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养活这家人-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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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小孩子一样责骂他们。我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他坐公共汽车来看我们。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争吵。到他离开时，我开车把他送到汽车站，把他放在前门处。门是厚玻璃板。从后视镜中，我看见他试图从窗户进去，直到一个陌生人给他打开了门。

“哦，”他难过地说，“我只是——”

“我知道，我知道，”我说。

他已变成了一个老人，当他的声音一消失在电话线上时，我便开始想念他。

夜里，我决定我要告诉他些什么或者给他些什么来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我想起他的一个妹妹告诉我的话，说他小时候最想的事是像其他人一样。他来自一个贫穷的家庭，住在租来的没有管子的破旧房屋里。他常常在睡觉前抱着他的小妹妹到户外厕所去，在他把她放下来小便前，她总是要他用他的扫帚把蜘蛛网扫干净。他的牙齿是烂的，这是令人尴尬的事。在经济大萧条时，他曾看见他的父亲在街上卖苹果，而他的母亲，一晚又一晚地想从要分给六个人的几个烤土豆中做出一顿丰盛的晚餐来。虽然其他家庭都从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恢复过来了，但他自己却没有。

他是那么渴望只是和别人一样，当战争爆发时，他有了希望。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我的父亲，一个从未离开过家的、皮包骨头的、有着一双鸽趾足的男孩，穿着短裤跑出体操课，应征参了军。在新兵训练营，他们拔掉了他的牙齿，下午是上齿，第二天早晨是下齿，给他戴上了假牙。他们给他军装，他立刻感到他终于和别人一样了。他内心深处得到了满足。

几天过去了，拉里没有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到费城去看望我的父亲。当我到达时，他正坐在车里，脸上带着疑惑的表情。麻烦在啮合显示器上，那排红色的数字和字母——PRND21——在方向盘上。数字和字母仍然看得见，但当改变车速时，转动的红色箭头就不见了。

“底特律的冒牌货。”我低声说。

“不，它是一辆好的老车子。”他说。

我父亲手上的活从来都做不好，我想也许这就够了，如果我为他修好这辆车，也许我们之间一切的苦涩都将烟消云散。我爬到挡泥板下，发现塑料盘上的四个螺旋都在原位。我发现支持啮合显示器的盒子紧靠着方向盘。“这看起来相当简单。”我说。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曾有一个地下工作台，和他那个年代的所有父亲们一样，他把多余的钉子和螺丝钉放在婴儿商品罐里，盖上盖子保存在架子上，但他对工具完全不在行。我使用平挫和飞利浦螺丝刀开始修理，但几小时后，他所有的工具都放在了车里，我父亲从人行道上照来的手电筒的光也变暗了。

“几点了？”我问他。

“将近11点了。”他说。

“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

“哦，不碍事。”

早晨没地方去，我想。我知道那个故事。

“我曾有几辆好的福特车，”我的父亲高兴地说，“我认为福特车是好车。”

“是的，不过，这是一辆切诺基。”我提醒他。他没听见我说的。

“你爷爷的第一辆车是福特车。A型的。你奶奶拿出她所有洗衣服挣下的钱帮他买下它。她下定决心要拥有那辆车。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现在我才明白，在大萧条时期，当情况很糟时，是她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快乐。”

我说：“我根本不记得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女人。在她的一生中，爷爷都粗暴地对待她。”

他开始想反驳，但止住了。

“把那卷我给你的钓鱼线递给我。”我对他说。我从沉默中知道我对南娜性格的描述刺伤了他的感情。“看，”我说，“我在南娜身边时，她总是让爷爷占她的上风。这就是我说的全部意思。”

他让这事过去。然后，他谈论他们第一次的汽车旅行。“南娜许诺说我们都到哈里斯堡①去，”他带着微笑回忆着，“从费城出发，那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开了一天多的车。我记得南娜告诉我们两人，我们将去找她的姐姐，住在哈里斯堡的爱丽丝。一个我们从不知道的姨姨。”

①哈里斯堡是宾夕法尼亚州首府。——译者注

他告诉我，南娜一直生活在孤儿院里，直到她的姐姐被人领养后被带走。“她所说的只是她的姐姐被带走，在哈里斯堡和一家人住在一起。“那就是全部，到我们坐着A型车前往哈里斯堡时，离南娜上次见她至少有15年了。爷爷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但南娜决心要去。“我的弟弟，罗伯特，在路上生病了。我记得他在发高烧，南娜在旅途中一直抱着他。当我们到达哈里斯堡时，我父亲说，‘那么，现在你想到哪里去，艾达？’她让他从一个地方驶到另一个地方。他慢慢地在街道上来回开着车，她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我看着她。每间房子的前门都会打开，人们都对她摇头说不。我们继续驾驶在街道上，她继续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然后，她敲开一个门，我看见她扑进了一个人的怀抱中。就像那样，她找到了她的姐姐。

“在回家的路上，罗伯特的病加重了。三天后，他陷入昏迷状态，去世了。所以，在三天时间里，南娜失去了一个儿子，找到了一个姐姐。”

我抬头看着他的脸，几乎看见小男孩时的他坐在父亲的新车后座上，看着他的母亲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从一个门走到另一个门直至找回她失散的姐姐的拥抱。

第二天早晨，我们双眼朦胧地站在电视机前。屏幕上是一座巨大的建筑，新闻报道员把它叫着“白房子”，它被坦克包围着。我们半睡半醒地站在那里，我们俩都穿着拳击短裤，努力地想弄明白电视上说的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上面解释说这是苏联议会建筑的老带子，画面上是1991年时由一群强硬派领导的企图进行的颠覆活动。那是苏联共产党的结束。我看带子时有种感觉，觉得美国将是下一个，但我立即闭上了嘴。在我的沉默中，我感到了我们共同的基础：我们在这儿，两个男人，都不年轻，都没有钱，都没有挣一分钱或有一份工作或拥有一套房子，都完全被世界改变的方式弄糊涂了。

第16章　幸运

在我们住在普鲁兹隘口的全部时间里，每当科伦叫我和她一起到危崖小径时，我都要找一个不去的借口。她后来就不叫我了。

当我拜访完父亲回家后，我问她我们是否可以一起走一趟。那是凌晨时分，在我们外出时，我告诉她我父亲说的每一件事。走过大房子时，我指着铜色的光亮和窗扉，给她讲房沿抓住房顶板的方法。

我从工作中学会的小事情。“总有一天，我要为你建一座房子。”我告诉她。

“那一定很棒。”她说。

阳光明亮而呈红色。它正好挂在大型夏日旅馆的房顶上方。

“天这么冷，”科伦说，“我不知道你在这样寒冷的气候里怎么能站在室外工作。”

我拉着她的手。我想告诉她我是多么想念这寒冷的工作，重新挣钱的感觉是多么好，我是多么担心拉里不会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担心房子完工后我不能再找到工作。

我想告诉她所有这一切，但突然，我是如此的厌烦谈我自己，我们走在沙滩上，我保持着沉默。

突然，科伦停住脚步，用胳膊围绕着我。“我冷。”她说。

我提醒她当我们最初开始约会时，她一冷我就叫她跳舞，找借口把胳膊放到她的肩上。

“那么，”我说，“你想跳舞吗？”

“没有音乐，”她羞答答地说，“而且你讨厌跳舞。”

她看着我。“对于过去发生的一切，我感到万分抱歉，”我告诉她，“在科尔格特的最后一年，我申请了23个工作。我们回到缅因州的第一个夏天是6所以上的学校。在我算帐的去年是334个。今年秋天是33个。我试过了，科伦，但我觉得事情很清楚，我不会再当教授了。”

一会儿后，她说：“也许是的。”

“无论如何，和我跳一曲。”我说。

我哼着“月亮河”，假装踩着了她的脚，然后，我抱紧她。

拉里说的话是真的。在窗户运到的那天，他打电话叫我回去工作。我们必须抢在一场将要席卷海岸的暴风雪之前安好79扇窗户。当我走在海滩上时，天是黑的。在海的那边，有船只正驶进隘口，它们前行的灯光就像低空上挂着的星星。我们不停歇地工作着，当雪花开始刮过沼泽地，意大利人做完烟囱时，我正好在别墅的南端。那是一根漂亮的石烟囱，他们站在那儿抬头看了一会儿，把雪花从他们的眼前拂开。我告诉那个老人这烟囱很好，我站在他的旁边。他看了最后一眼说：“行啦。”然后他转身拿起他的午饭盒，向他的卡车走去。

那天早晨，我们开始11个小时后做完了最后一扇窗户。拉里的脸在一颗钉子上划了一道口子，他的脸颊上有干的血迹。他很高兴。“让它下雪吧，”他说，“下一个月，这地方将关闭了。真的关闭。”

我那天最后的工作是爬到所有的脚手架上把木板翻起来，这样它们就不会被雪埋住了，然后把所有的梯子从房子边取开。我够到了所有的木板，除了在我头上40英尺高处的那块，在漂浮的白雪中，我几乎看不见它。

当我开始走回家时，风已刮到了海岸上。我敢肯定风速超过每小时50海里。我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回到家中。科伦带着孩子们到她母亲家去了，我生了火，然后在椅子上睡着了，我梦见雪堆在我没有移动的那块木板上。

雪越堆越多，然后，它的重量使木板裂成两半，裂开的两块木板都漂在风中，正好穿过漂亮的三倍窗。

我重又穿好衣服，走向海滩。我爬上了脚手架，系了根绳子在那块木板的一头，然后把它拉下来。

风暴在夜间过去了，我是早晨第一个去工作的人。起居室，一间86英尺长的大厅，有3个壁炉，20扇窗户，和9扇双层门，每扇门高10英尺，门上有8块1平方英尺的玻璃，沉浸在阳光中。

那不仅仅是光。窗户和门使这儿看起来像是房间里打开了音乐，我发现我自己从一扇门走到下一扇门，只是看着这景观，想象着住在这光中的人一早就拉一把椅子到一扇窗前，看海上的船只。

我听见拉里的声音在我下面，在楼梯上。然后比利说：“你想要那个名叫什么的和我一起工作来着？”

我们默默地肩并肩工作了一天，只是在冰动的风中在房顶板上钉钉子。他从他的每列末端开始，我从我的这头开始。我们在中间的某个地方相遇，取下我们用作直边的板子，移动五英寸，在上面放上四脚水平仪，钉到墙上，开始做下一列。

我怎么也无法开始和他对话，我太专心了，生怕出错，生怕赶不上他。

唯一一次比利对我说的是：“我想你喜欢比尔·克林顿那人。”

当我问他为什么时，他说：“每次，你开车倒完垃圾回来后，我走进那车里，收音机都在NPR频道上。我喜欢听我的偶像，拉什，”他说，“拉什不在公共节目上。”

我想他并不想听我的回答，所以我只是继续工作着。天变得越来越冷。我们都在心里诅咒着这鬼天气，我们的脸颊上冻结着鼻涕，我想比利正努力地把我描绘为一个大学教授，而我则试图把他描绘为白房子圣诞卡片上的人物。

我想，是鸟儿打破了我们间的沉默。整个下午，比利都不停地问我是否听见了铃声。我没有。“又来了。”他会说，突然停下来。他最后决定这是一部小型电话发出的铃声，那电话是一个转包人的，放在通道上停着的卡车里。

然后，那天结束时，我在雪里捡拾房顶板时发现了一只死了的蓝色鸣鸟。它还是热的，我把它拿给比利看。

“上帝，”他说，“我还以为是汽车上的电话呢。”

“也许它叫是为了向我们求救。”我说。

“上帝。”他又说，我们最后一致同意这鸟儿说明了这个现代世界的一些事，说明了人们正改变成了什么。

在车库房上工作的最后一天，比利把铺最后的房顶板的机会让给我。我站在梯子上，处在整个建筑的最高点，视线经过主屋的房顶向外远望，看见船道上的船只正沿着地平线慢慢地向北方驶去。我看见四五英里外的希金斯海滨上玻璃板的最后一丝闪光。

我爬下梯子，向上望着我们已做好的工作，觉得很幸运。当我拿起我的工具时，我激动得忘记了戴上我的手套，等我走到更衣室时，我的短刨都冻在手心上了。

幸运的感觉在那个月一直伴随着我，直到工作完成的时候。天气越冷、越是难以忍受，我越认识到我将失去这份工作。

我向比利承认说我的孩子们都认为我是这儿的垃圾工以后，他就去做清洁的工作，有两次，我叫科伦开车从这里经过，我站在梯子上手里拿着锤子向他们挥舞致意。

一天早晨，在阳光下做工，比利说，“别的任何地方我都不想去，别的任何工作我都不想做，我就想在这里。”

我知道他的意思。

在最后那几天，到处都是转包人。管子工，电工，用传感器围绕墙壁的保卫人员。在管道里工作的电焊工。我走过这座别墅所看到的一切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景象：科伦正在生杰克，当他不能正常地出生时，医生来帮她，一会儿后，到处都是人，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工作。

接近尾声时，拉里把我放到了主屋的前面，这是别墅的第一部分，主人一回来就看得见，我在那儿一直工作到天气暖和的时候，希望这儿能完全让主人满意，而原因却和我从前所想的没有丝毫关系。当我最后一次从脚手架上爬下来向上仰望时，别墅沐浴在月光中。

这使我感到这房子是多么的美啊。拉里走到我身后。

“太迷人了，”他说，“有人画了一个地方的图，然后突然，它就在那儿，和图完全一样。”他在这个地方住了近一年，总不是一个整体，分成很多片段。他每天要对片段作出上百个决定，晚上醒着躺在床上想自己是否作了正确的决定，是否漏掉了什么。但站在那儿，回头看着房子，这梦是完整的，所有的片段都组合在了一起。

如果我对拉里了解得多一点，我会向他承认，在这整个冬天里，我都对拥有这别墅的人感到愤恨。虽然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但我把他看成是比我幸运的人，一个活得有价值的人。

我也想告诉拉里，直到这个冬天前，我都相信在高处有我的一席之地，远高于那些脸上涂着泥浆的人，而我也真的总是认为我比这些家伙要强一点、应该过一种更体面和更轻松的生活。

我们道别。拉里正为他一个女儿的生日宴会赶着完成一个玩具炉子。他没找到他的螺丝刀，正在用凿子凑合著拧炉门上的饺链。我谢谢他给我的工作。

“嘿，”他说，握着我的手，“谢谢你所有的帮助。”

第17章　欢乐时光

当科伦遇见一位要漆房子的女人时，我只休息了几天。我去看了看那个地方，按照拉里付给我的薪水开了价。我不知道大多数漆工都要1小时20美元。我的要价是最低的，我得到了这份工作。我向她保证，我一次只接一个活，所以我会一直在她的房子里工作，直到它完工。

我在那里仔细地做工，不仅刮掉了已脱落的旧漆，而且烧掉了所有的旧漆，直到木质层。我开始时认为要比别人漆得好并不需要特殊的技术。这要花时间，而我有的是时间。然后，在我宣布工作做完以前，我洗刷了里里外外的窗户，也包括防风暴的外窗。

消息传开，我有了选择哪一个房子是我下一个要油漆的机会。我发现这工作很恬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