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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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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你看！装饰得多么好，看那个红星！看那里，看那里！看气球飞啦！快看哪！”
我们走近红场的时候孩子们就静悄悄的了，他们向右转过头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列宁墓。
“妈妈，那里都是谁呀？”舒拉不知为什么那样小声地问我，同时紧紧握着我的手。“那里有斯大林吗？有伏罗希洛夫吗？有布琼尼吗？”
……红场呀！这几个字联系着多少思想，多少感情啊！我们在杨树林曾怎样地幻想着能有看见它的那一天呀！这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世界上多少万万人民的思想都向着这里……一年以前，我初次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就到红场来了。我读过很多关于它的作品，听了很多关于它的传说，可是我仍旧没能想到它是这样朴素和伟大。但是现在当举行盛典的时候，我却觉得它完全是崭新的。
我看见了克里姆林宫城墙的垛口和钟楼，革命烈士墓前庄严沉默的青松和镌在大理石上不朽的名字——列宁。
无尽头的人的洪流，不断地流着，流着，它的热潮冲洗着朴素庄严的墓壁。我觉着人类的整个信心、希望和热爱都像无尽的海浪一般，向这里、向指示未来道路的灯塔，涌来了。
有人在我们的队伍里大声地喊道：
“斯大林同志万岁！”
斯大林同志微笑了，并向我们招手。雷声一样的“乌拉”声震撼着红场。舒拉已经不是走着，而是差不多在我身旁跳舞着。卓娅也紧握着父亲的手向前跑着，跳着，并且高高地挥着那只空闲着的手，好像她以为真的由检阅台上能看见她似的。
我们走向了沿河街。太阳忽然由云中现出来了，水中映出了克里姆林宫里的钟楼和古代教堂的金顶。水面荡漾着金光。我们在桥边看见了卖气球的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买了３个红的和２个绿的，它们构成了鲜艳美观的一组。他给了卓娅一个球，又给了舒拉一个球。
“我们怎样处理其余的球啊？”他问。
“放了！”卓娅喊道。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就一边走着一边一个接着一个地放气球。它们全不慌不忙地飞到天空去了。
“我们站一会儿，站一会儿！”卓娅和舒拉同声地喊道。
另外的人，成年人和孩子们也停住了脚步。我们站了很长时间，仰着脸看着我们的鲜艳的喜气洋洋的气球怎样向明朗的天空飞腾着，看着它们渐渐地小，小，最后它们消失了。
夜晚
数年前我读过一封信，写那信的人，曾在自己儿女身上耗费了很多精神，去关怀他们和照顾他们，可是在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他忽然觉悟到自己没能好好教育他们。他回忆着往事，问自己说：“我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他想起了他的错误：他未曾注意孩子中间发生的纠纷；他替孩子们做了那些他们自己能胜任的事：给孩子们东西的时候他说：“这是给你的，这是给你的。”
可是，若说“这是给你们俩的”，岂不更好；有时候马马虎虎地宽恕了他们的虚伪诡诈，也有时为一点点小过错而吹毛求疵地惩罚他们。这个人在信里写着说：
“显见是在孩子们的自私心和躲避困难工作的企图刚刚萌芽的时候，我没注意，因此就这样由细微小事，由琐碎事件构成了重大的罪恶。孩子们完全不是按着我所希望的那样长大的：他们粗野，自私，懒惰，不互相友爱。”
最后他问自己：“怎办哪？把将来的事交给社会，交给团体吗？可是这样就成了社会应该耗费分外的力量来矫正我的错误，这是一。再者孩子本身也要在生活中遭到困难。第三是，我自己在哪里了呢？我做了些什么呀？”
这封信曾刊登在我们的一个大报上，似乎是《真理报》上。
我还记得悠，我曾很长时间地坐着反复读这些伤心的字句，并且思考着和回忆着……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我从来没听见过他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
他是用自己的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
我常听见人们这样说：
“我没有时间教育孩子们，我整天在工作上。”我也曾想：莫非需要特别地拨出一部分时间在家里教育孩子吗？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教我明白了：教育是在每一件琐碎事上，在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话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作，怎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的人谈话，你在健康的时候是怎样的，在病中是怎样的，在悲伤的时候是怎样的，在欢欣的时候是怎样的——这一切，你的孩子是都会注意到的，他们是要在这一切事情上模仿你的。如果你忘掉了孩子，忘掉了他时刻在你的举动上寻找主意和榜样的敏锐的细心观察的眼睛，如果孩子虽然挨着你，吃得饱，穿得暖，但是却孤单地生活着，那就什么也不能帮助正确地教育他：贵重的玩具，在一起娱乐的散步，严肃的和合理的训诲全都没有用。
你应该经常地和你的孩子在一起，他应该在一切事情上都感觉有你在他旁边，在这一点上永远不怀疑。
我和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的工作很忙，能和孩子们在一起过的时间很少。我一方面在小学任教员，同时自己又在师范大学学习。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在齐米列捷夫研究院工作，又在速记讲习班学习，并且努力地准备入函授工科大学。这是他的宿愿。我们时常那么晚才回家，到家孩子们已经睡了。可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在一起过的假日和夜晚，就显得更愉快了。
我们刚一开开房门，孩子们就急忙扑向我们来，并且争先恐后一人一句地替换着倾诉在一天里累积了的事。虽然不是很有系统的，但是声音却很高，很有情感。
一个说：“阿库里娜·彼得罗夫娜的小狗儿跑到贮藏室去了，把肉汤碰洒了！”
那个就说：“我已经学会一首诗了！”这个又说：“小卓娅子尽找毛病！”那个就说：“是啊，他为什么不做那个算术题呀？”
“你们看，我们雕刻了什么。好看不好看？”舒拉又说：“我教给小狗对人伸爪子啦，它差不多学会了……”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快地就把一切事弄清楚了。他问明白了为什么没做算术题，也听了他们学会的诗，也问了关于小狗的事，并且，好像是顺便地指出了：
“你说话的态度不礼貌，舒拉。‘小卓娅子尽找毛病’，这是什么话呀？我听不惯这样说话。”
以后我们全在一起吃晚饭，饭后孩子们帮助我们收拾桌上的家什，最后就到了久待的那一刻了……似乎没有什么可等待的呀？一切事都是很平常的，天天是如此的。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译他的速记笔记，我准备明天的功课，在卓娅和舒拉面前放着画图画的本子。
我们都围着桌子坐着，电灯只照在桌子上；房间全部是半明半暗的。舒拉坐着的椅子嘎吱嘎吱地响着，图画本子的篇页也发着沙拉沙拉的声音。
卓娅画一所房子，房子的顶盖很高，是绿色的。由烟囱里冒着烟。靠近房子是一棵苹果树，树上圆圆的苹果，每个都是五分铜钱那么大。
有时候这里还有鸟儿，花，在天空挨近太阳还有一颗五角星……舒拉在图画本子上画着往不同方向奔驰着的马、狗、汽车和飞机。铅笔在舒拉手里向来不颤动，他画出的线条是均匀的，有力量的，我很早就看出了舒拉将来能画得很好。
我们就这样坐着，各人做各人的事。直等到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
“好吧，现在我们休息休息吧！”
这就是说我们马上就要共同做什么游戏了。我们最常玩的是扑克牌顶牛儿：卓娅和父亲对我和舒拉。舒拉热心地注意着每一张摆下来的牌，急躁，争吵，在输了的时候，脸红，气愤，甚至要哭。卓娅也着急，但是不做声：只是咬着嘴唇或者把空闲着的那只手紧紧地握成拳头。
有时候我们玩“升高降下”。在这里胜负并不决定于技巧，而决定于掷下的骰子。
倘若你运气好，你就坐着飞机往上飞，直到目的地——彩色的塔顶；倘若你的运气不好，就往下降，这样就输了。玩法并不巧妙，但是吸引人。孩子们如果能幸运地往上飞，一次就越过涂着彩色的木板上的十个格子，他们就会多么高兴地拍着小手乐呀！
卓娅和舒拉很喜欢我自己发明的一种游戏，我们随便给它命名为“怪东西”：
他们之中一人在白纸上随便画一条锯齿形的线，或是一条曲线，或是一个别的奇形怪状的东西，总而言之是“怪东西”，我就应该在这无意义的怪东西上找出未来的画的种子。
舒拉在纸上画了一个像长形鸡蛋的东西。我看了看，考虑了半分钟，就添上了鳍、尾巴、鳞、眼睛，于是在我们的眼前就是一条……“鱼！鱼！”孩子们高兴地喊道。
卓娅在纸上点了一个最普通的墨水点，我就由它做成一朵很美的花：带茸的紫色菊花。
孩子们又长大了一些，我们就调换了地位：我画“怪东西”，由他们想出可以由这东西画成什么。舒拉的想象能力是不可限量的，很小的怪形东西，在他手里会变成一座仙境般的楼台，几个斑点会变成人面，曲线会变成一棵多枝的大树。
这是很有趣味的，并且我想也是有益处的游戏：它可以发展观察力和想象力。
可是我们最喜欢的是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弹六弦琴。
我并不知道他的技术好坏，可是我们很喜欢听他弹奏，在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弹奏俄罗斯歌曲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忘掉时间是怎样地过去了。
这样的良宵虽然少有，但是它们为我们照耀了一切其余的日子，我们每次回忆起它们来都感觉愉快。在这样的时刻里，给与孩子们的指责和申斥，全在他们心里留下很深的印象，而夸奖和喜爱的话，则使他们特别愉快。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说：“舒拉，你怎么自己坐了舒服的椅子，给妈妈一把破背的椅子呀？”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舒拉为自己挑选较好的、较舒服的东西，给别人留下较坏的东西。
有一次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郁郁不乐地回家来了，孩子们给他问好，他也没像平常那样高兴回答。
“你为什么今天把阿纽塔·斯捷帕诺娃打了？”他问舒拉。
“那丫头……爱哭……”舒拉愁眉不展眼也不抬地回答说。
“不许再有这样的事被我听见。”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一字一字地很严厉地说道。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又比较缓和地补充说：“大小子啦，快８岁啦，可是还惹女孩子！你不害臊吗？”
可是在父亲夸奖舒拉画得好，夸奖卓娅的本子整齐，房间打扫得干净的时候，孩子们的脸是多么的喜悦呀！
如果我们回来晚了，孩子们不等我们回来就躺下睡觉，他们把本子打开放在桌上，以便我们回来看他们怎样做了功课。
虽然我们给予孩子们的时间很少，可是我们一向了解他们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什么东西使他们着急或高兴，也知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在他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最主要的是无论我们在一起干什么，游戏也好，学习也好，料理家务也好，都能使我们和孩子们更接近，使我们的感情更深切，更真挚。
在往学校去的路上
我们住在老公路街，由家到学校至少３公里远。
我每天起床较早，做完早饭，照顾孩子们吃了饭，然后我们就由家里走出来，那时天还不亮。我们的路线是必须通过齐米列捷夫公园的。
高大的树木纹丝不动地矗立着，好像是在渐渐发亮的蓝色背景上用墨笔画的一样。雪在脚下嘎吱吱地响着，呼出的暖气渐渐在衣领上结成了霜。
我们３人在一道走，因为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由家里出来较晚。最初是默默无语地走着，后来残余的睡意渐渐随着黑暗一起消逝了，于是就开始了某种突如其来的有趣的谈话。
有一次卓娅问我：“妈妈，为什么树愈老愈好看，而人老了就完全不好看了呢？
为什么呀？”
我没来得及回答。
舒拉却激烈地反对说：
“不对！姥姥老了哇，莫非她不好看吗？她好看呀！”
我回忆起我的母亲来，不，现在谁也不能说她是好看的：
她的眼睛是那样的疲倦了的，两颊陷下去了，有很多的皱纹……舒拉好像瞧出了我的心意，他确信地说：
“我爱谁，我就觉得谁好看。”“对。”卓娅考虑了一会儿，也同意了。
……有一次，我们３人沿着公路走着，一辆载重汽车赶上了我们，它忽然停住了。
“往学校去吗？”司机探出头来简单地问道。
“往学校去。”我莫名其妙地回答了。
“来，让小孩儿们上来。”
我还没有来得及理解是怎么一回事，卓娅舒拉就已经在车上了，在他们的欢呼声中汽车往前驶去了。
从那一天开始直到春季，这辆载重汽车每天都在同一时刻在路上赶上我们，并且把孩子们接上车去，差不多把他们一直送到学校。孩子们在拐弯处下车，车就继续前进了。
我们向来没等待过“我们的汽车”，我们喜欢忽然听见那个熟识的粗钝的喇叭在我们背后响，和像喇叭同样粗的声音说：“来吧，上车吧！
”固然，好心的司机仅仅是和我们路遇，可是孩子们差不多相信他是特意来接他们的。这样想很愉快呀！
迁居
在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两年之后，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领到一间较宽敞舒适的房间，地址是亚历山大路七号。
现在认不出亚历山大路了：两旁建起了新的高大的楼房，便道和马路全是用柏油铺得很光很平的。过去在这里只能找到十几所纯粹乡村式的房子，房子后边是田垄，菜园子，再远是一大片荒地。
我们的小楼四面无靠，孤零零地立着，在工作完了回家的时候，我一下电车就远远地看见它了。我们住在第二层楼上。新房间比我们的旧住所好得多了：它比从前的屋子温暖，光亮，也更宽敞。
新居使孩子们很高兴。
他们喜欢一切新的东西，迁移使他们特别愉快。他们耗费了很多时间收拾自己的东西。卓娅仔细地收拾起书、本子和由画刊上剪下的画。舒拉也用心地收拾和包裹了他的东西：玻璃片、石子、钩子、铁片、弯钉子和很多我猜不透是做什么用的东西。
在新房间里我们拨给了孩子们一个屋角，在那里放了一张小桌子，在墙上挂起一块格板，预备给他们放书和本子。
舒拉一看见桌子，马上就喊道：
“左面是我的！”
“右面是我的。”卓娅乐意地同意了，因此，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争端自然就消失了。
我们的生活和从前一样：我们一天一天地工作着，学习着。在星期日我们就去“发现”莫斯科的新的角落：我们或到猎禽场，或到莫斯科河对岸，或乘二路电车沿花园路绕一圈，或到无愁园散步。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很熟悉新莫斯科和老莫斯科，并且能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莫斯科的故事。
有一次我们通过库兹聂次桥，舒拉就问：“桥在哪里哪？”
随着我们就听到了解答这个问题的很有趣的故事，说在许多年以前，这里确实有座桥，说聂格林卡河怎样到地下去了。
我们就这样知道莫斯科的许多“墙”，“门”，食堂胡同，台布胡同，榴弹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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