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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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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他简直就是每一个人的密友和导师；在我们村子里和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事，全是和他联系着的，全是由他那里发动起来的。人人都是这样想的和这样感觉的。
从前，在我们那里只有２所小学，现在超过１０所了，这是列宁建立的。从前人民过着贫困饥饿的日子，现在人民站起来了，强壮了，过着完全另样的富裕生活。我们为这个不感谢列宁感谢谁呀？电影院也出现了；教员，医生，农业技师都和农民们恳谈，给他们讲解各种问题；阅览室和俱乐部的人总是满满的。农村迅速地发展了，生活也更光明愉快了。
以前不识字的人，现在学会识字了；已经识字的人就计划着继续学习。这一切全是由哪里来的呀。谁给了我们这个新生活呢？对这一个问题，人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回答，只能用一个亲爱的和光辉的名字来回答：那就是列宁。
可是，突然他不在了……这是意识中容忍不了的事，这是使人不能甘心的事。
农民们每天晚上都来找阿那托利，对他倾诉共同的深切悲哀。
“多么好的人死了！……伊里奇应该活着，活着，活到一百岁，可是他死了……”斯捷潘·阔列次老头儿这样说。
登载着斯大林同志在第二次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词的《真理报》在２月间寄到了杨树林村。阿那托利在阅览室高声读报给大家听。屋子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斯大林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动了人心。
阿那托利读完之后，报纸就在人们的手里传递着：每人都想亲眼看看，亲手摸摸这张印着勇敢的、真诚的宣誓词的报纸。
过了几天，工人斯捷潘·扎巴布林回到杨树林来了。他过去是我们村中的牧童。他给我们述说了全国各处的人们怎样接连不断地从远方奔来吊望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遗容。
他说：“真冷啊，呼吸都被冻结了，时间已经是半夜了，可是人们还不断地来，来，看不见尽头。有的连孩子们也带来了，为的是叫他们也趁最后一次机会来瞻仰瞻仰。”
“可是我们不能看见他了，卓娅也不能看见他了。”阿那托利凄怆地说。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后来要靠着克里姆林宫的城墙修建列宁墓，并且在很多年以后都可以来瞻仰伊里奇。
我把刊登着斯大林同志的誓言的报纸收存起来了。
当时我想：“女儿长大了，让她看看吧。”
儿子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喜欢在桌子旁边坐着的时候把卓娅放在自己的膝上。他一向是在吃午饭时候阅读什么，女孩儿头倚着他的肩安安静静地坐着，向来没妨碍过他。
她依然和过去一样，长得很小，很瘦弱。由１１个月的时候开始会迈步。周围的人都喜欢她，因为她对人是亲热和信任的。她有时走到门外，对每一个过路人都微笑着，如果有人逗她说：“到我那里玩去吧？”她就高兴地伸出小手随着新朋友走去。
到２周岁的时候，卓娅就会清楚地说话了，她时常在“作客”回家以后说：
“我到彼得罗夫娜家去啦。你知道彼得罗夫娜吗？她家有格里亚，克山尼亚，米莎，萨尼亚和老爷爷。有牛，还有羊羔。它们跳哇！”
卓娅还没满２周岁，她的小弟弟舒拉就出生了。这个男孩子生下来就大声哭叫，他喊叫的声音很粗，哭泣来就不停。
他比卓娅肥大和健壮得多，但是眼睛却同她的一样亮，头发也是黑的。
在舒拉出生以后，我们就时常对卓娅说“你是姐姐”，“你是大孩子”。在吃饭的时候她和成人坐在一起，但是坐在高椅子上。她很照顾舒拉：如果橡皮rǔ头由他的嘴里落出来，她就给他放入嘴里；如果他醒了，而屋里恰巧又没有别人，她就摇摇他的摇篮。这时候我也常常要卓娅帮助我做些事情。
“卓娅，把尿布拿来。
”我说，“请你把碗给我。”
或者：
“卓娅，帮助我整理整理：把书收起来，把椅子放在原来的地方。”
她做这些事总是非常高兴，做完之后总是问：
“还做什么呀？”
在她３周岁，舒拉１周岁多的时候，她就会拉着舒拉的手，拿着瓶子到祖母那里取牛奶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挤牛奶，舒拉在我的身边转，卓娅拿着碗站在对面等待鲜牛奶。蝇子落在牛身上扰害它，它忍不住了就一挥尾巴打着了我。卓娅很快地把碗放在一旁，一手抓着牛尾巴，一手用树枝驱逐蝇子，嘴里说着：
“你为什么打妈妈？你别打妈妈！”以后她看着我，似乎是问，又似乎是肯定地说：“我帮助你！”
看着两个孩子在一起才有趣哪：卓娅那么瘦小，舒拉那么肥壮。
村子里的人提到舒拉，就这样说：我们女教员的那个小子横竖一样长，侧身倒在地下或是站起来，都是那么高。
实在，舒拉很胖也很结实，在一周岁半的时候，力气就比卓娅大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她照顾他，并且有时候严厉地申斥他。卓娅一开始说话就说得清楚，始终没咬过舌，可是舒拉在３周岁的时候还不会说卷舌音。卓娅很为这事担忧。
“舒拉，你说：列舍托。”她要求他照着说。
“勒舍托。”舒拉重复说。
“不对！你说：列。”
“勒。”
“不是‘勒’，是‘列’！你这孩子，多么糊涂！”
有一次卓娅忍耐不住了，就用手在他的额上打了一下。可是２岁的学生比４岁的先生更有力量：他愤慨地摇摇头就把卓娅推到一旁去了。
“去吧！”他气忿地喊道，“你干什么打人！”
卓娅惊讶地看着他，但是并没有哭。过了不久我又听到了：
“你说：柯罗瓦支。”
舒拉的声音驯服地重复着：
“柯鲁瓦支。”
我不知道舒拉是否了解他在家里是最小的孩子，但是从很早的时候起他就会利用这点。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总是委屈地说：“我小！”
如果他想一定要得到什么东西，大人却不给他，他就喊着要求说：“我小！”有时候他无故地、但是自觉是理直气壮地、骄傲地说：“我小！”他知道我们爱他，他想使所有的人：卓娅、我、他的父亲和祖母全服从他的意志。
只要他一哭，祖母就说：
“谁欺侮我的舒拉了？
快到我这里来，宝贝儿！看我给我的小孙孙什么！”
舒拉就欢喜地、脸上带着撒娇的样子爬到祖母的膝上去。
如果他的什么要求被拒绝了，他就倒在地下大声哭号、踹腿或是可怜地呻吟着，他的样子清楚地表示出：“我是一个可怜的小舒拉，没有人怜惜我，没有人抚爱我！”
有一次舒拉因为要在午饭以前吃粉羹（一种酸甜的糊状羹，通常在饭后吃），大声哭号起来了，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由屋里走出去了。屋里只剩下舒拉自己。最初他仍然大声哭号，并且不时地喊着：“给我粉羹！”“我要粉羹！”以后，显然是他决定不多费话了，就简单地喊：“给我！我要！”
他在哭号的时候，没有留意到我们已经走出去了，但是感觉到屋里没有声音，他抬起头来，周围看了一遍，就不哭了：既然没有人听，还值得费气力假装哭吗！他考虑一会儿，就用木片堆什么东西了。嗣后我们回来了。他见我们回来，又打算哭，于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严厉地对他说：
“如果你哭，我们就把你一个人放在这里，我们不再和你一起住了。明白了吗？”
舒拉不响了。
又一次，他在哭的时候，通过手指缝用一只眼偷看我们，看是否同情他的眼泪。
可是我们丝毫没理会他：阿那托利在看书，我在看学生们的本子，这时候舒拉就像没发生什么事故一样，悄悄地走近我，爬到我的腿上。我轻轻地在他的头发上拍了一下，就把他放在地板上，自己仍继续工作，他也就不再打搅我了。这两件事把他治好了：自从我们不顺从他以后，他的撒娇、哭号，就全停止了。
卓娅很爱舒拉。她时常现出庄重的神气，重复成年人说的话：“用不着娇惯孩子，让他哭会儿吧，算不了什么！”她这样说是很惹人笑的。
但是在她一个人伴着小弟弟的时候，她对他一向是很温柔的。
如果他跌倒了，开始哭了，她就跑来拉他的手，努力地把这个胖子抱起来。她用自己的衣襟替他擦泪，还劝着他说：
“别哭，你要作一个聪明的孩子。对啦，好孩子，……你拿着木块。来，咱们建设一条铁路，你愿意吗？……这是画报，我给你看看画儿好吗？你来看……”
最有趣的是：如果卓娅不了解什么东西，她就率直地承认这个；可是舒拉的自尊心特别强，“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很难由他口中说出来的。为了避免承认不了解某一种事物，他任何狡猾办法都会使用。我还记得有一次阿那托利买了一本内容很丰富的儿童读本，里边附有很好看、很生动的图画：画着各种不同的动植物、物件和人。我们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翻阅这本书。
有时候我指着图画问舒拉：“这是什么呀？”如果是他所认识的东西，他就马上高兴地并且骄傲地说出名称来，可是如果遇到他不知道的东西，那么，为了避免回答，他什么诡诈的办法不想呀！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火车头问他。
舒拉叹了一口气，踌躇一会儿，忽然带着诡诈的微笑说：
“你自己说好啦！”
“这是什么呀！”
“小鸡儿，”他迅速地回答着。
“对啦。这个呢？”
画着的是他不认识的、奇怪的动物：骆驼。
“妈妈，”舒拉要求说，“你把这页翻过去，给我看看别的吧！”
我想知道他还能发明出什么样的遁辞来。
“这是什么呀？”我指着河马狡猾地问他。
“你等一会儿，我吃完了就告诉你。”舒拉回答说。然后就开始那样细嚼，好像他完全不打算嚼完似的。
于是我又指着一张画着身穿蓝色长衣、带白色围裙的微笑着的女孩子的图画问他：
“这个小姑娘叫什么名字，舒拉？”
舒拉狡猾地微笑着回答说：
“你自己问她吧！”
外祖母
孩子们很喜欢到外祖母玛夫拉·米海洛夫娜那里去作客。她很欢喜地接待他们，给他们牛奶喝，请他们吃饼。以后她腾出一会儿时间来，就和他们做他们所喜爱的游戏，他们把它叫做“拔萝卜”。
外祖母一边想一边说：
“姥姥种了一个萝卜。她就说：
‘萝卜，你长得甜甜的，结结实实的，顶大，顶大的。’萝卜就长成了很大的，甜的，结实的，圆的，黄色的。姥姥拔萝卜去了：拔，拔，总是拔不出来（这时外祖母就表演着怎样拔那个顽强的萝卜）。
姥姥把外孙女卓娅叫来了（这时卓娅就来揪着外祖母的裙子）
。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齐拔，拔，还是拔不出来。卓娅叫来了舒拉（舒拉正在急待着去揪住卓娅），舒拉拉着卓娅，卓娅拉着姥姥，姥姥拉着萝卜，一齐拔，拔（这时候在孩子们的脸上就现出来等待什么事的神色）……到底把萝卜拔出来了！”
就在这时候在外祖母手里出现了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一个苹果，一块点心，或者一个真的萝卜。孩子们连笑带喊地搂抱着外祖母，悬挂在她身上，于是，她就把礼物交给他们。
“姥姥，咱们拔萝卜呀！”舒拉刚迈进姥姥的门坎就这样问。
过两年之后，有人又给他们讲这个故事，用习惯了的话开始说：“爷爷种了一个萝卜……”他们两人就异口同声地抗议说：
“姥姥种的，不是爷爷，是姥姥！”
……我母亲一生始终是由早到晚地忙着。她要照管全部家务和田地里的工作，６个孩子：要给所有的孩子穿衣服，洗脸，缝补衣服和做饭吃。妈妈把腰都累弯了，但是毫不怜惜自己。妈妈对待她自己的孩子们，和以后对待孙子孙女们，一向是公平的，也是和颜悦色的。她向来没有简单地说过“尊敬长者”，她向来是尽力地使她的意思能让孩子们了解，真能达到孩子们的脑子里和心里。她对卓娅和舒拉说：“我们住在房子里，这房子是老人盖起来的。你们看彼得罗维奇给我们砌的火炉多么好哇！彼得罗维奇年纪大了，懂的事情多，他的手艺巧极啦。怎么可以不尊敬老人呀？”母亲是很仁慈的人。
还是在我幼年的时候，她每次看见那些无家可归的流浪人，就要把他叫进家里，让他喝够了，吃饱了，还要赠给他一件什么旧衣服。
有一次父亲弯腰在箱子里寻找了很长时间之后，问母亲说：
“我那件蓝色衬衫在哪里呀？”
“你不要生气，”母亲难为情地回答说，“我把它给斯切帕奈赤了。”（斯切帕奈赤是一个无人照顾的、患病的、赤贫的老头儿，母亲常去看他，并尽可能地帮助他。）
父亲只是无可奈何地挥了一挥手。
现在，在经过许多许多年之后，我还时常回忆着：我的母亲是一个多么能忍苦耐劳和意志坚强的女人啊！
有一次，我们的牛被偷去了。人人都知道这样的事对于一个农家是多么大的痛苦。可是母亲没发一句怨言，没流一滴眼泪。另外一年，我记得，发生了火灾，我们的房子和一切物品都被烧光了，这件事使父亲非常悲观失望。他坐在放倒了的树干上，垂着手绝望地看着地下。
“我们还能挣来呀，爹爹，不要紧！”母亲向他走着说。走近他身边，站了一会儿，母亲又说：“你不要伤心，我们会有办法！”
我母亲是完全不识字的人，直到死她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但是她对识字却很重视。由于她关心我们，我们才成了识字的人：她曾坚决主张把我们送入小学，以后又送入中学。
我们家中常感困难。我记得，在十分困难的时候，父亲曾决定了叫在中学四年级读书的哥哥谢尔杰休学。可是这样的打算母亲连听都不爱听。为了她的儿子继续学习，她什么都肯作。如去谒见校长，客客气气地恳求给她的儿子以公费。
“你看你，妈妈，一个字也不识，可是一样活着呀。”父亲愁眉不展地说。
母亲不跟他争辩，但是坚持着自己的主张。俗语说得好：
“读书是光明，不读书是黑暗”。她常喜欢重复这句话。她根据经验就知道，没读过书的人的生活是多么黑暗。
“将来你们上学可要好好学习呀。”她这样叮咛着卓娅和舒拉，“你们成了更聪明的人，知道很多事，这对于你们本身好，对于你们周围的人们也有帮助。”
姥姥是一个擅长讲故事的人。她知道很多故事，也会一分钟不停止自己的工作：织补，削马铃薯片，或是和面，同时不慌不忙地把故事讲出来。她仿佛自言自语地念道：
“一只狐狸在林子里跑着，它看见树上落着一只山鸡，它就说：
‘山鸡，山鸡！我到城里去了。’‘咕—咕—咕！去了就去了吧。’‘山鸡，山鸡！我讨来圣旨了。’‘咕—咕—咕！讨来就讨来了吧。’‘不许你们山鸡在树上蹲着，你们都要到青草地上去蹓跶。’‘咕—咕—咕！蹓跶就蹓跶吧。’‘山鸡，山鸡！那边是谁来了？’‘咕—咕—咕！庄稼汉。’‘山鸡，山鸡！在庄稼汉后边跑的是谁？’‘咕—咕—咕！马驹儿。’‘山鸡，山鸡！它的尾巴是什么样的？’‘是弯的！’‘那么，再见吧！山鸡，我没有闲工夫和你瞎扯了！’”
卓娅和舒拉坐在矮矮的木凳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姥姥。她讲完一个故事，就接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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