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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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太敏感了，“看，这里有一个上佳的想法。”他说，“拿上你所拥有的全部的钱，将它送给一个朋友帮你保管，然后申请你所能够申请的所有的信誉卡。当他们问你，你的收入是多少时，你就写下任何一个六位数字。把你的信誉卡最大限度地都事先提取成现金，用做你的分期付款的首期款项。先生，你现在应该满腔怨恨。你在那儿需要的是气愤和伪装。在你买下房子后的一个月内，你给信誉卡公司写一封信解释你已经失去了你的工作，你破产了；并且如果他们逼着你还回他们的钱，那么在他们吃完午饭还没有回到办公室前，你就会立刻破产。如果你仍然没有一个电话控制装置的话，你也要买上一个，这样你就可以挡住来自收款办事人的电话。相信我，他们将会打电话。他们是唯一在圣诞节早晨和复活节星期日工作的人们。但是请记住，运气是在你这一边；在我们这个国家并没设置一个负债人监狱。也请你记住，信誉卡公司是由银行管理，而且是由你想着去会晤的一些傲慢和愤世嫉俗的人们所操纵。你知不知道他们把自己卖给了穷人？当然，因为穷人需要伪装，他们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还清他们的收支均衡。对于银行来说，则有丰厚的利润，我的朋友。实际上，在他们业务中的‘赖债不还的人’是一些每个月偿还他们的银行收支均衡的家伙们。这就对了，他们叫他们是‘赖债不还的人’。现在，告诉我，那是不是愤世嫉俗的绝顶呢？你——我的朋友——需要满腔的愤怒！”

第二个星期的一天，在我从小联盟运动场返回家的路上，我停在了药品店来选购一瓶治疗水痘的药水，因为我们家里的四个孩子都患了水痘。我们已经把二层楼宽大的卧室转换成了一个临时的医院病房。在那儿，我们按照用药说明把药水发给了每个孩子，而且我们在卡勒和杰克宽大睡衣的袖子上缝上了两指手套，这样他们就不会在他们经受折磨的睡眠中抓掉身上的硬痴。我不忍心去看他们浮肿的眼睛和他们布满伤痕的头顶。

当我在药品商店排队时，一个矮小且面色苍白的人穿着军队的工作服和靴子站到了我的旁边，手里也拿着一个药瓶。“您家里也有孩子出水痘了吗？”他问道。

于是我们开始谈话。“我乐意回家，帮助我的妻子。”他说，“但是我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什么类型的工作呢？”我问他。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他说。

我就用美妙的字词来设想他的公司的名字，令我失望的是他公司的名字却是杰菲·克林思。这个名字被大大的蓝色字母广告装饰在他的敞篷车的两侧，他恰好把车停在了我的附近。在我开车离开前，他告诉我他已经在商业中工作了三年了。“唯一不好的事情是工作小时数。”他解释道，“我通常每天工作10个小时，然后回家，吃晚饭，并且睡上5个小时，然后就通宵达旦地在办公楼内工作。你的情况怎么样呢？”

“噢，”我说，“我刚好失去了工作。”在我能够用我的职业经历迷惑他以前，他就匆忙走到我的身边，然后递给我一张他的名片。

“我正在投标一个庞大的法律公司，”他欢快地说，“如果我得到它，我就可以雇佣你。我们并不做窗户。但是正如我所说的，工作小时数是长的。”

我拿着他的卡片，谢过了他。在我的愤怒还没有升上来以前，我就静静地站在那儿，停了几秒钟。然后我开始低声说道——难道我看上去像个看门人吗？朋友，我可不想冒犯你我并不认为杰菲·克林思公司会成为我未来的工作。我是一个大学教授，你难道看着我还判断不出来吗？

第07章　欺骗

我对那段愤怒的日子记忆犹深，或许是因为我费了太大的力气让自己相信我已经被人家解雇了，而这一切好像是我该得到似的。在科尔格特的最后的日子里，我本来就有点不高兴，但是这个新起的愤怒更令人“满意”，因为它是无形的、猛烈的、令人鼓舞的。当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我做事倒不像年轻人，原因是我一直在十分努力地工作以博得他人的好感并且力争进步。现在我做得像个青少年了，这使我觉得终于心理平衡了一些。

一天早晨我的四个孩子都在可怜地哭着，于是我递给杰克一本蝙蝠人的喜剧书，又给卡勒一个小瓶子，给爱琳和内尔一些书和粘土，可是任何一样东西给他们都不能让他们止住哭声。我站在卧室的中间沮丧地垂着头，这时科伦走上了楼梯，她毫不犹豫地给他们每一个脱下衣服，对我说：“去准备澡盆吧！”我照做了。当我回来时，我看到孩子们都裸露着，正在一起做芭蕾练习。

我下楼来到厨房，心里正对妻子的高超“技能”满意呢！此时，国家大众广播电台传来主持人阿莱克斯·柴德威克的声音：“纽约州北部科尔格特大学来的W教授现在参加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一听到W教授的声音，我就想赤手砸碎些东西。他开始以一种单调而且沉闷的声音对最近股票市场走势进行乏味的解说。我听得出他话语中带着傲慢，就像几年前在科尔格特大学里撞见他时那样。那时是我们在科尔格特大学的第一年，一个星期日早晨，科伦和我带着孩子们去美丽的运动场轻松一下。当我们走过一个网球场地时，一个男人拦住我，告诉我，我们太吵闹了。我早就在一直打量他：他穿着网球服，手上戴着条纹护腕，这正好与他袜子上的条纹相配。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矮个子玩球。“人们不能带孩子来运动场。”他对我说，脸上锁着眉头，并且他只要一开口，眉头就锁着。我想让我的大脑慢慢来考虑这个事情，最好在说话之前弄清楚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皱着眉问，“这些设备是专为教员早晨准备的。”

我看着他的额头，又看了看他深棕色的眼睛。

“你是这个学校的吗？”他又一次问我。

我有点瞠目结舌，不知道说些什么。

他又说：“这些场地是让学校教员用的。”

我听见科伦从包围着网球场地的小径上叫我。我只知道，她的声音也在尽力地停滞我的思想。我有些受惊了，以致于不能为自己辩白。在这个街区我还是个新孩子，在我被批准保留职务之前，我不可以有任何敌人。

一个月以后，科伦和我去校长家里吃饭。当我从鸡尾酒上抬起头来时，看到网球场碰到的那个人正坐在我的对面。他是经济系教授，并且很快要被任命为学校议会的教导主任，还会建议现在的教导主任关于一些教员保有职务和提升的一些问题。我们已经买下了枫树大街的一个房子而且正憧憬着我们的第四个孩子。

这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生气，我在想该对他怎么办。在为壁炉砍干柴时，我又想起了这件事情。我于是给科尔格特的W教授打了个电话，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

“教授，我是NDR电台的斯考特·西蒙，我们现在已经收到许多电话是关于今早对您的采访一事。他们大多是这个国家您的同行们打来的。”

“我知道了。”

“好的，我想问您是否我们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给那些打进电话想跟您说话的人呢？”

“嗯，那好吧。”他回答道。

我谢了他。

当我给W教授打电话时，电话打到他家里，电话筒在我手中还暖和呢。“我是徒夫茨大学经济系的斯达雷·彼得森。瞧，今早我在NDR中听了您的讲话，我只想以上帝的名义问，你是怎样读完研究生课程的！”

那个下午我又打了三次电话，在刚好子夜前我以一种德克萨斯的口音又给他打了个电话：“W教授？我是蒂莱带尔教授，从奥斯汀打电话。你是一个肚子里只装有牛屎的人，你知道吗？”

那以后不高兴的事越来越容易发生了。一天当科伦正坐在厨房里喂卡勒时，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从收费代理处打来的。他们查到了我们的地址，极力地要求我们交纳遗留下的汽油帐单。“我们的记录表明你允诺月底前要偿付这笔费用，史奈德先生。”

“不，我从没允诺过那种事情，”我说，“上个月，我给我们房子定购了50加仑汽油；卡车送来了200加仑，这并不是我的错。”

“可是200加仑油已送到了你的去处，史奈德先生。”

“我没有要200加仑油。”

“我们已经跟您妻子说过好几次了。”

“噢，是吗？你现在正在跟我讲话，我不想让你们再打电话给我妻子了。”

“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史奈德先生？”

“把帐单送给汽油公司。”

“我们没有送帐单，史奈德先生。”

“我会自己送去的。”

“那太晚了，史奈德先生。你在告诉我们，你要违背你说在月底前付帐的诺言，是吗？史奈德先生。”

“不要总是叫我的名字，我也知道你们是谁，我要挂断电话了。”

“你不要那样做，史奈德先生。这里是收费代理处，难道它对你不意味着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这是一个比喻呢还是你想要一个回答？”

“它对你不意味什么吗，史奈德先生？”

“你想要听真话吗？”

“是的，史奈德先生。”

“真话是：不，它对我来说不是什么他妈的大不了的事，什么他妈的都不是！”

“谢谢，史奈德先生。祝你愉快。”

一次，我去小联盟运动场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那位商人。

“你有信用卡吗？”他问。

我告诉他没有。“我想我不能对我的收入撒谎。”

“你只不过在对一台计算机撒谎，仅仅如此，”他说。他已经对我没有耐心了。“这个国家完了，朋友。告示到处都是。AT&T公司辞掉了4万工人，它的股票在上涨！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他的眼神透着茫然的神色，“它意味着合同破产了。”

他告诉我他的另一位商业伙伴的事，那人最近在达特茅斯的爱摩斯·塔克学校里教书。“他有一个从南方布朗克斯市来的非常优秀的黑人学生。在毕业典礼上我的朋友和那个孩子的父亲站到一起，问他，城里糟糕的事情怎么样了。那位父亲说：“教授，这些日子中的某一天你就会看到这里也会燃起火焰的。”

我们走进一片小树林，开始寻找我的球。“大多数我这个年龄的人不会得到的。”他愤恨地说，“我们创造了一个人民阶级，一个越来越庞大反而越来越被剥夺掉这个国家提供的好东西的下层社会。他们现在正在工作，把自己变得近似疯狂。我的一个兄弟在米尔抱其当警察。他告诉我有一整个亚文化的猎食群，真正卑劣的家伙，他们要让我们总有一天付钱。一定会让我们付钱的，因为他们会尖叫着跑到这个国家的郊区，跑到乡村俱乐部的头等茶屋，他们会用枪对着我们喊：‘交出钱来，你们这些笨蛋！你们过得太好了，活得太长了！’”

他的脸微微泛红，我都能看到他面颊上那突出的小血管。

“我们别找球了，”我说，“我可以买些新的。”

“不，不行，”他说。“自从我停止挣钱以来，我从来不会从丢失球的地方走开。这些球每个值一块多钱呢。”

几天以后，我父亲从宾夕法尼亚打来电话。我一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出事了。他讲述了一个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如何进了他们的房子，并且把卧室中沙发上我继母的笔记本偷走了。“我们就在隔壁屋子里，”他说，“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牧师，仅靠一点养老金生活。他这一辈子从没动怒到伸出拳头的地步。现在他受惊了，而我离他又太遥远，不能保护他。我为此感到怕。当我听他说话时，我记起最后一次我们说话时，我说我有一份工作，在安全的地方有一套房子，这看起来似乎保证了我将能让他对我曾经要求过的唯一一件事感到满意，那就是当他们不能再照顾自己的时候，我不会让他和继母分开。作为一位牧师，他经常看到这种事情发生在老夫妇身上，他一直认为这是可以想象的事情中最残忍的事。

“这些人走出城市，正在做这些令人生畏的事！”他在电话里喊着。然后他继续大声地、疯狂地说这个国家是如何在浪费，因为政府剥夺了学校祈祷的合法权利、认可了堕胎、收了中产阶级的税、给了私生儿的福利妈妈报酬。我从没有听他那样说话，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如此生气。“战争中我已经失去了两个兄弟，”他冲我喊着：“查理·布莱克莱吉在诺曼底死去了，拉尔夫·布雷克在非洲被打死了，为什么？这些男子汉们为什么而死？”

我尽力想打断他，但是他仍然在说：“交税，那些钱又都用到哪去了！”

“别说了！”我大声说，“你不用付任何税！”

“我非说不可！我要告诉你刚才——黑莱锐·克林顿正在操纵整个事情，他……”

“喂，爸爸，你要么认可这些，要么就别瞎操心！”我也喊起来。我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当他听到我取笑总统尼克松时，他是这么对我说的。我又说了一遍：“要么认可，要么不去管它，爸爸。记得吗？”

我没等他说话便挂断了电话，第一次我这样做。我离开屋子，开始沿着人行道跑向大马路，在十字路口处向右拐弯又跑了五里到了凡尔茅斯，一路上想着我的父亲是如何努力工作来支撑我。我记得一年冬天他接到的一份工作是刷洗牛奶卡车的内部，另一份工作是给货车装运东西。如果他在我的处境上，如果他的最后一份工资支票没有了，他是会去干任何一份工作，无论它的薪水多少，无论此时生活境况多么使他感到卑下，他都会凑合著活下去。

在凡尔茅斯，我跑过缅因州几家最华贵的房子。它们沿着路边植了树的宽大街道整齐地矗立于轻柔的斜坡草坪之上，面向大海。我继续跑着，身边擦过的有保姆，她们正推着婴儿车出来散步，还有慢跑的人，他们的胳膊准确地移动着，就像钟表的指针，他们的身体那么结实和瘦小，以致于我无法分辩他们是男的还是女的。一些汽车超过了我，有的司机正在打电话，我不停地跑，一直在想我多么希望能够照顾我的父亲，多少次我曾告诉他，当有机会的时候，我会为他而去那里。我疑惑他是否知道我缺少一些重要的东西，一些内在的力量或者自信心，最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懦夫。我来到了老滩路，我们在回到缅因州时的那些日子里曾经开车来过这里，这里站着一位警察，禁止公众入内。我记得原来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片海滩，我不知道这位新主人是谁，他雇了这个警察拦住像我这样的人，不许入内。他们怕什么？奇怪！

忽然我想起去跟警察说话。我有点狂乱了，甚至认为他渴望着要和我说话，但是我又想到我们或许可以打声招呼，然后他会告诉我这家人是谁，谁雇了他来监护他们神话般的生活。当我走近别墅时，我减慢了速度。天哪，我想，某个像这位为富人工作的人会立刻看出我失业了，这些日子我正漂泊不定。正是这样，当我更走近了时，我意识到他的手正要去摸他闪亮的黄色手枪。

它触怒了我。一个发光的黄色手枪？再走几步，我看到那只是一个水枪，他是一个可充气的、真人一般大小的模型，合身地穿着警察的制服，大概是从某个老服装店久已被人忘记的夏日储备产品中拿来的。

我开始笑起来，然后又回到了愤怒中。我沿着大街往回走，在人行道上寻找某个尖东西以戳穿这个模型，我所找到的只是一支比克笔。当我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