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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羊冒险记-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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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给他创作以深刻影响的也就是这些美国作家。
最后，在即将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还请允许我啰嗦几句也许是题外的话。
文集中的《挪威的森林》是最先翻译出版的。距第一版问世，已倏忽过去十来年时间。这期间最使我愉快和感动的，莫过于有幸得到许多读者来信。有的来自太平洋彼岸，有的来自毗邻的香港，更多的自然来自内地的青年朋友。
对我这个译者来说，夜晚在台灯柔和的光环中细细品读这些来信，不仅是一天中最为恰然自得的美妙时刻，也是我迄今人生旅途中至为难得的精神享受。想到远处有一颗心正在为自己并不成熟的译作发生共振，想到有一位不曾谋面的朋友正对自己、对自己手中的译笔投来期盼的目光，一股纯粹的幸福感便从心底缓缓涌起。同时也使我受到实实在在的鼓舞和激励：毕竟有人在认真读书认真思考认真感受社会和人生。他（她）们无疑是我们这个不无沙漠化危险的土地上永远的清泉和绿洲。部分读者来鸿甚至飞进了我在日本执教期间那座独门独院的木屋，化解了三载异国晨昏几许孤寂与怅惘。也正是由于这许许多多的朋友来信，我才为交涉版权——为在我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后这套书仍能光明正大地送到读者手中付出了可谓相当执拗的努力。
译海独航，长夜孤灯，几多寂寞，几多辛劳，在最后掷笔于案的此刻，都化为深深的感激和谢忱。除了感谢一向富有眼光和胆识的漓江出版社，感谢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还必须感谢我们伟大祖先留下这无数出神入化的辉煌文字，使得我颤抖的手终于摸到了译海的彼岸。
还是留下我的通讯处：广州市石牌暨南大学外语系（邮政编码510632），期待诸位读者给予批评指教，以使译文中的错误及时得到订正。
1998年2月8日，灯下
于暨南大学羊城苑
第一章 1970年11月25日
星期三下午的郊游
从报纸上偶然得知她的死讯的一个朋友打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在听筒旁缓缓读了一家晨报的这则报道。报道文字很一般，大约是刚出大学校门的记者写的见习性文字。
某月某日某街角某司机压死了某人。该司机因业务过失致死之嫌正接受审查。
听起来竟如杂志扉页登载的一首短诗。
“葬礼在哪里举行？”我问。
“这——不知道。”他说，“问题首先是：那孩子有家什么的吗？”
她当然也有家。
我当天给警察打电话，问了她父母家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然后给她父母家去电话打听葬礼日期。如某个人说的那样，凡事只要不怕麻烦总可以弄清楚。
她家在下町。我打开东京区划图，用红圆珠笔在她家所在地段做了个记号。那的确是东京城普通老百姓的聚居地。地铁线、国营电气列车线、专列公共汽车线如乱七八糟的蜘蛛网一般纵横交错茫无头绪。几条脏水河从中穿过，杂乱的道路犹如甜瓜纹紧紧附在地表。
葬礼那天，我从早稻田乘上都营电车。在快到终点的小站下来打开区划图，但地图和地球仪同样无用，害得我买了好几盒烟问了好几回路才算摸到她家门口。
她的家是一座围着茶色木院墙的老木屋。进得大门，左边是个小院，窄小得仿佛是在说“或许不无用处”。院角扔有一个早已废弃不用的旧陶火盆，火盆里积有15厘米深的雨水。院土很黑，潮乎乎的。
也是因为她16岁便跑出家再未回来，葬礼只有亲属参加，静悄悄的。亲属也几乎全是上年纪的人，一个30岁刚出头不知是她胞兄还是堂兄的人在操持葬礼。
父亲五十六七岁，个不高，黑色西服胳膊上套一个葬礼袖章，立在门房几乎纹丝不动，样子使人联想起洪水刚退的柏油马路。
临走时我向他默默低了下头，他也默然低头。
第一次见到她是1969年的秋天，我22岁，她17岁。大学附近有个小咖啡馆，我常在那里等朋友。咖啡馆虽不怎么起眼，但可以听到摇摆舞曲，边听边喝味道一塌糊涂的咖啡。
她总是和我同座，臂肘拄在桌子上出神地看书。虽说她戴的眼镜俨然牙齿矫正器，手也骨节分明，但总像有一种容易让人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交欢，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60年代也发着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个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现在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么，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困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困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单纯出于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30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也许终归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困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概是说高中一年级（高中！）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同对方困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①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②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①FarEastwork之略，美军远东广播电台，总部在洛杉矾。
②InternationalChristianUniversity之略，国际基督教大学。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赶来离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21岁，再过几周就22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像样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以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问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座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个奇特的午后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进大衣袋，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个脚踏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坏梦？”
“总做坏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头，又缩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开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和你一起睡，我时常悲伤得不行。”
“觉得很抱歉。”我说。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为你抱我的时候想别的女孩。那怎么都无所谓。我，”她突然闭住嘴，在地面缓缓拉出三条平行线，“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闭起来，”停了一会我说，“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尽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过分夸大或过分讲究现实。但那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我摇下头，“说不准，或许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树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暧，你不认为10年就像永远永远？”
“是啊。”我说。
我们穿过树林，走到ICU校园，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热狗。下午两点，休息室电视上翻来覆去推出三岛由纪夫来。音量调节器出了毛病，声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吃罢热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个学生骑在椅背上拧了一会音量调节钮，之后作罢，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说。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们仍把双手插进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蓦地醒来时，她正在吞声哭泣。细窄的肩头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颤抖。我点燃取暖炉，觑了眼钟：凌晨2时。夜空中央浮着一轮白亮亮的月儿。
等她停止啜泣，我烧水泡了袋装红茶，两人喝着。没有砂糖没有柠檬没有牛奶，仅仅是热茶。之后点两支烟，一支给她。她吸一大口喷出，连续三回，随即咳嗽了一大阵子。
“我说，你可打算过杀死我？”她问。
“杀死你？”
“嗯。”
“干吗问这个？”
她叼着烟用指尖擦了下眼睑。
“只是想问问。”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为什么非杀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烦似的点下头，“只是一下子觉得，给谁杀掉也并不坏。”
“我不是杀人那类人。”
“是吗？”
“大概。”
她笑笑，把烟戳进烟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红茶，又点燃一支烟。
“活到25，”她说，“然后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岁。
第二章 1978年7月
1．关于16步
确认电梯关门那“咻”的一声压缩机声在背后响过之后，我缓缓合上眼睛。我将意识的断片归拢在一起，沿走廊朝门那边走了16步。闭眼16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脑袋搞得昏昏沉沉，犹如磨损了的发条。口中满是香烟的焦油味儿。
尽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厉害——我也能闭着眼睛像用格尺拉线一样径直行走16步。这是长年坚持这种无谓的自我训练的结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伸直脊背，扬起脸，把早晨的空气和水泥走廊的气味大口吸入肺中，尔后闭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雾中直行16步。
在这16步天地里，我已被授予“最有礼貌的醉酒者”称号。其实十分简单，只消把醉酒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即可。
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只是”没有“不过是”什么也没有，醉了就是醉了。
这样，我得以成为最有礼貌的醉酒者，成为起得最早的白头翁鸟，成为最后通过铁桥的有篷货车。
5、6、7……
第8步站住睁开眼睛，做深呼吸。有点耳鸣，仿佛海风穿过生锈的铁丝网。如此说来，已有好久没看到海了。
7月24日，上午6时30分。看海理想的季节，理想的时刻，沙滩尚未给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鸟的爪痕如被风吹落的针叶零星印在水边。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儿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16步立定睁眼一看，自己已照例准确站在球形门拉手跟前。从信箱取出两天的报纸和两封信，夹在腋下。然后从迷宫般的衣袋中摸出钥匙，拿在手上把额头贴在凉冰冰的铁门。片刻，耳后似乎传来“咔嗤”一声响。身体如棉花吸满酒精，只有意识较为地道。
罢了罢了！
门打开三分之一，滑进身体，把门关上。门内寂静无声，过度的寂静。
随后，我发现脚下有一双无带无扣的红色女鞋。鞋很眼熟，夹在满是泥巴的网球鞋和廉价沙滩拖鞋之间，看上去好像过时的圣诞节礼物，上面飘浮着细小尘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厨房餐桌上，额头枕着两只胳膊，齐刷刷的黑发掩住侧脸。头发间闪出未遭日晒的白皙的脖颈。没印象的印花连衣裙肩口隐约闪出胸罩细细的吊带。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领带，摘下手表。这时间她一动没动。她的背使我想起过去，想起见到她以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声，但听起来全然不像自己的语声，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运来的。不出所料，没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对面，指尖按住眼睛，鲜亮的阳光把桌面分开。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桌上放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洒水。柏油路面响起洒水声，漾出洒水味儿。
“不喝咖啡什么的？”
还是没有回音。
确认没有回音之后，我起身进厨房碾够两人喝的咖啡豆，打开晶体管收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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