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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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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定回来！没有腿、没有手、瞎了，我一样要活下去！
我很愿意，很愿意活下去！”
……他在到家后第三天就说：
“你别恼我，妈妈，我要不等假期满了就提前走。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人们在那里牺牲着，可是我在这里……我了解，应该继续生活下去……可是我实在难于这样做。”
“再呆些时间吧，亲爱的！……这是你合法的休息呀……”
“我做不到哇。横竖这对于我也不是休息，反正我也不能想别的事，只能想前线……想我的同志们。如果可能的话，妈妈，这次你送送我，好吧？我愿意和你在一起多呆些时间。”
我送他到白俄罗斯车站。那天晚上很冷但是很静。远远地在路轨上方，在清彻微绿的天空，闪烁着一颗低低的明星。
在这一刻，我送儿子上战场，深知在不久的将来炮火和死亡的风暴就要再围绕着他的这一刻，四周却这样的清静，我觉得这仿佛是很奇怪的……
我们买了软席车票。舒拉把自己的手提箱送上车去，可是马上就惊慌失措地跳下来了。
“喂，妈妈，你知道么，将军在那里哪！……”他像小孩一样手足无措地说。
“悖慊故钦绞磕模蔽彝嫘Φ厮担罢庋趺葱校闵*前线去，可是却被自己的将军吓一跳？”
我和舒拉在月台上站到最后一秒钟。列车开动了，我随着车向前走，舒拉站在踏级上向我招手。以后我跟不上列车了，我只能在后边看着。车轮的隆隆声音使我耳聋，疾速的气流险些没把我冲倒，两眼充满了泪……以后月台上冷静了，空虚了，可是我仍然觉得我在看着儿子的脸和他的辞别的招手。
全心全意
又剩下我一人了。但是现在我并不觉得像过去那样难受，那样孤单；工作帮助了我。
在那些日子里，许多人曾用自己的书信，自己的同情，自己的衷心的温暖的热情支援了我。许多人曾来到我家，坚持地说：“您一定到我们的工厂来。您应该和我们的青年团员们谈谈话。”我一向希望能全心全意地向所有的这些人道道谢。
我知道：人在痛苦之中，只有一种东西能拯救他，这就是感觉到人们需要他，知道他的生存并不是无益的。无法忍受的惨祸临到我身上的时候，人们帮助了我，使我相信：不只是舒拉一个人需要我，而且很多很多人都需要我。在他走后，人们没容许剩下我孤零一人。这对于我是很难的事，但是这事救了我：我成了人们所需要的人。
周围有很多工作。这些工作需要有热爱的手和热爱的心去做：战争使千千万万的儿童失去了保障，失去了家。“孤儿”这个词儿在我国差不多已经被忘掉了，但是现在又重新无情地涌现出来了。需要使那些被战争夺去了父母的孩子们不感觉他们是孤儿，需要替他们找回来父母的慈爱和家庭的温暖。
我开始工作了。
好的、真正舒适的、设备完善的保育院越多越好！真正的、聪明的、喜爱儿童的保育员越多越好！孩子们需要鞋子、衣服、营养，可能他们更需要爱、温情、亲切。处处建立了保育院。在所有的城市里，在工厂里，在集体农场里，都建立了保育院。人人都愿意为在战场上牺牲了的人们的子女做一点什么事。
我能参加这一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很重要的事！
那时候我去过很多地方：我到过唐波夫、梁赞、库尔斯克、伊凡诺沃，到过白俄罗斯、乌克兰，也到过阿尔泰、托木斯克、新西伯利亚。到处有很多需要做的事，到处是孤儿，需要把他们安置在新家庭里或保育院里，到处都用充满了信任和温暖的眼睛迎接了我。我曾不停地学习：向自己的人民学习勇敢，坚毅。
还在１９４４年底，红十字会就曾派我去列宁格勒。
在从前上边是由青铜的青年手中咆哮挣脱着的克洛德骏马的脚台上，现在放着栽着鲜花的箱子，免得不习惯的空虚使人看着不快。墙上还留着警告人的字：“在炮轰时这方面比较危险”。但是受着全国的关怀和帮助的列宁格勒人，早已开始了修理楼房，安装玻璃，并且进行着填平和用柏油铺筑马路的工作。
和我一路走着一位不算年轻的妇女，她是电力工厂的锻接女工。她曾对我述说：在封锁时期，她和她的丈夫在邻接着的两架车床前工作。那时候他们是完全精疲力尽了，仅仅用顽强的意志、不屈服的决心来克服自己的困惫。有一次，她回头看她的丈夫，见他倒在地下已经气绝了。她走近他，站一会儿，就仍旧继续工作去了。她工作着，她的丈夫就在她身边，挨着直到最后一息没离开的车床倒着。停止工作，这就是对敌人让步，可是她不愿意让步。
在列宁格勒，我曾听到关于一位建筑设计工程师的故事：
他曾在被封锁的最困难的日子里进行了凯旋门的设计。人们也对我述说过那些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斗中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的情形：这些母亲们曾用尽一切力量由饥饿的死亡中拯救别人的孩子。听着这些述说，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对自己说：
“我没有权利任意悲伤。这些人遭受了巨大的不幸，他们的苦难、他们的损失也和我的一样，是无限惨重的。他们生活着和工作着，我也应该活下去，并且工作。”
我还了解一桩事：卓娅的名字成为人民所敬爱的了。在她的名字的鼓舞下，我们的人、她的和我的同志们上了战场，或在工厂和田地里工作着，克拉斯诺顿的少年奥列格·柯歇伏依听到她的事迹之后，转告给他的朋友们，他们就重演了她的忠烈壮举。这些和她同属于一个伟大和亲爱的祖国的儿童们，也像同胞的兄弟姊妹一样，向她看齐了。
我感觉到：在人们的记忆里，卓娅生动地活着哪。她不只对我一个人是至亲骨肉，她在人民的记忆里是活的、勇敢的、不屈服的。这也帮助了我，使我愿意活着。
书信
我的侄子斯拉瓦常由前方寄信给我，他是从战争刚一开始就参加了战斗的。
彼得·里多夫和我在卓娅墓前认识了之后也开始给我写信。信的内容，最通常的只不过是几句致敬的话，但是这几句话对我却是很宝贵的。打开报纸的时候，我一向是寻索里多夫署名的前方通讯，他会简洁、镇静、勇敢地叙述一切事情，这是他的特殊天才。在这简洁镇静里涵蓄着巨大的力量。
倘若在《真理报》上很久不见这熟悉的署名，我就感觉不安：
我就开始像替至亲的人担忧一样，替他担忧。
每隔几天都有舒拉的信寄来：
“……情绪很好，特别是在最后一次攻击之后。在这一战役里我两昼夜多没出坦克。没死真是奇迹，周围都燃烧着，由于爆炸而轰动着，坦克像火柴匣一样，被震得往各方面摇晃着。总而言之，妈妈，你不要替我担心。”
“现在我正接收新组员和新的‘卡威’战车，这已经是第３辆，第１辆被打坏了，第２辆被烧坏了，我自己差一点儿就来不及由里边跳出来……我的旧组员里边智基里斯牺牲了，其余的人们全受伤了……我给外祖父写信去了，你也写吧。他害着病哪，并且是孤零一人。”
“……我受了一次伤，但是没退出战场。包扎了伤口之后，我又参加战斗了。现在我的伤已经治愈，长好了。在一次战斗中，我的上级指挥员因伤退出战斗，我担任了指挥，并和同志们一起闯进了敌人阵地。早晨沃尔沙城就被我们攻陷了。
现在我和我的组员全都健康地活着哪……接到了外祖父的信。他很痛苦，他总是想念着卓娅和外祖母。我写了一封回信，尽可能地安慰了他。”
“当地居民很亲热地迎接了我们，他们看着什么都新鲜，都不平常。在一家农舍里我给他们看了那本讲卓娅的小册子，他们向我询问很久，并且再三地要求把小册子给他们留下。我没法照办，因为我只有一本。所以我请求你，如果可能，寄给他们。地址是：沃尔沙市，比列斯阔波街６９号。”
“渴望着的解放的时刻临到白俄罗斯了。人们用鲜花欢迎了我们，还请我们喝牛奶。老太太们流着泪控诉她们忍受了的凌辱，这一切全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空气似乎是特别新鲜的，太阳是特别灿烂的。妈妈，妈妈，胜利很快了！”
“……请你特别向谢尔杰舅舅转达我的问候，你告诉他，他对我说的话我全牢记着。外祖父给你寄来信了吗？我很久没接到他的信了。”
“你问我的身分和职务。现在我用一位高级首长说我的话回答你：‘不要看他的身分和职务：他生来不是为着身分和职务，而是为着战斗行动。’”
“谢谢你对我道贺，我确实得到了金质的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现在我手里有关于颁给我红旗勋章的命令。不要以为我变样子了，我的个性仍然和过去一样的，只是现在我更有力量，更坚强了。”
“……妈妈，妈妈，彼得·里多夫牺牲了！妈妈，他在距离胜利不久之前牺牲了，这多么惨哪！牺牲在胜利的前夕，太令人抱憾啦。他牺牲在波尔塔瓦郊外飞机场：他要看看战士们如何抗击来袭的敌机就由掩体下边跑出来了。他打算写一篇关于他们的记事，因而一切事他都想亲眼看看。这真是一位真正的军事记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人……”
“……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向西方前进着。我已经连续战斗半个月，所以没写信。你的信使我很高兴，很高兴。这是由故乡寄来的信，亲娘寄来的信。现在，当我正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空中充满了隆隆声音，我的坦克被震动着，地被炸得不住地跳跃着。过几分钟以后，我们的人就开始冲锋，深入德国领土。”（这封信是用铅笔写的，笔画是很粗的，字迹很潦草，由此可见舒拉也忙着参加战斗）
“……我亲爱的妈妈，你好！我在激烈的进攻的战斗中已经一个多月了。你知道么，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信，并且连收到的信也没有时间读……夜间急行军，坦克战，在敌后紧张地战斗着，许多夜不得睡觉，由‘斐迪南’里放出带哨音的火弹……有时候眼看着同志们牺牲了不能挽救，邻近的坦克带着全体坦克手飞到空中，只好默默地紧咬嘴唇。由于疲劳和不眠，人们由坦克里钻出来的时候全像醉酒的人一样。可是人们的情绪全是最幸福的，最高兴的：我们在敌人的土地上前进啦。我们在为１９４１年复仇，在为痛苦、眼泪和法西斯匪徒们加于人们的一切侮辱复仇啦。
我们快要在莫斯科，在熟悉了的环境里欢聚了。”
“……我没战斗，我在等待进攻的命令，我们在防御中停止着，日子一天又一天地在沉寂中和烦人的等待中过着。我们住在德国人的房里，处处都是破坏了的灰色楼房。炸弹炸成了的巨大的漏斗形弹坑，使我们不得不离开暗淡的柏油马路迂回过去。炮弹昼夜不停地爆炸着，我们住的房子震撼着，颤动着。法西斯匪徒们在凶狠地抵抗着，他们紧抓住自己的每一小块土地不放。现在他们正在开始炮轰自己的农村……
在最后一次战争里，我稍微受一点伤，现在已经痊愈了，只是胸膛还疼……”
“……雨，雨。霪雨天气使人觉得似乎是处身在灰色的冰冷的海水里边，这里暗淡凄凉，我愿意回家，我相信这个愿望快成为事实了。愿你珍惜自己，珍惜自己的健康和常给我写信，不要替我担心。吻你。你的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
在这封信上注明着：“东普鲁士”“１９４５年４月１日。”
我曾等待下一次的信，但是它没有寄来。我不敢揣想，我只是等待着。我没有推测什么灾祸，我的孩子太活泼、太恋世了，我的记忆里只有他的充满信念的声音：“我一定回来！”
壮烈地牺牲了
４月２０日我在信箱里接到一封信。信封上是舒拉的战地邮政号码，但是地址并不是他的笔迹写的。我怕拆开这封信，拿着它楞了很久，以后终于拆开它读了最前的几行，眼前发黑了。我换了一口气之后重新又读，仍是读不下去。以后用尽所有的力量，咬紧牙，勉强读完了。
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４日亲爱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
很痛心地给您写这封信。我求您：集中勇敢和坚毅。
您的儿子近卫军中尉亚历山大·阿那托利维奇在反德国侵略者斗争中壮烈地牺牲了。他把自己的青春的生命献给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了。
我告诉您：您的儿子是英雄，您可以因他而骄傲，他曾忠实地保卫祖国，他堪称为他的姐姐的好弟弟。
您把您的仅有的最宝贵的东西——儿女，都献给祖国了。
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战役中，舒拉的战车在４月６日首先强渡了３０米宽的水渠，猛轰敌人，消灭了敌人的炮兵队，炸毁了军需仓库，并击毙希特勒匪军官兵６０人。
４月８日他的战车首先闯入克尼根·路易金堡垒，俘敌３５０人，完整坦克９辆，汽车２００辆，并获得燃料仓库一处。在战斗中，舒拉由战车指挥员升为中队指挥员。他虽年轻，但是指挥中队很胜任，并且在执行一切战斗任务上都可称为模范。
昨天他在争夺哥尼斯堡西方的非布鲁定克鲁格村落的战斗中牺牲了。那一村落已经落在我们手里，您的儿子在最前头的队伍中间闯入了那个村落，击毙希特勒匪徒４０余人，并轧毁反坦克炮４门。爆炸的炮弹永远地夺去了您的亲爱的、也是我们的亲爱的舒拉的生命。
战争与死亡是不可分离的，但是死于我们胜利的前夕，就令人特别惋惜。
紧握您的手。希望您勇敢。衷心尊敬您和同情您的近卫军中校列盖札。
……４月３０日我飞到了维尔纽斯，由那里乘汽车到达哥尼斯堡。空虚，周围的一切都被破坏了，片瓦无存，哪里也不见人影。以后来了一串一串的德国人：他们徒步走着，推着独轮或四轮小车，载着家产，他们不敢抬头，不敢正视……
以后涌现了我们的人的洪流，他们是返回故乡的。他们有乘马车的，有乘汽车的，有步行的，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是欢喜，幸福的。由这一切都可以看出：胜利并非道远路遥，它很近了。它就挨着我们了。
舒拉问过我若干次：“妈妈，你怎么想象胜利那一天呀？
你以为那是在什么时候？真是在春天吧？一定在春天！倘若在冬天，那么，雪是一样要融化的，花一样要开的！”
现在胜利临近了。这已经是胜利的前夕，幸福的前夕。可是我坐在我的孩子的棺材旁边。他像活人一样躺着：容貌是安静的，明朗的，我没预料到我们会这样见面。这实在是超过一般人所能忍受的事……
后来，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离开了舒拉的脸，往上看了看，我看见了另一个青年的面孔。我仔细地看他，可是想不起来过去在什么地方见过他：那时很不容易思索什么，回忆什么了。
“我是沃洛嘉·奇托夫。”青年小声地说了。
马上我就想起了那年４月，当我回到家来遇到舒拉和他的朋友们在高兴地谈话的那一晚上。“将军还亲自请我们吸烟哪……我们到乌里扬诺夫斯克坦克学校去……”我仿佛又听到儿子的声音了。
“其余的人们呢？”我勉强地问。
沃洛嘉告诉我说，尤拉·布娄多和瓦洛嘉·尤里耶夫牺牲了，他们也像舒拉一样，没等到胜利就牺牲了……多少青年，多少好人都没等到这一天就牺牲了！……
……恐怕我不能有系统地，详细地把在哥尼斯堡的两天的事述说出来了。但是我记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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