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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船-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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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这样也不行！请您别劝我结婚了。”
“好的，我不说了。不过，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事吗？”
“要是您能给我在什么女子学校安排一个教书的工作，使我离开这里，到加尔各答去，那我就对您感激不尽了。”
“工作是有的，我能给你安排。”
这并非实话，我对女子学校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是，我开办一所女子学校不是也很好吗！
迪巴莉说：
“请您到我们家里去一趟，把这件事对我母亲说说，行吗？”
“明天早上我一定去！”我回答说。
迪巴莉走了。我扔下报纸，来到凉台，坐在椅子上，仰望群星，问道：
“千千万万遥远的星座啊，人们生活中各种命运之线和姻缘之线，都是你们悄然无声地织成的吗？”
就在这时候，比绍波蒂的第二个儿子斯里波蒂，没有预先通知就突然来到我的凉台上。他和我进行了一场谈话，内容是这样的：
斯里波蒂希望与迪巴莉结婚。他甚至准备为此而被社会抛弃。但他父亲声称：如果他干这样的蠢事，就把他赶出家门。迪巴莉说，谁也不值得为了她而遭受不幸、鄙视，甚至被抛弃；况且，斯里波蒂从小就在富裕家庭环境中娇生惯养，他一旦被社会遗弃，变得无依无靠时，是忍受不了穷困的折磨的。他们为此各执一词，相持不下，就在这种时刻，我搀和到他们中来，而且还提出了一个新郎，使问题变得更趋复杂。斯里波蒂就是为了这事到我这里来的，他要我退出这场游戏，就像从脚本里删去多余的角色那样，退出去。
我对斯里波蒂说：
“这场戏我既参加了就不想半途而废。何况我一退出来，岂不是无异于砍断了这个结头吗！”
结婚的日期未作变更，只是换了新郎。比绍波蒂的请求我照办了，不过，他并不因此而高兴。迪巴莉的要求我未能满足，但我心中暗想，她倒是满意的。
能不能为迪巴莉在女子学校找到合适的工作，我不知道。然而，我家里女儿的位置却是空着的，可由她来填补。我在斯里波蒂面前证明了我的意见：我并不是那种可有可无或一无所取之辈，而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他的家庭之烛，在我加尔各答住所里点燃了。
我原来以为，我没有及时结婚而留下的空白，只有迟到的晚婚才能弥补。可是，我现在看到，只要上苍高兴，也可以超越一两个阶段呢。如今，我已经55岁了，家里孙女满堂，而且还有一个孙子。当然，我与比绍波蒂先生已经断绝了业务联系，因为他不喜欢我所推荐的新郎。
（1917年12月）
黄志坤译
偏见
齐德拉古普塔把许多他认为是罪过的事，全都用大写字母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而那些犯罪者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曾发生了一起只有我知道，而其他人都不了解的所谓罪行。我要写的这件事情就是属于他记载的那类罪行。在解释齐德拉古普塔之前，我不得不承认，有时我也是同谋者。只有这样，我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
这件事是昨天——星期六发生的。当时，我们地区耆那教①住宅区庆祝一个节日。我带着妻子科莉卡乘汽车外出——我的朋友诺扬莫亨邀请我去他家喝茶——
①耆那教是印度一古老的宗教。
我妻子的名字科莉卡是“蓓蕾”的意思，是她妈妈给取的，要是我，就不会给她起这样的名字，因为她的性格与她的名字极不相符。她似乎是一朵完全开放的花。当市场上抵制英国布匹时，一伙在外面巡逻的人都尊称她为坚强的女斗士，他们叫我吉林德罗，意为喜马拉雅山。那伙人显然知道我是女斗士的丈夫，他们才不管所取名字的意思呢。感谢老天爷，我父亲赚钱的手段我多少还学了点。这些人在募捐时对此就很感兴趣。
如果妻子和丈夫的性格不同，那一定是和谐的一对，就像干涸的土地和水流的关系。
我生性懦弱，一点也承受不了多余的压力，而我妻子却极坚韧不屈。她抓到什么，是决不会放手的。正是我们之间的这种性格上的差异，才维系着家庭的宁静。
不过我俩有个分岐怎么也调和不了。科莉卡认为，我不热爱祖国。而她又对自己的看法坚定不移。尽管我一再证明自己忠贞爱国，但由于不符合他们那伙人的表面要求，无论我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
从小我就喜爱书籍，一看到新书就要买。我的论敌也同意我买书。我不仅爱买书，而且还爱看书，我看完书后还爱评论，这些朋友们都很清楚。久而久之，朋友们都回避我，最后只剩下一个朋友，他叫博恩比哈里（意思是“林中漫游者”），每逢星期天，还来与我神侃。我把他的名字从博恩比哈里改为科恩比哈里（即“角落中的漫游者”）坐在家里与他一聊就是一整天，有时聊到深夜，甚至昏昏沉沉地侃到凌晨。
我们的日子并不好过，警察局要是发现谁收藏了“薄迦梵歌”①这本书，就会说他图谋不轨，而爱国者们要是发现谁在读英文书，就把他定为祖国的叛徒。爱国者们认为，我虽然是黑皮肤，像个印度人，但心灵却与欧洲白种人相通。当时，由于萨拉斯瓦蒂②的皮肤是白色的，真正的爱国者就很少去礼拜她了。甚至还有这种说法：池塘里若是开白色荷花，那末池塘里的水不仅不能浇灭熊熊燃烧的国家命运之火，反而会使烈火越烧越旺——
①印度教《摩诃婆罗多》史诗中的一部分。
②萨拉斯瓦蒂是梵天之妻，又称文艺女神，智慧之神。
尽管我妻子率先并多次采取强硬措施，我还是不愿穿手工织的粗布衣服。个中原因，并不是手工织的粗布衣服有什么缺点或质量有问题，而是我比较讲究衣着，喜欢豪华雅致。这可糟了，反对爱国行动的罪名落到了我的头上。不过，我也可以委曲求全，可以穿肮脏的和粗糙的衣服，也可以不讲究整洁。在科莉卡转变之前，为了一些生活习惯——诸如我在中国人市场上买了一双前面宽松的鞋，忘了每天擦洗，觉得湿鞋穿了不舒服；不愿穿衬衣，而喜欢穿旁遮普人穿的宽袖衫；有时掉了一两粒衣扣也不在乎等等——使我和科莉卡的关系恶化到了决裂的边缘。
科莉卡说：“你瞧瞧，和你一起出去，我都感到害羞。”
我说：“你不用陪着我，你可以单独外出，不必管我。”
现在时代变了，可我的命运没有丝毫变化。今天科莉卡还说：“与你一起外出，我都感到羞耻。”
过去，我没有接受科莉卡那伙人的要求的衣着，今天，我更不会采用科莉卡新同伙的服饰。没有办法，这是我性格方面的缺点，只能让妻子和我一起外出时感到害羞了！不管是谁，要我按他们的要求来衣着都很难办到。可是，我也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过日子。科莉卡总是要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就像瀑布的激流不断把巨石卷进来一样，科莉卡白天黑夜都不让我安宁，要把各种嗜好强加于我。她的神经一听到不同意见，就仿佛会奇痒难忍，她便暴跳如雷。
昨天，外出作客之前，科莉卡又对我手工织的粗布衣服说三道四，掀起一场风波。她大声指责，态度傲慢，没有一点温柔可言。我实在受不了，便反唇相讥，当然这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说：“你们这些妇女，老天爷赐给你们双眼，可你们只看到一些衣着之类的习俗，便闭上眼睛。崇拜比思考更舒适安逸。只有把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物和智慧，从广阔自由的天地中挪到带偏见的妇女身上，并让她们过深居简出的生活，她们才能活下去。在我们这个恪守陈规陋习的国家中，把穿手工织的粗布衣服当作戴花环，点檀香痣那样的宗教活动，妇女们才会兴高彩烈。”
科莉卡气炸了。在另一间房间里的女仆听到科莉卡的吼声，还以为男主人悄悄送自己首饰的事败露了，而和夫人吵架了。
科莉卡说：“等着瞧吧！如果把穿手工织的粗布衣服看成像去恒河沐浴那样神圣，并成为全国人民的习俗，到那时候，我们的国家才会得救。判断与想法一致就会成为习俗，而思考与形式紧密结合就会成为偏见。人们既然闭着眼睛干事，那末即使睁开眼睛也不会迟疑不决。”
这些话是诺扬莫亨教授说的。可科莉卡省略了引号，把别人的话当作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
有人说“哑吧没有敌人”，说这话的人，显然是个未婚的单身汉。如果我沉默，不答理她。瞧着吧，科莉卡会更加生气。
她说：“你常说，你不同意把人分成各种种姓。可你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穿没有染过的白色手工织的粗布衣服，实际上取消了差别的面纱，也就抛弃了种姓差异的外表。”
当时，我本想说：“种姓差别，口头上，我不接受，甚至我还会喝穆斯林做好的鸡汤！这就不仅是口头上说说而以，而是口头上的事实。这是运动的核心部分。”
和她辩论难不倒我，但我没有这样做，我生性胆怯，我沉默了。我知道，科莉卡挑起的我们之间的一切争论，一传到她朋友那儿就变了样，仿佛是经过洗衣店槌打揉搓过的衣裳。科莉卡从哲学教授诺扬莫亨那儿贩来的词藻，用她那明亮的眼睛无声地对我说：“怎么样！服了吧！”
我根本不愿应邀去诺扬家作客。我知道，印度教徒文化上的偏见与自由思索和探讨之间有多么大的差别，而这一差别为什么在我们国家要比在其他国家大得多。带着这些问题坐到茶桌边，就像热气腾腾的茶一样，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问题，也可能引发一场激烈的舌战。另外，刚从书店买回来的，带金色花纹的书，摆在枕头边，还没有看，甚至连那褐色封皮都没有打开。这一切使我原来的积怨突然从心底升起。但我不得不出来，因为我若违背我那位坚信教义的老婆的意愿，她马上就会以语言和非语言的种种方式，像旋风一样发泄出来。这对我的健康不利。
离开家，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一家胖印度教徒开的糖果店前。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尖锐的叫喊声。我们的邻居拉其普特人带着各种敬神用的物品匆匆跑出来，那时，这里已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突然，听到拳打脚踢的声音，我心里想：“可能是惩罚扒手吧！”
我们的汽车不断鸣笛，艰难地穿过群情激愤的人群。我看到我们街区的清扫工老头被打得昏头转向。原来：老头扫完马路后，在自来水龙头下冲洗了一下，换了干净衣服，左手提着一只桶，胳肢窝夹着扫帚，右手牵着八九岁的孙子，身上穿的是方格图案的上衣，潮湿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爷孙俩身材匀称，很漂亮，他们沿着街道步行回家，不知与人群中的什么人碰了一下，就发生了冲突，老头遭到毒打。小孙子哭了起来，乞求大家：“求求你们，别打我爷爷了！”
老头双手合十地请求：“我没有看到，我没发现，请原谅我的过失。”
信奉非暴力的善良的人们怒气消了，老头流着泪，胡子上沾着血。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我不可能下车与那些人讲理。我打算停车，让老头和他的孙子坐我的车走，也让那些宗教狂看看，我不是他们一伙的。
科莉卡见我停了车，就猜出了我的想法，她用力抓住我的手，说：“你要干什么？他是个扫大街的！”
我说：“管他是不是扫大街的，难道就为这个，要毒打他吗？！”
“是他自己不好，”科莉卡说，“为什么要在马路中间走呢？
要是在边上走，就不会受到侮辱。”
我说：“我不管这些，我要让他们上车，把他们送走。”
“如果这样，那我就在这里下来。”科莉卡说，“我不愿和扫大街的坐在一辆车里，要是与清洁工和编筐的下等人坐在一起还能理解，但，扫大街的不行！”
“你没有看见吗？”我说，“他说过了，衣服也是新换的！
他比在场的许多人都干净得多。”
“就算这样，他毕竟是个扫大街的！”妻子仍然固执己见，并对司机说，“开车走吧！”
我失败了。我是胆小鬼。诺扬莫亨是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的。但他的结论没有传到我耳朵里来，所以我也无从反驳他。
（孟历1335年斋什塔月1日1928年5月）
（孟历1335年阿沙罗月1928年6—7月发表）
黄志坤译
艺术家
通过莫伊莫诺辛霍学校的考试之后，戈宾多来到了加尔各答。那天，孀居的母亲，给他准备了一些路上吃的食品。然而，对于戈宾多来说，最珍贵的却是他那矢志不移的欲望。他发誓——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发家致富。在他的言词中，“财富”从来就是指“金钱”。也就是说，在他的心目中，只有那看得见、摸得着和闻得到的东西，才具有真实的意义。他从不把荣誉放在心上，只是一心想着那普普通通的金钱——在市场上、商店里反复易手，磨损得破破烂烂，肮脏龌龊，散发着铜臭味的金钱。他觉得，财神爷向来是以黄金、白银、纸币、股票等各种不同的形式，来显示其本来面貌的，并使人们孜孜以求，神魂颠倒。
戈宾多走过蜿蜒曲折和污秽不堪的道路，穿越宽阔的金钱急流，终于，抵达了基础坚实的彼岸。他总算爬上了默克杜加尔先生开设的公司的经理宝座。人们都称他为默克杜拉尔。
当穆昆多——戈宾多的堂兄，丢下他热爱的律师职业，离开人世时，留下了遗孀和一个4岁的孩子。此外，还有加尔各答的一幢房子和一笔存款。由于还欠了些债务，他们家总是省吃俭用，压缩开支。因而，在衣着方面，他儿子丘尼拉尔，与邻居相比，就显得颇为寒碜了。
根据穆昆多的遗嘱，这个家庭的整个重担，都落在戈宾多的肩上。他从来到的第一天起，就对侄儿灌输“活着就是为了金钱”的人生哲学。
可是，戈宾多对小孩的这种教育遇到了阻力。它来自孩子的母亲——索托博蒂。这位寡妇虽然没有说过什么，但在行动上却明显地表露出阻力的作用。她从小就热爱艺术，并能以花朵、果实、树叶、食品、布角、纸片、泥块、面团，以及各种颜色的花、茎、叶汁为材料，制作出五颜六色、见所未见的艺术品来。对艺术的追求，她总是雅兴不衰、乐趣无穷。当然，这些也给她带来过烦恼。因为这种兴趣，就像雨季突然倾泻下来的洪流——波涛汹涌一泻千里，不能行船运货——一样，没有实用价值。有时，索托博蒂把自己关在卧室里，拿块泥巴制作飞禽走兽，消磨时光。这样，时常忘了接亲访友。结果，亲友们以为她高傲自大，孤芳自赏。她真是有口难辩啊！
穆昆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深深懂得一切美好创作的价值。甚至可以说，非常崇拜艺术。然而，对于妻子的创作是否可以称为艺术品，他倒从未考虑过。他性格温柔，从不尖刻。看到妻子无谓地消磨时间，总是一笑了之，而笑中还充满柔情蜜意。如果有谁瞧不起索托博蒂的艺术活动，他会挺身而出，为妻子辩护。
穆昆多有个极其矛盾的特点——在律师业务方面是万分老练，但在家庭事务方面却一窍不通。他的职业使他收入可观，然而却很少想到要存点钱。他心胸开阔，性情豪爽，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生活也非常简朴，在钱财和料理家务方面，对于家人从不要求过高。但是，如果家人轻蔑地对待索托博蒂的活动，穆昆多就会毫不客气地制止。从法院回家的路上，他常常专门到商店去买些颜料，色彩鲜艳的丝绸和彩色铅笔之类的东西，悄悄地放在索托博蒂卧室的木箱里。有时，他拿起索托博蒂画的图画赞美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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