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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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咱们玩‘白棍儿’呀！可是得我当评判员！”　

“你还是不死心哪？”　

舒拉纳闷地说。　

卓娅一言不发，挥动棍子就掷出去了。周围的人们只是惊讶地喊了一声：啊呀。棍子在空中一闪，就落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了。　

“这小丫头真厉害呀！　

”外祖父在吃晚饭的时候说，“这根棍子对你有什么要紧？　

并不是为了什么正经事，只是为了争一口气。”　

卓娅打算回答，可是外祖母抢到前头了：　

“俗话说得好：‘不到黄河心不死。’”接着她又微笑着补充说：“这样正合我的心。心里不服，非争这口气不可，对不对，外孙女？”　

卓娅低下头在菜盘子里吃菜，默默不语，以后她忽然微笑了，也用谚语回答说（她真不愧为外祖母的外孙女）：“深水有肥鱼！”　

围着桌子的人都笑了。　

《牛虻》

……春天到了。有时候吹来清爽的和湿土气味很浓的暖风。呼吸呼吸春天的空气是多么好哇！我提前由闷热的电车里走出来了，因离家不远，我可以步行到家。　

春不只使我一人愉快：　

这时可以常看见行人脸上的微笑，他们的眼睛更明亮，声音也更响亮更活气了。　

“……西班牙共和国的军队在科尔多巴的进攻很顺利。”　

我听到了谈话的片断。　

“在埃斯特马都尔省……”　

是啊，在所有的人的心里和嘴里全是西班牙，我们也全都想着西班牙。伊巴露丽常说的那句“立着死胜于跪着生”的话，已经飞遍了全世界，落到了每一个正直人的心里。　

每天早晨，卓娅刚醒来就跑到信箱取报：今天在西班牙战线上怎样？　

舒拉呢？还不满１３岁，这是使他焦心的事，他不能马上到马德里附近去。每天晚间他总是反复地谈着：他看见报上说，有一个女孩在共和国的军队里英勇地战斗着；或是他听到了无线电广播，西班牙的某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不放他到前线去，可是他终于跑去了。　

“……结果他还是那么英勇的！一颗法西斯的炮弹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毁了他们的反坦克炮。可是这个小伙子（他的名字是埃姆切里奥·科尔聂贺）拿起手榴弹就由战壕里跳出来，他迎着坦克跑上去，把手榴弹向坦克投去，手榴弹在履带下爆炸了，坦克就在原地转起来。这时候另外的人们抬来一箱子手榴弹。科尔聂贺就一个接着一个地投开了。一会儿第二辆坦克斜歪着倒下了，再过一会儿第三辆也翻过去了，其余的坦克就全往回逃跑。你看，啊！可是说起来好像没有比坦克更可怕的东西似的。”　

“这个科尔聂贺多大年纪呀？”我问。　

“１７！”舒拉回答。　

“那么你多大呀？”　

提这样的问题在我这方面未免太残忍啦。舒拉默默地叹息着……一次，我下班正向家走，耳边响亮的声音打破了我的沉思：“妈妈，为什么这么晚？我们等急啦！”这是卓娅的声音。　

“晚了吗？我答应了在７点钟回来。”　

“可是现在差１０分８点钟了，我已经开始着急了。”卓娅搀了我的臂，比起了脚步，我们就并肩地走着。她在最近两年长了很多，很快她就要和我的身材一样高了。我有这么大的女儿，有时觉着像有些奇怪似的。裙子她穿着短了，绣花衬衫也小了，该考虑做新的了。　

从１９３１年，就是从我把孩子们接到莫斯科来的那年起，我们差不多没离开过。　

我们每个人，虽然离家时间不长，也都说清楚了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时候返回来。我既然答应了在８点以前下班回家来，我就尽力履行这个诺言。如果我被什么事耽误了，就像今天这样，卓娅一定着急，她就到电车站去接我，等候我。　

如果舒拉回到家里不见姐姐，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卓娅在哪里呀？她往哪里去了？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她还不回来呀？”　

卓娅也是刚一迈进门坎就问：“舒拉在哪里啦？”　

如果我比孩子们先到家里，在没听见楼梯上的熟悉的脚步声之前，我心里也有些不习惯，总觉得不舒服。在春天，有时候我站在打开了的窗前，等待他们……好像现在我在看着：　

他们来了，差不多永远在一起，热烈地谈着什么。这时我心里马上暖和了。　

……卓娅由我手里轻轻地夺去皮夹和书包：　

“你累了，我拿着吧。”　

我们慢慢地走着，欣赏着春天的美妙的黄昏，并且彼此述说着在这一天里发生的事。　

“你读报了没有？把西班牙的小孩子们运到阿泰克来了，”卓娅说，“法西斯们差一点没把他们坐着的那艘轮船炸沉了。能看看这些孩子才好哪！你想啊，在经过轰炸和一切苦难之后，忽然来到了阿泰克！现在那里好吗？不冷么？”　

“不冷，４月在南方完全暖和了，玫瑰也开了。你看看自己：你在莫斯科也晒得这样，鼻子脱皮啦。”　

“我们已经开始围着学校种树了。半天在露天里，所以晒得这样子。你知道么？　

每一个人都应该栽一棵树。我可能栽一棵杨树，我喜欢天空飞杨花。杨树的气味也好，是不是？很鲜很鲜的，还有一点若味儿……呶，咱们现在到家了！你快洗脸，我马上把饭温好。”　

我洗着脸，不看卓娅我也知道她在做什么。她在点煤油炉子温菜，穿着布鞋在屋里无声地走着，迅速灵巧地往桌上放置食具。屋里很洁净，有些新刷地板的气味。在窗台上，在细高的玻璃杯里放着两枝红柳，枝上的芽苞好像带绒毛的小蜂子在上面睡觉一般。　

我们家里清洁和舒适都是卓娅的功劳。她担任着全部家务：打扫，购买食品。　

在冬季里她还生火炉。舒拉也有些责任：他提水，劈木柴，买煤油。可是他不高兴干零碎事，他和许多男孩子们一样，只是干“男子”的事，他确信扫地、跑商店是不适于他的身分的，“这是每个丫头都能做的事”。　

啊，他也回来了！　

屋门并不是平常地被推开了，而是带着崩裂的响声被打开了，舒拉站在门口：　

两颊赤红，双手到肘都是泥，在一只眼下，可惜，又有一块青。　

“赛球啦！”他高兴地说，“晚安，妈妈！你已经洗完了？　

这是你的椅子。我马上也洗脸。”　

他撩了很长时间水，打鼻嚏，同时那样醉心地述说着足球，好像在世界上除了足球再没有什么东西似的。　

“什么时候翻译德文呀？”卓娅问。　

“我吃完了就翻译。”　

我开始吃自己迟误了的中饭，孩子们吃晚饭。现在所有的谈话全不离学校的校园，谈论着将来校园是什么样。听他们谈话我了解了：孩子们打算把他们所知道的一切树木全围绕着自己的学校栽种起来。　

“为什么你说棕树不能生长啊？我在《火星杂志》上看见照片了：棕树，周围是雪，这就是说它们很能抗寒哪。”　

“你怎么把克里米亚的冬季比我们这里的冬季。”卓娅心平气和反驳了他。然后她转身向我说：“妈妈，你给我带回什么书来了吗？”　

我默默地由皮夹子里取出了《牛虻》。卓娅欢喜得脸红了。　

她说：“谢谢你！”马上就情不自禁地、小心地翻了几页，可是随即又放在一旁了。以后她迅速地收拾了饭桌，洗净了食具，就坐下做功课了。　

舒拉叹了一口气，唠叨了一会儿（明天早晨就没有时间做了么？）然后就挨着她坐下了。　

卓娅由对她最难的数学开始。舒拉打开了德文课本，把算题放在最后：他做算题很容易。　

半小时之后舒拉乓地一声合上了课本，并轰隆地拉开了椅子：　

“完啦！算题明天早晨再做。”　

卓娅连头也不转。她完全沉没在工作里了。旁边放着很早以前她就要求我给她带来的《牛虻》。可是我知道：卓娅在没做完功课之前绝不开始读这本书。　

我说：“给我看你的翻译，舒拉。嗯，……这莫非是与格吗？来，你看看这里。”　

“是，错了。”他说。　

“唉，这里应该是‘ｕ’而不是‘ü’。还有Ｇａｒｔｅｎ（花园）是名词呀，为什么用小字母开始写呀？３个错误，请你坐下，全重新抄一遍吧。”　

舒拉叹息着往窗外张望：他的朋友们在台阶上坐着等待他出去哪。时间并不很晚，还可以玩一会儿呀。但是事实是顽固的东西：３个错误，这是无法争辩的！舒拉就叹息着重新在桌旁坐下了。　

……夜间我带着模糊的感觉醒了：屋里有些和往常不同。　

正是如此，台灯点着，用报纸遮着；卓娅用两拳托着腮，低头读着《牛虻》。两颊，手，似乎还有书的扉页，全被泪沾湿了。　

卓娅感觉到我在看她的时候，她抬起眼睛默默地含泪微笑了。我们彼此什么也不说，可是二人全回忆起卓娅非难我的话来了：“这么大，还哭！”　

穿着桃红色衣裳的女孩子

明朗的春天的晴空，衬托着黑色的枯枝和欧椋鸟窝。在这幅画上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可是我很长时间地看这幅画，并在内心里像热潮一般地涌现出愉快和希望。在这里不只是画着树，天，鸟窝，这里还有主要的东西：情绪，思想，看清大自然和理解大自然的能力。缺少这些东西，是不可能写生的。　

另一幅画上，骏马奔驰着，勇猛的骑士们手中挥着战刀。　

这张画上的一切都是在突飞猛进的运动中……又一幅风景画是我们熟悉的齐米列捷夫公园里的周边长满了灌木的水池。　

这一张是杨树林，在沿岸草地上长着很高很嫩的野草，还有我们的愉快的小溪上的银色微波……孩子们不在家，家里只我一个人，在我的膝上放着舒拉的一本厚的画册。　

舒拉一年比一年画得更好了。我们时常参观特列佳柯夫画馆：我希望他不只学习绘画，而且还熟悉和理解著名的写生画。　

我特别记得我们初次参观特列佳柯夫画馆的情形。我们缓缓地由一个大厅转入另一大厅。我给孩子们讲解那些曾经鼓舞了画家们的历史主题和神话。孩子们倾听着，并且所提的问题总没有个完。他们看一切都好，都使他们惊叹。使卓娅惊讶的是乌鲁布列夫画的女占卜者的眼总是注视着她，她躲在哪里都是一样。一对愁闷的、精明的大黑眼，目不转睛地把我们送出来了。　

然后我们来到了谢罗夫画厅。舒拉走近了“女孩和桃”就站住不动了。两颊娇红的黑发女孩沉思地看着我们。她的两手安静地放在雪白的台布上。在她背后，在窗外隐约地可以看见浓阴蔽日的大园子，里边长着百年的菩提树。几条生满了荒草的狭径天晓得通到什么幽僻的境界去。我们默默地站了很长时间，欣赏这幅画。最后我轻轻地拍了舒拉的肩膀一下，小声说：　

“走吧”。　

“再等一小会儿。”他小声地回答。　

有时候他是这样的：如果什么东西深刻地和有力量的感动了他，他就和僵住了一样，不能动了。还在西伯利亚时，４岁的舒拉初次看见真正的森林时就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　

我和儿子并肩站着，看着安静的、沉思的穿着桃红色衣裳的女孩子，我在想：什么东西感动了舒拉呢？他的画向来是充满了活泼和喧嚷（如果可以说毛笔和铅笔也能传达出喧嚷的话）：马奔驰着，列车飞驶着，飞机在天空疾翔着。而且舒拉本人也是一个淘气孩子，是一个热心的足球员，是爱好跑跑跳跳，吵吵闹闹的人。　

谢罗夫的这幅女孩子的画里有什么东西把他俘虏了呢？在这幅画里只是明朗的不动的安静。为什么他在这幅画前这样安静地僵立不动？我从来就没见他这样安静过……在那天我们再也没有去看别的画，我们回家了。舒拉在一路上问我：谢罗夫是什么年代的人？他很早就开始了绘画吗？谁教给他绘画呢？　

列宾吗？是那个画了那幅“查波洛什人”的画家吗？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那时候舒拉刚刚１０周岁。由那时候开始，我们参观了特列佳柯夫画馆许多次，我们也看见了谢罗夫的其他作品，也看见了苏里柯夫的作品：在别辽卓夫村中的忧愁的敏什柯夫，气壮的苏瓦洛夫，莫罗作娃夫人，以及列维唐的可爱的风景画。总而言之，那里有什么，我们都看到了。可是正是在认识了谢罗夫所画的女孩子之后，在舒拉的画里也出现了风景，并且他也是在那时候首次试着画卓娅。　

“请你坐一会儿，”他这样不习惯地和蔼地要求姐姐，“我试试把你画下来。”　

卓娅耐心地坐了很长时间，很有耐心，差不多一动也不动。就是那还没熟练的手画成的最初的像上，也有些相似的地方。固然这只是微微能看出的、不明显的、但是由纸上向外看着的究竟是卓娅的眼睛，那是凝视着的，严肃的，沉思着的……现在我正翻阅舒拉的画册，我想：他长大了的时候将要成为一个干什么的人呢？　

舒拉无可争辩地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他继承了父亲的对于技术的爱好，他的手是灵巧敏捷的，的确是能手：什么都会做，他无论着手做什么，都能做得很好。他希望当工程师，我并不以为奇。所有他自己衣袋里的零用钱他全用在买《科学与技术》杂志上了，他不只把每一篇都读完，并且经常地按照杂志上的方法制作各种东西。　

舒拉无论做什么，永远是热心的，全心全意的。有一次，我到他们学校里看他们的园子去了。工作正在高潮：他们在掘土，栽植灌木和树苗，孩子们嘹亮的声音响彻空际。卓娅的脸累得发红，头发蓬乱了，她把铁锹放下一会儿，由远处向我招了招手。舒拉和另外一个比他大些的男孩子在抬土。这样的抬筐上能抬这么大一堆土，真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　

“小心呀，舒拉，别累坏了！”一位高身材、淡色头发的姑娘，看外表一定是一位运动员，在他身后喊道。　

我也听见舒拉放慢了脚步，欢喜地回答说：　

“不会！我外祖父对我说过：在凭着良心干活的时候，累不坏。人若怕干活，活计就能使人累弯腰，如果人不吝惜力量，人就越干越强壮！”　

在那天，在吃晚饭时候，舒拉又像是笑谈，又像是当真地说：　

“妈妈，在学校毕业之后我到齐米列捷夫卡①去怎样？我在那里种园子，掘土种地。你以为怎样？”　

另外，舒拉想当一个职业运动员。冬天他和卓娅一起滑冰，滑雪，夏天他们在齐米列捷夫的池子里游泳。舒拉是一个大力士：１３岁的孩子看着和１５岁的一样。冬天他用雪擦身体，春天比任何人都早开始游泳，可是在深秋，在最勇敢的游泳家看见水就打冷战的时候，他才结束游泳。关于足球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为了足球，舒拉能忘掉一切，忘掉饮食，忘掉功课。　

可是究竟……究竟舒拉似乎最希望成为一个画家。近来每一分钟空闲时间他都用在绘画上。他由图书馆里拿来，也要求我给他拿来列宾、谢罗夫、苏里柯夫、列维唐等的传记。　

他景仰地说：“你知道么，列宾由９岁就开始每天画画，一辈子一天也没丢下过！你只要想想吧，啊！每天画！在他左手害病，不能拿着调色板的时候，他就把调色板系在身上，仍然工作。我真佩服！”　

……翻阅舒拉的画册，我认识了公园里我们喜欢的长凳，距离我们家不远的山楂树丛。舒拉喜欢在夏天炎热的晚间躺在那些树下。这是我们的台阶，就是他喜欢和小朋友们游戏完了之后在那里久坐的地方。这是那片草地，他们的足球场。　

现在舒拉只是描绘西班牙：前所未见的蓝天，银色的橄榄树，红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