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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记-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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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说。他又去锯木柴了。
第二天，他探出头来找她，见她一出现就跟她打招呼。
“怎么、又到这儿来散步了么，女公民？”
“是的，公民。”
“啊！还有个孩子！她是你妈妈么，小女公民？”
“我要回答是的么，妈妈？”小露西靠近她，低声问。
“回答是的，乖乖。”
“是的，公民。”
“啊！不过，这可没有我的事。我的事是锯木头。看见我的锯子了么？我把它叫作我的断头台。啦，啦，啦；啦，啦，啦！他的脑袋掉下来了！”
他说着话，木柴掉了下来，他把它扔到篮子里。
“我把我自己叫作木柴断头台的参孙。又看这儿！噜，噜，噜；噜，噜，噜！这个女人的脑袋掉下来了！现在，是个小孩。唧咕，唧咕；噼咕，噼咕！小孩脑袋也掉下来了。满门抄斩！”
他又把两段木柴扔进篮子，露西打了个寒颤。要想在锯木工工作时到那儿去而不被他看见，是不可能的。从那以后为了取得他的好感，她总是先跟他说话，还常常给他点酒钱，他也立即收下。
这人好管闲事，有时在她凝望着监狱的屋顶和铁窗、心儿飞向丈夫而忘了那人时，她会立即回过神来，却见那人一条腿跪在长凳上望着她，手中忘了拉锯。“可这不关我的事！”那时他又往往说，马上又拉起锯来。
无论在什么天气——在冬天的霜雪里，春天的寒风里，夏天炙热的阳光里，秋天绵绵的细雨里，然后又是冬天的霜雪里，露西每天都要在这里度过两小时，每天离开时都要亲吻监狱的墙壁。她去六次，她的丈夫也许能看到她一次（她的父亲这样告诉她），有时也可能连续两天都能看到，有时也可能一两个礼拜都看不到。只要他有机会看见她，而且碰巧果然看见那一种可能性她情愿一周七天，每天去站一整天。
这样的活动又把她带到了十二月，她的父亲仍然在恐怖之中昂首阔步地走着。一个微雪的下午，她来到她总要去的角落。那是一个疯狂的喜庆日子。她来时见到房屋点缀了刺刀，刺刀顶上点缀了红便帽，屋上还挂着三色彩带，还有标准的口号（字母也常用三个颜色书写）：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锯木工那可怜的铺面太小，整个门面也塞不下这条标语。不过他还是找了个人给他歪歪扭扭涂上了，写到“死亡”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他在屋顶插了枪和便帽，那是好公民必办的事。他还把锯子摆在一个窗户里，标上“小圣徒断头台”，那时那伟大锋利的女性正受到普遍的崇敬。劈柴店关了门，主人也不在，露西一个人。她松了一口气。
但是那人离得并不远，因为她马上就听见一阵骚动和一阵叫喊传来，心里不禁充满了恐惧。顷刻间，一大群人从监狱墙角转出，锯木工也在其中，他跟复仇女神手牵着手。他们的人数不少于五百，可跳起舞来倒像有五千个妖魔鬼怪。除了自己的歌声他们别无音乐，只能踏着流行的革命歌曲的节拍跳着，节拍踏得很凶狠，仿佛是统一了步调在咬牙切齿。男人跟女人跳，女人跟女人跳，男人跟男人跳，碰见谁就跟谁跳。最初，他们只不过是一片粗糙的红便帽和粗糙的破毛料的风暴，但到他们挤满了那地方、停止了前进在露西身边跳的时候，便变成了一片发着呓语的疯狂可怖的幢幢鬼影。他们时而前进，时而后退，彼此叭叭地击掌，彼此揪抓着脑袋，单人旋转，双人旋转，直转到有的人跌倒在地。这时没有倒下的又手拉手围成圈子旋转，圈子破了，又捉对儿旋转，四个人旋转，直转到突然停步。于是重新开始，又是击掌，又是揪脑袋，又是拉手，扯来扯去，反方向旋转，再牵成大圈反方向旋转。突然站住，稍停，重新踏起节拍，排成街道一样宽的长排，低下头，举起手，尖叫着向前飞扑。就是厮杀也不及这种舞蹈的一半可怖。这是一种堕落得无以复加的游戏。当初原很纯洁，后来却具有了这种鬼魅的形象。一种健康的娱乐变作了促使血液狂奔、知觉混乱、心肠狠毒的手段。依稀可见的几分优美使得这种舞蹈益发丑恶了，它表现出一切本质善良的东西已经遭到多么严重的扭曲与败坏。舞蹈中露出了少女的胸脯，几乎还未成年的美丽却疯狂的头、精巧的脚在血污的泥泞中蹒跚踏步。这一切都是脱了节的时代的象征。
这就是卡尔马尼奥拉舞。舞蹈过去了，只留下露西心惊胆战、不知所措地站在锯木工屋前。轻盈的雪片悄悄地飞着，堆积得又白又柔软，仿佛从来就没出现过这场舞蹈。
“啊，父亲！”她放下捂住眼睛的手，发现他站在面前，“多么残酷丑恶的景象。”
“我知道，亲爱的，我知道。我见过许多次了。别害怕！他们谁都不会伤害你的。”
“我并不为自己害怕，父亲，可我一想到我的丈夫，他还要听凭这些人摆布就——”
“我们很快就可以使他不受他们摆布了。我离开他时，他正往窗户爬去，我便来告诉你。这儿没有人看见。你可以对那最高的一个斜屋顶飞一个吻去。”
“我要飞吻，父亲，我把灵魂也一起飞给他。”
“你看不见他么，可怜的孩子？”
“看不见，”露西说，急得直哭，吻着他的手，“看不见。”
雪地里有脚步声，是德伐日太太。“向你致敬，女公民，”医生说。“向你致敬，公民。”她信口回答。再也没有话。德伐日太太走了，像一道阴影掠过白色的路。
“把手臂给我，亲爱的。为了他的缘故，摆出欢欢喜喜、勇敢坚定的神气从这儿走过去。走得好。”他们已走过了那地点。“不会不起作用的。明天就要审讯查尔斯了。”
“明天！”
“不能浪费时间了。我已做好了准备，还有些预防措施，必须在他已经到庭时才能采用。他还没有接到通知，但我知道马上就会通知他的。明天审讯，同时把他转移到巴黎裁判所的附属监狱。我的情报很及时。你不会害怕吧？”
她几乎回答不出话来，“我相信你。”
“绝对相信我吧！你提心吊胆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亲爱的。审讯结束后几个小时就会把他放回你身边的。我已经把他保护得严严实实。我得看罗瑞去。”
他却站住了。他们听见了沉重的车轮声，非常明白那是什么意思。一部，两部，三部。三部死囚车载着可怕的货物在寂寂的雪地上走掉了。
“我得看罗瑞去，”医生带了她走向另一条路，重复道。
那可靠的老人还坚守着他的岗位，没有离开一步。许多财产在充公或收归国有时常常要咨询他和他的帐册。凡能为原主保留的，他都设法保留。台尔森银行代管的财业有多少，世界上没有人比他知道得更清楚，但他守口如瓶。
暗红与黄色的彩霞以及在塞纳河上升起的雾气表明夜已来临。他到达银行时天已几乎黑净。当年宫廷显贵那庄严的宅第已破败不堪，很少有人居住。在庭院里的—堆尘土和灰烬之上是几个大字：国家财产。统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或死亡。
跟罗瑞先生一起的是谁呢？椅子上那骑马装是谁的？——那人不肯叫人看见。罗瑞先生刚从谁那儿激动而吃惊地跑了出来，把他心爱的人儿搂到怀里？他转回头提高了嗓子往他刚才出来的屋里说道，“转移到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明天审讯。”那是她刚才结结巴巴说出的话，他又是在向谁重复呢？——
（my285。）
第06章 胜利
由五位审判官、一个国民检察官和立场坚定的陪审团组成的可怕的法庭每天开庭。他们每天晚上发出名单，由各个监狱的典狱官向囚犯们公布。典狱官有一句标准的俏皮话，“号子里的人，出来听晚报喽！”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
拉福斯的晚报终于这样开始了。
叫一个名字，那人就走到旁边一个地点去，那是专为这种名列生死簿上的人准备的地方。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有理由知道这种习惯。他见过成百的人这样一去不复返。
他那浮肿的典狱官念名单要戴眼镜，一边念，一边看犯人是否到位，每念一个名字都要停顿一下，然后再继续念，直到念完。念了二十三个名字，回答的只有二十个；有一个已死在牢里，被人忘掉了；另外两个早已上了断头台，也被人忘掉了。宣布名单的地方就是达尔内到达那天晚上犯人搞社交活动的屋子——有圆穹顶的。那批人在大屠杀中全死光了—一那以后他还曾想念过他们，却再也没见到过他们—一都死在断头台上了。
有匆匆的告别的话和祝愿，但很快便结束了——因为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而拉福斯的人那天又忙着准备晚上的一个罚钱游戏和一个小型音乐会。有关的人挤到铁栅边去掉眼泪，可是计划中的文娱项目却少了二十个人，需要增补，而关门时间又已临近。时间太短了，到时候公用房间和走廊就要由獒犬通夜占领。囚犯们远远不是麻木不仁或缺乏同情心的，他们这种生活态度只是当时的条件逼成的罢了。同样，虽然有微妙的不同，某些人又无疑曾受到某种狂热和激动的支使去跟断头台作过徒然的斗争，结果死在断头台上。这并非言过其实，而是受到疯狂震撼的公众在心灵传染上的一种疯狂病。在瘟疫流行的时候，有人会受到那病的秘密吸引，产生一种可怕的偶然冲动，要想死于瘟疫，人们心里都有类似的奇怪倾向，只是有待环境诱发而已。
通向裁判所附属监狱的通道不长，但很黑暗；在它那满是蚤虱虫鼠的牢房里度过的夜晚寒冷而漫长。第二天，在叫到查尔斯·达尔内的名字之前己有十五个囚犯进了法庭。十五个人全部判了死刑，整个审讯只用了一个半小时。
“查尔斯·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终于受到提审了。
他的法官们头戴饰有羽毛的帽子，坐在审判席上，别的人主要戴的是佩三色徽章的红色粗质便帽。看着陪审团和乱纷纷的观众，他可能以为正常秩序颠倒了过来，是罪犯在审判着正直的人呢！城市中最卑贱、最残忍、最邪恶的，而且从来没缺少过那份卑贱、残忍和邪恶劲的人现在成了主宰全场的精灵。他们或品头论足，或鼓掌喝彩，或大叫反对，或猜测估计，或推波助澜，一律是肆无忌惮。男人大部分带着某种正规武器，女人有的带短刀，有的带匕首，有的则一边看热闹，一边吃喝，许多女人打着毛线。在打毛线的妇女中有一个人手里打着线、腋下夹着线团，坐在前排一个男人身边。自从他离开城门之后，他便没再见过那男人，但他马上想起那就是德伐日。他注意到那女的在他耳边说过一两次话，便估计她是他的妻子。但是这两个人最令他注意的是，虽然都尽可能坐得离他近一点儿，却从来不瞧他一眼。他们好像下定了顽强的决心等待着什么，眼睛只望着陪审团，从不望别的。曼内特医生坐在庭长席下面的座位上，衣着朴素跟平时一样，就囚犯所见而言，只有他和罗瑞先生跟法庭无关，穿的也是日常服装，而不是粗糙的卡尔马尼奥拉装。
国民检察官控诉查尔斯·达尔内为外逃分子，按共和国流放一切外逃分子、潜回者处死的法律应判处死刑。法令公布日期虽在他回到法国以后，但不能影响判决。此时他已在法国，而法令又已公布，他已在法国被捕，因此要求判他死刑。
“杀他的头！”观众大叫。“共和国的敌人！”
庭长摇铃要求肃静，然后问囚犯是否曾在英格兰居住多年。
毫无疑问。
那么他就不该算是外逃分子了，是么？他该怎么称呼自己？
他希望按法律的意义和精神解释，不属外逃分子之列。
为什么，庭长要求知道。
因为他早已自愿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个称号，放弃了他所憎恶的一种地位，离开了他的国家，到英国靠自己的勤劳度日，而不是靠负担过重的法国人民的勤劳度日。他放弃时，目前为法庭所接受的外逃犯一词尚无人使用。
对此他有何证明？
他提出了两个证人的名字：泰奥菲尔．加伯尔和亚历山大．曼内特。
但是他在英格兰结了婚，是么？庭长提醒他。
是的，但对象不是英国人。
是法国女公民么？
是的。按出生国籍是的。
她叫什么名字？家庭？
“叫露西．曼内特，曼内特医生的独生女。这位好医生就坐在卡尔马尼奥拉装：一七九二年左右在法国流行的一种服装，宽翻领短上衣（它本身就叫卡尔马尼奥拉衫），配黑色长裤，红色便帽和三色腰带。那儿。”
这句回答对听众产生了可喜的影响。赞美这位有名的好医生的叫喊声震动了大厅。受到感动的人们极其反复无常，几张凶恶的脸上立即珠泪滚滚，可刚才他们还咬牙切齿地瞪着他，仿佛按捺不住，要立即拉他上街杀掉。
查尔斯·达尔内按照曼内特医生一再嘱咐的路子踩着这危险路上的每一步。医生的谨慎意见指引着他面前的每一步，让他对每一个细节都做好了准备。
庭长问他为什么到那时候才回到法国，而没有早些回来？
他没有早些回来原因很简单，他回答道，因为他放弃了财产，在法国无以为生，而在英国他以教授法语和法国文学度日。他之所以在那时回来是因为一个法国公民的催促和书面请求，那人说明他若不回来他就有生命之虞。他是为了挽救一个公民的生命回来的，是不计一切个人安危来作证、来维护真理的。在共和国眼里这能算作犯罪么？
人群热情地高叫道，“不算！”庭长摇铃让大家肃静，可人们并不肃静，仍然叫着“不算！”直到叫够了才自行住嘴。
庭长问那公民是谁。被告说那公民便是他的第一个证人。他还很有把握地提起那人的信，那是在城门口从他身上取走的，他相信可以在庭长的卷宗中找到。
那信就在卷宗里——医生早安排好了，并向他保证过一定能找到。审讯到达这个阶段，找出了那信宣读了，又传公民加伯尔作证。加伯尔证明属实。公民加伯尔还极尽委婉和礼貌之能事暗示说，由于共和国的众多敌人给惩治敌人的法庭制造麻烦，形成了压力，他在修道院监狱稍稍受到了忽视，实际上己在相当程度上被法庭那忠于祖国的记忆所忘却，直到三天前才受到审讯。审讯他时，陪审团宣称由于公民埃佛瑞蒙德（又名达尔内）自动投案，回答了对他的指控，陪审团感到满意，因此释放了他。
然后传讯了曼内特医生。他崇高的声望和清晰的回答给了人们出色的印象。他继续指出被告是他在长期监禁获释后的第一位朋友，在他和他女儿客居海外时，他一气留在英国，对他俩一片赤诚，关怀备至。他又说，那儿的贵族政府很不喜欢被告，实际上曾经以英国的敌人和合众国的朋友的罪名对他进行过审判，意图杀害。医生依靠直接事实的威力和他自己的真诚，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介绍了上述情况，于是陪审团的意见跟群众的意见统一了。最后他请求让此时在场的．，个英国人罗瑞先生作证。罗瑞先生曾跟他一样在英国那场审讯中作过证人，可以证明他对该审判的叙述属实。这时陪审团宣布他们听到的材料已经足够，若是庭长满意，他们可以立即投票了。
陪审团逐个唱名投票，每投一票群众便鼓掌欢呼，大家众口一词支持被告。庭长宣布被告无罪。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场面。那是群众有时用以满足他们反复无常的心理，或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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