旧寂寂无声。死之粒子恰如防不胜防的传染病满房间飘移。我在眼前推出先生脑袋里的草场，草枯羊逃后的荒漠的草场。
“再说一遍：希望你告诉我照片是怎样到手的。”对方说。
“不能告诉。”我回答。
他叹口气：“我以为我对你是开诚布公的，所以希望你也坦诚相告。”
“从我的角度不可能讲出。我一讲出，有可能给送我照片的人带来麻烦。”
“那么说，”对方道，“你是有足够的证据认为在羊上面会给那个人带来某种麻烦了？”
“证据谈不上，只是那么觉得罢了。里边有什么名堂——听你述说时我一直有这个感觉。是有什么名堂。这类似一种直觉。”
“所以不能讲。”
“是啊，”我略一沉吟，“在麻烦方面我多少是个权威，也熟知给人添麻烦的方法——这点不亚于任何人。所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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