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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民律师-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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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令人激动的场面。无数台摄像机聚集在台子的四周，录下了这庄严的时刻。在随后的四十八小时内，电视台会一遍遍地播放。
五个棺材并排放在台阶中央的胶合板架子上，朗蒂的居中。架子距莫迪凯所站的高台只有几英尺的距离。前后左右都有人摄像拍照，接着演讲开始了。
游行的组织者是一位活动家，他在开场白中向帮助组织这次游行的所有团体表示了感谢。参加的团体真不少。听着他飞快地念名单，我既高兴又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的临时避难所、慈善会堂、施食处、联合机构、医疗站、律师事务所、教堂、中心、外围团体、技能培训中心、戒酒戒毒机构，甚至还有少数当选的议员，都关注这次游行。
有这么广泛的支持，怎么还会有无家可归者问题呢？
接下来的六个演讲者回答了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启动经费，预算被削减，联邦政府的充耳不闻，城市当局的熟视无睹，富裕阶层缺乏同情心，日趋保守的法院系统，原因还有很多很多。
除了莫迪凯外，每个发言人都重复了同样的话题。他是第五个发言的。当他叙说伯顿一家临终前的情形时，人群突然静下来。当他说到给婴儿换尿布，也许那是最后一片时，人群中鸦雀无声，没人咳嗽，也没人耳语。我看一眼棺材，仿佛其中一副真的装着那名婴儿。
随后伯顿一家离开了避难所，他说，语声缓慢、低沉、浑厚。他们又回到街头，在暴风雪中只多活了几个小时。莫迪凯在这一点上极有发言权，因为没人知道朗蒂一家最后的情形。我虽然知道，但并不介意让他来叙述。台下的观众和我一样被他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故事接近尾声时，他说到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抱在一起相互取暖，可还是无济于事，我听到身边女人的哭泣声。
我忽然有点嫉妒他。如果这个人，我的朋友和同事，能够在一百英尺的高台上折服数千名观众，那么当他试图说服近在咫尺的十二名陪审员的时候，岂不是易若反掌？
我此时意识到伯顿的案子决不会闹到对簿公堂的地步。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让莫迪凯·格林有机会来鼓动这个城市的黑人陪审团。如果我们的估计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能证实它，绝不会有审判发生。
听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后，人群变得躁动不安起来，准备出发。合唱团又开始唱歌，扈棺人抬起棺材，领着队伍离开大楼。跟在棺材后面的是游行的组织者，莫迪凯也在其中。其他人跟在后面。有人递给我有朗蒂头像的告示牌，我和别人一样把它举得高高的。
有钱有势的人不会参加游行，他们的世界安全、干净，有法律保障他们的幸福。我以前从未在大街上游行过，为什么要游行呢？走过一两个街区后，我忽然感到奇怪。走在人群中，高举着告示牌，告示牌上是一个生了四个私生子的二十二岁的黑人母亲的头像，这会是我吗？
但我不再是几个星期前的我了。我再也不能回到从前，即使我想。我过去只关心金钱、财产、地位，现在这些都变成了对我的折磨。
所以我在游行队伍中感到轻松自如。我和他们一起呼喊口号，与别的人步调一致地挥舞手中的告示牌，甚至唱起了我原先不熟悉的圣歌。我初尝游行示威的滋味，决定以后还要参加。
路边的路障保护着我们一路向国会山缓慢地移动。游行组织得很好，由于规模巨大，沿途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棺材被停放在国会山前的台阶上，我们聚集在棺材的四周，再一次聆听民权运动家们和两名国会议员发表的激烈的演讲。
演讲无甚新意，我已经听够了，对我的那些无家可归的兄弟姐妹们也无多大实际的益处。从星期一人这个新行当以来，我已经接了三十一桩案子。三十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等着我为他们排忧解难：申请食物配给券，寻找住处，调解离婚纠纷，答辩刑事指控，索要拖欠的薪水，阻止被驱赶出户，帮他们戒毒。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对我并不太难。过去作为一名从事反托拉斯业务的律师，我很少要面对客户，而现在做贫民律师就不一样了。
我在路边售货亭里买了一包便宜的雪茄，向草地广场走去。
第25章
我来到帕尔马一家过去的住处，敲他邻居的门。里面传出女声，“谁呀？”问话者无意开门。在此之前我花了许多时间考虑我的计策，在开车来贝塞斯达的路上我甚至还演练过，但我觉得破绽还是不少。
“我是鲍勃·斯蒂文斯，”我说，语气中带着谦恭，“找赫克托·帕尔马。”
“找谁？”她问。
“赫克托·帕尔马，他过去住在你的隔壁。”
“你有什么事？”
“我欠他一笔钱，想找他，仅此而已。”
倘若我是来收房租的，或者是来执行别的令人不快的任务，那帕尔马的邻居们肯定会有戒备心理。我想这是一个高明的小计策。
“他搬走了。”她断然道。
“我知道。你知道他搬到哪儿去了？”
“不知道。”
“他搬离这个地方了吗？”
“不清楚。”
“你看见他搬家吗？”
我想答案当然是肯定的，她没法再搪塞了。但她拒绝回答，反而退到里间，也许在打电话叫保安，我重复一遍我的问题，又按响门铃，没有任何反应。
我来到赫克托家另一侧邻居的门前。门铃响过两遍后，门轻轻打开，直到门后的链条绷直，一个与我年龄相仿、嘴角残留着调味酱的男人问道：“什么事？”
我又把那套鲍勃·斯蒂文斯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仔细听着，他的孩子在他身后的客厅里嬉笑打闹，电视的声音很吵。现在八点已过，外面又黑又冷，而我则打扰了一顿很迟的晚餐。
但他并没有不高兴。“我一直不认识这个人。”他说。
“那么你认识他太太吗？”
“不认识。我经常旅游，大部分时间不在家。”
“你太太认识他们吗？”
“不。”他匆忙答道。
“你或者你太太看到他们搬家吗？”
“上周末我们不在家。”
“你也不知道他们搬往何处。”
“是的。”
我谢了他，转身发现一名穿制服的大块头保安。他像电影中的街头巡警一样，右手的警棍不断敲打左手掌心。“你在干什么？”他厉声道。
“找个人，”我说，“把警棍拿开。”
“拉皮条是犯法的。”
“你聋了吗？我在找人，不是拉皮条。”我从他面前走过，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接到投诉，”他在我身后说，“你得离开。”
“我这就走。”
在不远处的一家连锁店里喝杯啤酒，吃了块玉米饼当晚餐。在郊区的饭馆里吃饭使我觉得更安全。这家饭馆供应面包和牛排，是一家全国连锁店。它在新兴的小镇中开有分店，因而着实赚了不少钱。就餐者主要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年轻公务员，下班之前在此小聚，一边喝着生啤酒，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谈论着国家大事。
独处是对生活的一种调节，暂时把妻子和朋友都抛在脑后。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埋头苦干了七年，也无暇顾及友谊和婚姻，没想到到了三十二岁还得重过单身生活。当我观看着电视比赛，打量着周围的女人时，我不禁问自己，难道还要回到酒吧和俱乐部寻找安慰吗？应该有别的地方可去、别的方法可循。
我感到沮丧，离开了饭馆。
我慢慢开车回城，不急于回到寓所。我的名单在租房者名录上，存放在某个地方的电脑中，我想警察不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我住的阁楼。如果他们想逮捕我，肯定会夜里来。他们喜欢半夜敲我的门，使我惊慌失措；搜身的时候他们会趁机修理我一下，给我戴上手铐，推我出门，乘电梯下楼时死死抓住我的胳膊，把我塞进警车的后座，最后把我押送到市监狱。我将是那天夜里唯一被捕的有体面职业的白人。他们肯定会把我投进临时牢房中，同监犯中什么样的杀人犯都有；他们会让我在里面自生自灭。
我不管做什么，都随身带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手机，我一旦被捕就用它通知莫迪凯；另一样是一沓钞票——有两万之多——用来充当保释金，这笔钱能助我逃脱牢狱之灾。
在离我的住处两个街区以外的地方，我把车停下，仔细观察每一辆空车，看是否藏有可疑的面孔。我就这样小心谨慎地走进阁楼，没人来打扰我。
我的客厅中添置了两张帆布椅和一只塑料储物箱，这只箱子我平时也用作咖啡桌或脚凳。电视机放在另一只与之配对的储物箱上。我喜欢房间里家具少少的，多给自己一点空问。没人会看到我是怎样生活的。
从电话留言中得知母亲曾打过电话来，她和父亲正为我担心，要来看我。他们已和我哥哥沃纳谈过我的事，他可能也要来看我。我几乎可以想见到他们谈论我的新生活的情形，肯定会有人来劝我。
为朗蒂举行的示威集会成了十一点的头条新闻。电视上反复播放停在市政大楼台阶上的五副黑棺材的特写镜头，以及随后的游行。莫迪凯对人群发表演讲的场景也被摄入镜头。参加游行的人数之多超出我的想象，从电视上看大约有五千人。市长对游行未置一词。
我关掉电视，给克莱尔打电话。四天来我们没通过话，我想我该显示点儿骑士风度，还是由我来首先打破僵局吧。严格说来我们还是夫妻。一周后一起吃顿饭还是不错的。
铃声响到第三声时，一个陌生的声音不情愿地问道：“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一刹那之间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半，克莱尔房中竟然有一个男人，我搬出一周末到。我几乎想挂断电话，但还是打起精神，说：“请克莱尔听电话。”
“你是谁？”他生硬地问。
“迈克尔，她丈夫。”
“她正在淋浴。”他说，好像松了一口气。
“告诉她我给她打过电话。”说完我飞快地挂断电话。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直到深夜，然后穿上衣服出门走走。外面很冷。当一桩婚姻破裂时，你就会胡思乱想。究竟是因为志趣不投呢，还是真实原因要复杂得多？难道我事先没瞧出一点端倪？他究竟是个偶然的一夜过客呢，还是他们早就有来往？他是个有家室的一时头脑发热的医生呢，还是个能弥补我给她带来的空虚，年轻的精力旺盛的医学院学生呢？
我一直对自己说，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不是因为不忠于对方才决定离婚。现在考虑她有没有胡来为时已晚。
我们的缘分尽了，再明白不过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会再原谅她。她已成为过去。我决定放弃她，忘了她。如果我有权追逐女人，那么她享有同样的权利。
对，就这么定了。
凌晨两点，我不知不觉来到了杜邦广场。我不理同性恋者发出的口哨声，走过无家可归者的身旁，他们蜷缩在破被子里，睡在长凳上。这很危险，但我丝毫不在意。
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盒十二只装的油炸饼圈，外带两大杯咖啡和一份报纸。露比如约等在门前，冻得直打颤。她的眼睛更红了，笑容也有点僵硬。
我们的谈话地点在办公室中前面的一张办公桌上，上面堆放文件最少。我把桌面清理了一下，招待她喝咖啡吃饼圈。她不喜欢巧克力夹心的，而偏好那种水果夹心的。
“你看报吗？”我打开报纸时间她。
“不看。”
“你认识字吗？”
“不多。”
于是我读给她听。我从第一版开始，主要是因为上面登着一幅巨照，照片上的五副棺材看上去好像漂浮在人海中。报道配以大字标题，登在报纸的中问。我把全文一字不漏地读给她听，她很用心地听着。她也听说了有关伯顿一家冻死街头的传闻；她对细节很感兴趣。
“我会这样死去吗？”她问道。
“不会，除非你车中装有引擎，打开空调取暖。”
“我希望有空调。”
“你会因暴露在外而死。”
“什么意思？”
“冻死。”
她用餐巾纸擦擦嘴，小口喝着咖啡。奥塔里欧一家丧命的那天夜里气温是华氏十一度。露比究竟是如何活下来的呢？
“天气最冷的时候，你去哪儿呢？”我问。
“哪儿都不去。”
“你呆在车里吗？”
“是。”
“你怎样御寒呢？”
“我用许多毯子裹住身子。”
“你从没去过避难所？”
“从没去过。”
“你愿意去避难所吗？如果你愿意，就能见到特伦斯。”
她侧过头来，奇怪地望了我一眼。“再说一遍。”她说。
“你想见特伦斯，对不对？”
“对。”
“那么你必须戒毒，对不对？”
“对。”
“要戒毒，你得在戒毒中心呆一段时问。你愿意吗？”
“让我想想，”她说，“让我好好想一想。”
这仅仅是一小步，但并非无足轻重。
“我能帮你见到特伦斯，你会成为他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你必须戒毒，不再吸毒。”
“我怎样才能做到呢？”她问，目光不敢与我相接。她用身子围住咖啡杯，热气冒上她的脸颊。
“你今天去‘内奥米之家’吗？”
“是的。”
“我跟那边的头谈过。他们今天有两个聚会：酗酒者和吸毒者聚会，就是所谓的‘禁酒禁毒协会’。我要你都参加。那边的头会打电话给我。”
她点点头，那模样就像个挨了骂的孩子。眼下我不想逼她太紧。她小口吃着饼圈，啜饮着咖啡，出神地听着我给她念报上的故事。她对国际新闻和体育报道不太感兴趣，但颇关注本埠的新闻。她许多年前曾参加过一次投票选举，所以对本城的政治倒也不是一窍不通。她能听懂犯罪报道。
一篇长篇社论抨击国会和市当局没能妥善安置无家可归者的生活，它警告道，还会发生像朗蒂一家这样的悲惨事件，还会有儿童死在街头，死在国会山的脚下。我把社论解释给露比听，她赞同上面的每一句话。
外面下起了一阵轻柔的冷雨，我开车送她去她的下一站——“内奥米之家”。那是坐落在西北部第十大街的一幢四层楼的排屋，它所处的街区房屋结构与别的街区相似。它每天上午七点开门，下午四点关门，向前来求助的无家可归的女人提供食物、淋浴、衣服、各种活动和咨询。露比是那里的常客，所以当我们到达时她的朋友纷纷向我们打招呼。
那里的负责人是一个名叫梅甘的年轻女人。我与她轻声交谈，计划让露比戒酒戒毒。那里收留的女人中一半心理不健康，一半是酗酒吸毒者，还有三分之一HIV呈阳性。梅甘告诉我露比没患传染病。
我离开时，女人们挤在大厅里齐声歌唱。
我正埋头工作时，索菲亚敲我办公室的门。我还没开口她就进来了。
“莫迪凯说你正找一个人。”她手中拿着记事本，准备记录。
我想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说的是赫克托。“啊，是的，我在找一个人。”
“我会帮你。告诉我你知道的关于他的一切。”她坐下来，开始记录。我一口气说出他的姓名、住址、失踪前受雇的公司、外貌特征，以及他有妻子和四个孩子的事实。
“年龄？”
“三十岁左右。”
“大概的薪水？”
“三万五。”
“既然他有四个孩子，那么至少有一个在上学。从他的薪水以及他住在贝塞斯达来看，我怀疑他有额外收入。他是西班牙裔，所以很可能信天主教。还有别的情况吗？”
我再也想不出别的。她返回她的办公桌，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飞快地翻动着内页。我让门开着，所以能看见她做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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