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近卫军-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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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我说，难道我们一定要有事才能见面吗？”奥列格忽然说。

“不，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见面……在有空的时候。”妮娜说的时候有些忸怩。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

“你现在没有事吧？……你要不要就送我回家？我想把你介绍给我姐姐奥丽雅。”她说，其实她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她正是想要这样做。

奥丽雅和妮娜两姊妹住在俗称“八家宅”的那一区。妮娜的父母占了半幢标准式房屋，奥丽雅的父母住了另外半幢。

妮娜把奥列格带到家里，就让妈妈去招待他。

奥列格本来早熟，在自己的乌克兰家庭里又养成尊敬长辈的习惯，他跟本来就很健谈的、显得年轻的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毫无拘束地交谈起来。而且他很想博得妮娜的母亲的好感。

等妮娜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伊凡卓夫两兄弟家里的一切。奥丽雅的父亲和妮娜的父亲是亲兄弟，都是矿工，现在都在前线。他们是奥廖尔州人，以前在富农家里当过长工，后来移居到顿巴斯，弟兄俩都在这里和乌克兰姑娘结了婚。奥丽雅的母亲是远处来的，是切尔尼戈夫省人，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是当地人，是顿涅茨的腊斯守普诺耶村的。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年轻时候也在矿井里干过活，这一点对她有着一定的影响。她跟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大一样。她为人勇敢果断，善于识人。她一眼就看出这个小伙子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她用充满聪明而狡猾的神色的眼睛研究他，在奥列格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把他研究得清清楚楚了。

不过，他们谈得很投机。妮娜回来的时候，看见他们俩并排坐在厨房里的长凳上有说有笑。奥列格高兴地晃着腿，搓着指尖，非常有感染力地仰脸大笑，引得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不禁也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妮娜瞅了他们一眼，把手一拍，也大笑起来——他们三个人都觉得非常快活、轻松，仿佛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似的。

妮娜说，奥丽雅现在有事，但是请奥列格务必要等她。过了两小时奥丽雅才来。对奥列格来说，这两小时是在无忧无虑的闲聊中不知不觉地过去的。但实际上这却是克拉斯诺顿地下工作的全部环节最后联结起来的真正决定性的时刻。在这段时间里，奥丽雅已经到离“八家宅”很远的“小上海”去看了瓦尔柯，向他汇报了妮娜从奥列格那里打听到的一切。

奥丽雅一到，笼罩着她妹妹屋子里的快乐气氛就有些低落了。不错，就奥丽雅的性格来说，她对待奥列格的亲切的态度已经是罕有的了；明朗和蔼的微笑使她的总是显得有些冷僻的、容貌不端正而引人注目的脸活泼起来，她甚至占了妮娜的座位，挨着他坐在长凳上。但是奥丽雅很难加入他们的杂乱无章的、热烈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对于任何一个局外人都是毫无意义的。刚去看过瓦尔柯的奥丽雅，内心充满了完全不同的情绪。奥丽雅比妮娜来得严肃——这并非就她感受的深度而言，而是就她能够立刻化思想感情为重大的实际行动的能力而言。此外，由于年纪比较大一点，奥丽雅从她们俩一同做斯大林诺州委联络员的时候起，对于她们所做的工作的实质就比她妹妹知道得多一些。

她在奥列格旁边坐下，取下头巾，露出挽在脑后的一个沉甸甸的深色发髻，就没有开口。尽管她极力要做出快活的样子，也露出笑容，她的眼睛仍旧是冷淡的，好像她在这里年纪最大，甚至比妮娜的母亲还大。

但是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是个机灵而敏感的人。

“我们干吗要坐在厨房里？”她说，“我们到里面去玩‘捉傻子’吧！……”

他们到了餐室里。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很快地走到旁边她跟妮娜睡觉的卧室里，拿了一副被许多人的手摸得发黑的、显得沉甸甸的纸牌回来。

“妮诺奇卡当然是跟奥列格做朋友了？”奥丽雅好像是无意地说。

“不，我跟妈妈做朋友！”妮娜的脸一红，挑战似地望了奥丽雅一眼。她心里非常想跟奥列格做朋友，但是她毕竟不能一下子就暴露自己的心事。

奥列格根本不懂得这里面有文章，他揣摩妮娜的母亲既然是个老矿工，打牌一定也是个老手，就叫起来：

“不—不，我跟妈—妈做朋友！”

由于他的口吃，他不是把这句话喊出来，而是像小牛那样低声地哞哞叫出来，这显得非常可笑，大伙都噗哧一声笑了，连奥丽雅也不例外。

“老跟小，——你们可要留点神，丫头们！”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说。

大家的情绪又高起来。

老矿工果然是一个玩“捉傻子”的能手，但是奥列格像平时玩牌一样，太沉不住气，所以他们一上来就输了。不动声色的奥丽雅暗中捉弄奥列格。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虽然输了，却不时狡猾地偷眼看他：她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最后，他们好不容易才赢了第四局。奥丽雅发了牌。奥列格朝自己手里一看，看见满手的牌都坏透了。忽然，他的眼睛里也露出了狡猾的神气，他朝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抬起眼睛，竭力想捉住她的视线。他们的目光刚接触，他就把自己的饱满的嘴唇好像预备接吻那样一撅，但是立即又让它恢复原状。在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那双围着皱褶、但是仍然非常年轻的眼睛里，好像有火星闪烁了一下。但是她连眉毛都没有动，立刻就打出了红方块：果然不出奥列格所料，老矿工非常懂得这种暗号。

奥列格高兴得都要抑制不住了。现在他们保证一直可以赢了。“老和小”兴高采烈地互相打着暗号，一会儿抬起眼睛望天，表示“黑梅花”，一会儿把眼睛斜到一边，表示“黑桃”，一会儿用食指摸摸下巴，表示“红心”。两个天真的姑娘愈玩愈用心，却老是输，可是她们决不甘心承认她们是输定了。妮娜满脸通红，非常激动。她们每输一局，奥列格都要搓着指尖哈哈大笑。奥丽雅比较老练，她终于明白这里面一定有些蹊跷，就以她特有的耐性和不露声色的本领，一步一步地开始监视对方。不多一会，她就恍然大悟，于是她抓住奥列格撅起他的饱满的嘴唇的机会，用足气力把叠成扇形的纸牌朝他嘴唇上打了一下，再把纸牌朝桌上一摔，摔得纸牌都飞散开来。

“哼，你们这两个骗子！”她用她的平静而沉着的声音说。

瓦尔瓦拉·德米特利耶芙娜大笑起来，毫不生气。妮娜愤愤地从桌旁跳起来，但是奥列格也跟着她站了起来，双手握住她的一只温柔的黧黑的手，把额头靠在她的肩上，请她原谅。最后，四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奥列格真不想回家，可是已近黄昏，六点钟以后城里就戒严。奥丽雅说，他最好现在就走。为了表示坚决，她就和大家告别，回自己家里去了。

妮娜陪奥列格走到被夕阳斜照的小台阶上。

“真不想走！”他坦白地承认。

他们在台阶上站了一会。

“你们那边是个小花园吗？”奥列格快快地问。

妮娜默默地拉着他的手，陪他围着房子走了一圈。他们站在房子阴影里的茉莉丛中。茉莉长得异常繁茂，简直成了小树。

“你们这里真好，我们那边什么都让德国人砍了。”

妮娜没有作声。

“妮娜，”他用孩子似的请求的声音说，“妮娜，我可以亲亲你吗？……不，只要亲亲脸蛋儿，懂吗，只要亲亲脸蛋儿……”

他并没对她有任何举动，他只是在请求，可是她甚至把身子向后一闪，窘得说不出话来。

但是他并没有发现她的窘态，仍旧带着稚气的自然的神情望着她。

“不，你要知道，你可能误了钟点。”妮娜说。

奥列格对于他可能由于吻一下脸蛋儿就会误了钟点的这种说法，也并不觉得奇怪。当然，妮娜样样都对。他叹了口气，微笑了一下，把手伸给她。

“不，你一定要常到我们这里来玩。”妮娜把他的大手久久地握在她的温柔的手里，抱歉地说。

奥列格因为结识了新朋友，同时也因为他的事业正在形成而感到幸福。他饥肠辘辘地走回家去，但是，显然今天他注定吃不到东西。柯里亚舅舅在他们家门口迎着他走来。

“我已经守了你好半天：‘麻子’（他们这样称呼勤务兵）

一直在找你。”

“见他的鬼！”奥列格不在意地说。

“不管怎样，最好躲一躲他。你可知道，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来了，是昨天回来的。他在顿河附近被德国人赶了回来。我们去看看他，好在他的女房东那里没有德国人。”柯里亚舅舅说。

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是个青年工程师，是柯里亚舅舅的同事和朋友，他用一个不寻常的消息来迎接他们：

“你们听到没有？斯塔庆柯被任命为市长了！”他恶狠狠地把嘴一咧，高声叫道。

“哪个斯塔庆柯？计划处主任吗？”连柯里亚舅舅都吃了一惊。

“就是他。”

“别开玩笑！”

“谁有工夫开玩笑。”

“不过那是不可能的！他这个人性情平和，办事勤快，一辈子没有得罪过别人……”

“就是那个性情平和、一辈子没有触犯过别人的斯塔庆柯；随便哪一次宴会，哪一次打牌，都少不了他；大家都说他：这个人是自己人，这是个大大的好人，这个人很可爱，这个人真讨人欢喜，这个人做事很有分寸。’就是这个斯塔庆柯当了我们的市长。”维克多·裴斯特利诺夫像刺刀那样又细又尖，瘦骨嶙峋，他说着说着，不由全身翻腾着怒火，恨得唾沫四溅。

“真的，让我们来冷静地想一想，”柯里亚舅舅还是不肯相信，“在工程师里面，没有一次请客不请他，我自己就不知跟他干过多少杯伏特加！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什么越轨的话，一般地说，我没有听他粗声粗气地说过一句话……即使他有点什么历史问题，大家对他的底细也很清楚：他父亲是个小官吏，可是他本人却从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

“我也跟他喝过伏特加！可是现在他却会因为跟我们有交情，首先把我们抓起来，要么就给他做事，要么就……”裴斯特利诺夫用细长的手指朝天花板上做了个打活结的手势。

“这个讨人欢喜的人，你可没料到吧！”

他们没有去注意一直没有开口的奥列格，心里还难受了半天：他们认识多年，博得大家好感的这个人，怎么会一变而为德国人手下的市长呢。最简单的解释是：德国人对斯塔庆柯以死相威胁，叫他出任市长。但是敌人为什么偏偏会选中斯塔庆柯呢？过了一会，内心的声音，在生活中最可怕的关键时刻确定人的行动的内心深处的纯洁的心声告诉他们：如果选中他们这些普通的、平常的苏联工程师的话，他们是宁死也不肯堕落到这种地步的。

不，显然问题并不这样简单，斯塔庆柯并非仅仅是在死的威胁下才同意做市长的，面对着这个令人不解的现象，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说：

“斯塔庆柯！真是怪事！……不，真是难以想象！请问，那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呢？”

于是他们只好耸耸肩膀，摊开双手。

第28章

斯塔庆柯是克拉斯诺顿煤业联合公司计划处主任，年纪还不老，大约在四十五岁到五十岁之间。他的确是革命前在消费税务局里干差事的一个小官吏的儿子，的确从来“没有牵连进”什么案件。按他所受的教育来说，他是个经济工程师，他一生都在各个经济部门里做经济计划师。

他在擢升的梯子上，说不上是步步高升，不过也不是老在一个地方不动。可以说，他不是一层一层地上升，而是一级一级地往上爬。但他对于他在生活中所占的位置总是不满足。

他不满足，并非因为，警如说，他的勤劳的天性、他的精力和知识，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而使他未能从生活中获得他理应获得的东西。他不满足，是因为他未能不花一点劳动、精力和知识而坐享种种生活享受。至于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是可能的而且是舒服的，这他在旧时代，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亲眼目睹过；而现在呢，他却喜欢从书本里阅读有关这一方面的东西——有关旧时代或是国外生活的东西。

不能说，他想做一个富得像神话里的富翁、大企业家、大商人或是大银行家，——这也需要他操心劳神：无休无止的竞争、对手、罢工，还有什么该死的危机！但是世界上不是也有稳当的收入吗，——一种什么地租或是一个清闲而受尊敬的差事浦（今属福建）人。崇祯时任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福，拿一笔高薪，——这种情况到处都有，只是“我们这里没有”罢了。“我们这里”生活的整个发展向斯塔庆柯表明：他的年龄虽在增加，可是他离他生活的理想却越来越远。因此他憎恨他所生活的这个社会。

但是，斯塔庆柯虽然对社会制度和自己的命运不满，他却从来不曾采取过什么手段去改变它们，因为他谨小慎微，事事害怕。他甚至不敢肆意饶舌，他是最普通、最平常的聊闲天的人，谈话范围从不越出谁的酒量大小以及谁跟谁同居。不管跟他关系亲疏远近，他从不指名道姓地批评人；但是他喜欢笼统地谈谈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啦，商业部门里缺乏个人主动性啦、青年工程师受的教育“今不如昔”啦、饭店和浴室的服务态度生硬啦等等。他从不对任何事物表示惊奇，而且认为，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是有人讲到盗用巨额公款、神秘的谋杀案或是家庭纠纷，斯塔庆柯就这样说：

“我个人并不感到惊奇。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您知道，我曾和一位女士住在一起，她很有教养，而且，已经结了婚，可是，她居然偷我的东西……”

像大多数人一样，他的衣着、家里的陈设和一切盥洗用具都是国产品，都是用本国原料制造的。在同出过国的工程师们往来的时候，斯塔庆柯喜欢在杯酒之间有些老实又有些狡猾地强调这一点。

“是咱们苏联的！”他用那胖胖的、但是和他的臃肿的体格相形之下显得特别小的胖手拉着他的条子上装的袖口说。

旁人也弄不明白，他这样说是表示自豪呢，还是在指摘。

但是他在内心里对同伴们的外国货领带和牙刷却万分羡慕，以致他整个深红色的秃头上都渗出了汗珠。

“这小玩意可爱极了！”他说。“真是难以想象，打火机、小折刀、香水喷，都在一块！不，咱们怎么也做不出这样的东西。”这位公民说道，而他的国家却是一个有成千上万的普通农妇开着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在集体农庄的田地里干活的国家。

他称赞外国电影，虽然他并没有看过。他可以一天几次、每次花上几小时去翻阅外国杂志，不是公司里偶然弄来的矿业经济方面的杂志，——他对这种杂志不感兴趣，因为他不懂外文，而且也不想学，——而是同事们有时带回来的那些时装杂志，总之是里面有许多服装优雅的女人和尽可能袒胸露臂的女人的那种杂志。

但是在他的这些言谈、趣味、习惯和嗜好之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使他跟别人有显著的区别。因为有许许多多在兴趣、工作、思想和爱憎方面跟他完全不同的人，在同斯塔庆柯的交谈中，在某种场合也流露出和他相似的趣味或看法，但是他们却不去想这些趣味或看法在他们的生活中是占着第十位还是末位，也许只是占一个偶然的位置，可是在斯塔庆柯的生活中这些趣味或看法却是他整个本性的流露。

他这个肥胖臃肿、行动迟缓、脸和秃头都是深红色，说话用的是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