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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审判的女医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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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打算要退休的名誉教授所罗门·弗罗因德发表出不同的看法：“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直不停地在说‘她’以及‘她可能犯的错误’。而我觉得我们应该用‘我们’这个字眼。从我的角度看，要是遇到相同的病人，发生在福莱斯特身上的事也同样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应继续保护她，而保护好她也就等于保护了所有兢兢业业工作的医生。我们是人，都会犯错误。难道为此我们就该被钉在柱子上烧死吗？”
“所罗门，你这么善解人意当然没错，”威尔德曼说。“可我们这些人还要干很多年，因医疗不当而付出吓人的保险费直接威胁着我们的未来。这种损害声誉的事只能让保险费用朝一个方向走——上天！所以当你退休后悠哉游哉地沐浴在佛罗里达的日光下享清福，根本不用付保险金时，我和在座的许多人却要为福莱斯特的所做所为大笔大笔地掏钱！我的意思是采取这样一个立场，造成施托伊弗桑特姑娘死亡的并不是医院和全体员工的过错，而是一位不能承受急诊科的压力的医生所造成的个人行为。”
弗罗因德的目光穿过宽大的会议桌直射向他那位年轻的同行。“你是说我们应把她推进狼窝？”
“我只是说我们应考虑为自己解脱。”
“在我的词典里，解脱和把她推入狼窝是同义词。特别是在新的体系下，计算机已全国联网，一个医生要是在某个州由于某种原因受到处罚或被停止工作，一个晚上其他州就都知道了。这不就等于断送她的前程，再别想让其进入体面的医院。我绝不同意以这样的方式制裁福莱斯特医生。当然了，我有这种想法是因为我成长的医疗环境不一样。我做实习医生时，是一个叫凯斯勒的神经外科大夫带的我，带他的医生是波士顿的库欣。凯斯勒曾说：‘这些实习医生，这些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得帮助他们长大接替我们的位置。从他们一开始寻找静脉抽血，一直到满怀信心地走向手术台，我们都要耐心地对待他们的错误，富于理解和同情心，还要仁慈和蔼。这是老一辈医生对年轻医生的神圣职责。’”
“库欣，还有你的那位凯斯勒医生并不需要付令人咋舌的治疗不当索赔费！”威尔德曼说。
“难道你考虑的光是这个？对年轻医生该不该有一点爱护之心？”弗罗因德亦不示弱。
“有时爱护之心也要有所选择，”威尔德曼说。“是爱护福莱斯特，还是爱护这个医院？我觉得应该爱护大的利益，即这家医院！老一辈人陈旧的爱护观改变不了我的看法！”
卡明斯眼见会议即将成为弗罗因德和威尔德曼的充满火药味的私家战场，演变为两代人的隔膜冲突，便制止他俩说：
“先生们，先生们，我们在这里考虑的问题远远不止治疗不当的索赔费。我们需要病人住院，否则就得关门大吉。既然声誉已经受到了影响，病人恐怕不会愿意来了。”
妇产科主任沃勒斯·西蒙斯发言道：“我同意威尔德曼的看法。我们应主要对医院负责。四百六十三名男女医生和员工中，只有一个医生受到了指责。我们其他人都是优秀、有能力的外科内科大夫，堪与这座城市乃至全国的任何医生媲美。苹果筐里出现了一个烂的，我们将其清理出去，并把理由公布于众。这样病人来这里治病就没恐惧心理了，此事也方能平息！”
从在座的面部表情看，多数男女医生都似乎同意妇科主任的意见，这时特朗布尔律师轻缓而忧虑地说：“此事未必如此简单。”
“怎么讲？”西蒙斯问。
“要是州职业医疗行为委员会为福莱斯特召开一个听证会，宣布她没有过失怎么办？”特朗布尔问。“她可以反过来指控我们损坏了她的名誉。有损于一个人业务能力的贬损言辞和行动倘若与事实不符，本身就是诽谤污蔑。只要州委员会认为她的做法构不上失误，便是证明我们的言辞不真实的确凿证据。医生们，你们面对的是几百万元的官司，对象是这所医院和你们每一个人。”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解脱自己，不冒那样的险？”威尔德曼问。
“让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指控她。让他去冒污蔑诽谤罪、输掉一场代价昂贵官司的风险。”特朗布尔建议说。“我们谁也不指责。”
“可对那个女人我们要采取措施！”西蒙斯仍坚持说。
“等州委员会做出决定，认为她的职业行为出现过失，你们再辞掉她也不晚，这样便免除了打官司和遭人报复之虞，”特朗布尔说。
“在此之前怎么办？”西蒙斯问。
“我觉得卡明斯医生已找到了理想的答案，”特朗布尔说。“让她回避给病人治病，这样就减轻了我们的风险。”
“换句话说，”所罗门从他坐着的地方反对说，“我们把这个年轻女人软禁起来，不让她行医，等待着对她的公开审判。这样我们就可以干得干净利落，法律上别人又抓不住把柄，所以谁也吃不着官司。”
特朗布尔一听此话气得脸色通红。卡明斯急忙插话说：“要是州委员会认为一个医生能力不合格，我不认为处理他是‘公开的审判’。”
“当然不是，”弗罗因德答道。“我们万不能使用不雅的字眼，免得日后打起官司来被人用未当成我们的罪证。先生们，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我们自己，置一位年轻有为医生的利益于不顾是怯懦的行为。”
然而与会者的表情透露出，几乎没有人呼应弗罗因德的主张。
次日下午，凯特·福莱斯特来到小儿科的神经科病房。她尽管个人问题悬而未决，却经常去看望小玛丽亚·桑切斯。玛丽亚稍恢复了一些，对外界有了一定的反应。凯特便每次探望她时都给她带一个不太贵的小礼物，如布娃娃、涂颜色的图画书等。一次玛丽亚说凯特身上的味儿很好闻，她便给孩子带去了一小瓶香水，那是几个月前她和沃特尔参加一个股票交易晚餐会时得到的礼品。
凯特像往常一样踱到玛丽亚的病房门口，往里窥了一眼，看到并没有住院医生在给她做检查。玛丽亚今天独自睁眼躺着，看上去不太高兴的样子。
“玛丽亚？”凯特轻声唤道。
孩子立即将脸扭向门口，从床上坐起来，黑眼睛因期待的喜悦而变得骤然发亮。凯特将礼物藏在身后，悄悄步入房间。她手臂一挥，把装演漂亮的礼品呈现出来。孩子伸手抱住，迫不及待地撕开金色和红色的包装纸，发现是一本书。这次不是涂颜色的书，而是一本识字书，凯特打算教玛丽亚认字。
封面的鲜艳色彩令玛丽亚激动万分，伸出双臂搂住了凯特。她们正拥抱时，哈维·戈尔丁医生匆匆地走进病房。他见状显得有点尴尬。“凯特，我能跟你说句话吗？”
“当然可以。”
她轻轻推开玛丽亚拥抱的胳膊，走到门口戈尔丁站立的地方。她以为玛丽亚的诊断中恐怕出现了不妙的发展。也许进一步的检查又发现了由于虐待而引发的到目前尚未暴露的神经缺陷。
哈维用手势把凯特招呼到走廊上。凯特立即压低嗓门儿，用孩子听不到的声音问：“哈维，他们有没有决定怎么安排玛丽亚？”
“我争取把她留在这儿。市里想在法庭判决之前先给她找一对儿养父母。恐怕这办法不行。”
“可我觉得养父母总比住院费便宜，”凯特坦率地说。“如今事事都不得不考虑费用，真没办法。她在这儿过得很开心。每次我见她都觉得她越来越好。”
“正因为你看她她才越来越好，”哈维纠正凯特。“不过你自己的事已经够烦心的了，其实不必再麻烦往这儿跑了。”
“不麻烦，我觉得她特可爱。她需要有人爱。也说不定是我需要有人爱。”
“说实在的，”哈维·戈尔丁欲言又止。
“你想说什么，哈维？”凯特直言追问。
“卡明斯已经发了命令，不让你在医院里任何有病人的场所停留。”
“我又没给人治病，只是探望一个孤独的孩子。这又能怎么样？”凯特悻悻地说。
“他怕你的出现会引起种种谣言，对此他非常敏感，对不起，凯特，对你说这个实在差劲，但我别无选择。”
“我明白你的处境，”凯特说。“我进去说声再见就走。”
她走进去，见玛丽亚正用小手抚摸着新书光滑的封面。她抬头朝凯特粲然一笑，然后打开书，让凯特给她读。
“玛丽亚，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大人管这叫告别礼。”
“告……别礼？”孩子重复着。“我要离开这儿了吗？”
“不，玛丽亚，是我要离开。”
泪水涌上孩子的黑眼睛。“你离开？”她问。脸上流露出痛苦。
玛丽亚不悦的神情和哀求的目光令凯特改变了主意。“不，不是，我不走。”她在床沿儿坐下，将孩子搂在怀里，打开书教了起来：“玛丽亚，这是字母A。跟我念，A。”
孩子顺从地念出来。
她们念到字母E时，凯特听到背后传来脚步声，她扭过头，见哈维·戈尔丁伫立在门口，于是等待着他的责怪。
“凯特，你要是不走，至少也应把门关上，”戈尔丁说。他冲她一笑，退出房间，把门带上。凯特又转过身对玛丽亚说：“E。这个字母念E。”
当凯特·福莱斯特鼓励小玛丽亚展示自己刚学到的知识时，市长执行秘书办公桌上的一部机密电话响了起来。它的响声很执着，仿佛急需答复。
“市长办公室，我是马德琳，”秘书低声说，她十分清楚，这个没有上电话簿的号码只有为数很少的人才能打进来。
“我得跟他说句话，”一个男子的声音说得很坚决。
“施瓦茨曼医生？”马德琳·科尔曼认出了说话人。
“是我，”验尸官答道。
“我马上接通他。”
市长把他办公室的来访者打发走后，施瓦茨曼听见他说：“艾伯？”
“我说，等到葬礼完后冉公布验尸报告我可以办到。但尸检结果我不能改变，”施瓦茨曼解释道。
“很棘手吗？”市长问。
“我发现的结果施托伊弗桑特肯定不喜欢，”验尸官说。“死因只能如实说。”
“死因是什么？”
“大出血。原因是宫外孕破裂，”施瓦茨曼说。
“你说的对，施托伊弗桑特不会喜欢这个结果。”
“我不能篡改，否则就是犯罪。”施瓦茨曼说。
市长沉吟片刻，说：“艾伯，要是不得不向新闻界透露结果的话，就简单地说‘大面积内出血引起死亡’。”
“可由于此事涉及到施托伊弗桑特，要是媒体非想刨根问底怎么办？”施瓦茨曼问。
“我可以对施托伊弗桑特说，我们已尽了力不让报界知道。毕竟下个月的议员聚会上，我们得求他资助一笔比以往更大的募捐。”
“对。在发布会上，我只说‘大面积内出血’，仅此而已！”施瓦茨曼赞同地说。他思索了一下又说：“哦，对了，你跟施托伊弗桑特通话时，建议他把尸体火化。”
“火化？为什么？”市长问。
“要是打官司的话，他不会高兴别人把尸体挖出来重新检查，”施瓦茨曼说。
“为什么？你还发现了什么？”市长问。
“没什么。只是为了保险起见，别的我什么都没查。”
第15章
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葬礼在第五大道的圣汤姆斯教堂举行。市长派遣了一小批穿制服的警察奔赴现场，以便尽量减少新闻和电视媒体以及大批好奇旁观者的干扰。
葬礼预定在上午十点钟开始，九点半，显赫的人物已陆续到达，由教堂执事引领着在指定的靠背长凳上落座。
先赶到的宾客中包括市长。送葬者中还有《幸福》杂志列出的全国五百家首富公司的男女代表。但主要宾客却由施托伊弗桑特自己的公司以及对他的募捐有感激之情的众多民事和慈善组织的雇员组成。
座位被坐满，所有被邀请的哀悼者都到齐后，教堂便敞开大门，对公众开放。前来的好奇者中有希图一睹名流显贵风采的中年男女；还有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有些曾是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同学或朋友。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亦夹杂在人群之中。她蹬上棕色的已磨损的台阶，同其他人一起步入高大的教堂。她抬头看向雕饰华丽的圣坛，上面摆放着擦得很亮的黑木棺材，棺材表面不事雕琢朴实，棺盖紧闭。
唱诗班在远处轻轻哼唱着，教堂里回响着幽幽说话声，这时身披法衣的牧师从圣坛一侧的门里走进教堂。紧接着，对面的一扇门亦开启，一位引座员领着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父母走了进来。诺拉·施托伊弗桑特一身黑衣，面容被一面纱巾遮住。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身披黑色大衣，穿条纹裤，硬领白色衬衣，打着条纹灰色领带。他高大强健，身材魁伟，脸色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外貌、资金和政治权势——他都是权力的化身。
施托伊弗桑特见他妻子步履蹒跚，便搀扶她走至前排座位上。他俩一落座，唱诗班便高声吟唱起赞美诗篇。在此期间，凯特·福莱斯特警觉地环顾着四周的人们。她发现不少人的装扮是典型的格林威治村的常客，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临死前就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她的目光在人群中漫无目标地逡巡着，突然瞥见一张脸，令她一惊。
在她前面几排的通道座位上，坐着她的指派律师斯考特·凡·克里夫。她首先想到的是：他在这儿干吗？他并不是施托伊弗桑特家的朋友，难道他是？赞美诗突然中止，打断了她的思路，只见牧师在布道坛后站定，开始致颂词。
他滔滔不绝地对施托伊弗桑特夫妇表示同情，夸赞他俩是模范父母。讲到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生平时，由于她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成就，牧师便只得泛泛地一带而过，转而大讲特讲她要是能似别人一样正常活着的话，可能会取得何等何等的业绩。
凯特觉得演讲的这一部分不啻是对她的谴责。她两手紧握在膝盖上，决意驱散开负疚的感觉。牧师说完后，唱诗班又唱起赞美诗。之后市长简短地致辞，接下来是曾和克劳迪亚在一所私立学校上过学的两位朋友讲话，都表达了悲哀的情感，其中一人是以诗的形式发的言。
牧师宣布埋葬仪式不公开，只有直系亲属参加。隐含的意思便是，所有其他人，尤其是新闻记者不得出席埋葬现场。经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精心挑选的抬棺者扛起棺材，沿甬道朝教堂的大门慢慢移去。棺椁之后紧跟着施托伊弗桑特和他妻子。没走几步，诺拉·施托伊弗桑特便有些踉跄，施托伊弗桑特趁她还没摔倒急忙抓住她一只胳膊，坐在甬道对面的斯考特·凡·克里夫跳起来搀住了她另一只胳膊。就这样为了防止诺拉·施托伊弗桑特跌倒，两人扶着她朝甬道的另一端走去。
当他们行进到凯特·福莱斯特及其他人以虔敬的姿态站立的座位跟前时，施托伊弗桑特悲伤的面容倏的变得怒不可遏。凯特知道，他肯定是从几天前看到的电视采访中认出了她。她有种感觉，觉得即使在这种肃穆的场合和时刻，他都有可能会不留情面的恶毒谴责她。她以无辜的目光自信地回瞪他一眼。
走在施托伊弗桑特另一边的斯考特·凡·克里夫颇为恼火地用斥责的眼光瞥了她一眼。
凯特避开斯考特不满的目光，朝甬道对面的哀悼者人群中望去。一张脸蓦地吸引了她的注意力。一个小伙子的目光紧紧盯在已经渐渐远去了的棺材之上。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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