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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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变聪明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会很快变聪明的，从前变聪明的必要性未被人发现呢。您也得同意：从前他们没有机会锻炼自己的聪明才智，如果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大概是会利用的。”可是他并没有跟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谈这个想法，甚至不是由于谨慎才不谈，而只是为了不违反常理和考虑到礼貌才不去谈的，正像他懂得不该跟她讲拉丁语，不应用他自己感兴趣的、关于医学最新成就的议论去打扰她的视听一样：他有理智、讲礼貌，不会用人家理解不了的话语去烦人的。

但是我所以要说这一切，只不过是想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的疏忽——她未能及时了解清楚洛普霍夫其人——来辩白，而决不是给洛普霍夫其人辩白。给洛普霍夫辩白是不好的，为什么不好，你从下文是可以看出来的。有人不替他辩白、只想仁慈为怀原谅他算了，那是原谅不了的。比方他们原谅他说，他是医科学生，研究目然科学，这就使他接受了唯物主义的观点。这样来原谅他很不好。难道促使人接受这种观点的学科还少吗？数学、历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种种。难道所有的几何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法学家、政论家以及其他各类学科的学者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吗？远非如此。所以洛普霍夫是无法为自己推卸罪责的。不替他辩白，但同情他的人也可能原谅他说，他还没有完全失去某些值得称赞的优点：他曾经自觉地毅然决然舍弃一切世俗名利，为了去从事有利于他人的工作，他认为从这项工作中得到的乐趣才是他追求的最高的利益；他看他所爱慕的漂亮姑娘时目光是那么纯洁，即使手足兄弟也未必都能用这等目光去看自己的姊妹。但是要反驳对唯物主义的这种原谅的态度，我们应当说，一般讲，毫无优点的人是没有的，而无论什么样的唯物主义者总归还是个唯物主义者，这点就决定和证明了他们是不道德的下流坯，是不该原谅的，因为原谅他们就意味着纵容唯物主义。这样一说，不替洛普霍夫辩白而想原谅他是不可能的。不过替他辩白也不合时宜，因为卓越思想的崇尚者和高雅志趣的维护者们，那些宣称唯物主义者是不道德的下流坯的人，最近已经在一切正派人——不管是不是唯物主义者——眼前清楚地暴露了他们的智能和人品的低劣①，以致为他们所否定的人物去辩护竞成了多余的事，理会他们说的话竟成为有失体面的事情了——

①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间，俄国各保守派和自由派杂志以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与克拉耶夫斯基的《祖国纪事》为首，发起了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围攻。

第10节

韦罗奇卡和洛普霍夫谈话的主要内容，自然并不是什么样的思想方法才算正确的问题，他们彼此之间一般说的话都很简略，只是偶然才进行长谈，谈的也是些不相干的题目，诸如思想方法之类的话题，因为他们知道有两只警觉的眼睛在监视他们。所以对于他们关心的主要话题，他们每次只能交换寥寥数语，通常是在他们翻动乐谱准备弹琴和唱歌的时候。而这个主要话题在他们那难得才有的长谈中占着这样小的位置，甚至在简短的谈话中也只占一个不显著的位置，这个话题倒不是他们相互的感情，不，他们在生日晚会上，在他们初次交谈中含糊其辞地开了个头后，就从未再提到过感情：他们没有工夫谈论这个。在他们选定来交换意见而无需担心有人偷听的那两三分钟内，那另一个话题还未必顾得上谈呐，哪有时间和兴致去表白感情呢！他们急于考虑的是韦罗奇卡何时和如何能够摆脱她那可怕的处境的问题。

跟她初次谈话后的第二天早上，洛普霍夫就去替她打听当演员的事该怎么着手进行。他知道，一个女孩子在通往舞台的道路上面临着许多麻烦、风险，但是他认为凭着她的坚强性格，她能够闯出来，走上一条康庄大道。其实不然。过了两天他来上课，却对韦罗奇卡说：“我劝您打消做演员的念头。”——“为什么？”“因为当演员您还不如嫁给那个向您求婚的人。”谈话到此为止了。这是他和韦罗奇卡拿过乐谱、分头弹唱之前说的话。韦罗奇卡低着头，好几次离了谱，虽然她唱的是一支很熟悉的曲子。一曲告终，他们谈起了该选个别的什么职业来，韦罗奇卡抢先说：“我本来以为那是一个最好的职业，所以听您说不行，我挺难受。但是没有关系，尽管以后的日子会更难，但我总还是能过下去的。我去做家庭教师。”

过了两天他再来的时候，她对他说：

“我找不到人给我介绍家庭教师的工作。您费心帮我找找吧，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除了您没人可托了。”

“可惜我的熟人中管用的很少。我从前教过书和现在正在教的人家都不富裕，他们的熟人也几乎个个如此。但是我们不妨试试看。”

“我的朋友，我浪费了您的时间，实在没有办法。”

“韦拉·巴夫洛夫娜，既然我是您的朋友，就不必提我的时间了。”

韦罗奇卡微微一笑，脸也红了：她自己也没注意到，她竟然用“朋友”这个词代替了他的名字“德米特里·谢尔格伊奇”。

洛普霍夫也笑了。

“您本来不想这样称呼的，韦拉·巴夫洛夫娜。如果您后悔没叫我的名字，可以重来。”

韦罗奇卡又笑了：

“太晚啦，”她又红了脸，“而且我不后悔。”她的脸更加红了。

“如果您需要我，您会看出我是一个忠实的朋友。”

他们彼此握了握手。

你们看，这就是那个晚会后他们头两次谈话的全部内容。

过了两天，《警察报》上登出一则广告，说：“某位品德高尚之小姐能操法语及德语……欲觅一家庭教师职位……有关详情可询科洛姆纳区某某街某某宅某某官员。”

现在，洛普霍夫真的不得不为韦罗奇卡的事花费许多时间了。他每天早晨从维堡区到科洛姆纳去找广告上写明住址的那个熟人，而且多半都是步行。路程很远，但是在维堡区附近像这样的熟人又找不到，因为这种人必须具备综合条件：像样的住宅，良好的家境，威严的仪表。一间陋室会引发人给家庭教师提供不利的条件；介绍人如果缺乏威严和明显可见的和睦的家庭生活，人家对被介绍的姑娘也不会给以好评的。当然，洛普霍夫决不能在广告上登他自己的地址：人家对于除了一个大学生就没有任何人关心的姑娘会怎么想啊！因此洛普霍夫就只好以步行来健身了。他从那位官员处拿到洽聘家庭教师的人家的住址后，又继续去奔波了：那官员称自己是姑娘的远亲，只是个中间人，她有一个外甥，明天将亲自驱车前往详谈。可外甥并未驱车而是步行前往这些人家的，不用说，他对大部分人家不满意。有一家大傲慢；另一家的母亲好，父亲是个傻瓜；第三家正相反，等等。有的人家还凑合，可是他们提的条件韦罗奇卡达不到：或者需要讲英语，而她不会讲；或者他们想请的其实不是家庭教师，却是保姆；或者呢，人各方面都好，就是太穷，家中没有给家庭教师住的房子，只有一间育儿室，里面已经住了两个大孩子、两个婴儿，一名保姆和一名奶妈。可是广告还在《警察报》上继续刊登，也不断有聘请家庭教师的人前来，洛普霍夫仍抱有着希望。

在寻觅工作中过了两个星期。找工作的第五天，当洛普霍夫在彼得堡四处奔走过后，回来躺在沙发床上时，基尔萨诺夫对他说：

“德米特里，你在论文方面成了我的坏搭档啦。你天天上午都不知去向，十天里总有五个晚上不露面。你揽了一大堆课来教，是不是？现在还是揽课教的时候？我连现有的都想辞掉呢。我还有四十来卢布，毕业前这三个月足够用了。你存钱更多，有一百卢布吧？”

“不止，将近一百五。我不是忙于教课：除了一家外，所有的课我全辞掉了。我有事。等把事情办完，你就不会埋怨我在论文方面比你落后了。”

“到底是什么事？”

“你听我说，我没辞掉课的那一家是个很不好的人家，可家里却出了一个正派姑娘。她为了离家出走，想去当家庭教师。我就是替她找工作。”

“是个好姑娘？”

“好姑娘。”

“噢，这就好。去找吧。”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唉，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两位先生，你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可你们并未领悟到何以为特别好！就算你们所说的“好”也真的是好，但基尔萨诺夫并没想到要问姑娘长相好不好，洛普霍夫也没想到提这一点。基尔萨诺夫并没想到要说：“老兄，你日夜奔忙为她操心，该不是爱上了她吧？”洛普霍夫也没想到要说：“老兄，我对她很感兴趣，”或者，即使他不愿说出这点，却也没想到为提防这种猜测而去挑明：“亚历山大，你别以为我爱上她啦。”您要知道，他俩都认为，当问题涉及到从逆境中救一个人的时候，那就与这人长相好坏毫无关系了（虽然那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因而也就无从谈起什么爱不爱了。他们甚至不到自己会有这种想法。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察觉不到自己会有这种想法。

可是，这不是对敏感型的读者们（即大多数正宗文学审判官们，因为他们就是由最敏感的先生们构成的）表明了，我说，这不是对他们表明了基尔萨诺夫和洛普霍夫是两个枯燥乏味、缺乏审美细胞的人吗？不久前，“审美细胞”在志趣高雅的美学家中间还是一个时髦的用语，或许现在也仍然是他们中间常说的时髦用语吧，我不知道，我很久没见到他们了。年轻人只要还有一点情趣，内心尚存稍许感情，在谈到一位姑娘时，对她的容貌却无动于衷，这合乎常理吗？当然，这是毫元艺术感觉（审美细胞）的人才如此。还有一些人比我们那帮美学家更富于美感，人们研究过这个圈子里的人性以后认为，年轻人在此种情况下必定要谈论女性，甚至是从纯肉体方面去谈论。那是过去的情况，现在不同了，先生们。其实现在也时有发生，不过不是在被称为现代青年的那一部分年轻人当中。先生们，这是些奇怪的年轻人啊。

第11节

“怎么样，我的朋友，还没有找到工作吗？”

“还没有，韦拉·巴夫洛夫娜。不过您别灰心，会找到的。我每天去两三个人家，最终不会找不到一个可以让您安身的好人家。”

“唉，我的朋友，您若是能知道我待在这儿有多么痛苦，多么痛苦！当我还没有看到在近期内能摆脱这屈辱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倒能勉强保持像死人似的麻木状态。而现在，我的朋友，在这腐臭恶劣的空气中再待下去，就太令人窒息了。”

“忍耐，忍耐，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们会找到的。”

这类谈话持续了约有一个星期：

星期二——

“忍耐，忍耐，韦拉·巴夫洛夫娜，我们会找到的！

“我的朋友，我给您添了多少麻烦，让您花费了多少时间！我该怎样报答您呢？”

“我的朋友，您不生我的气，就是报答我了。”

洛普霍夫说完就感到不好意思了，韦罗奇卡看看他。不，他不是没话说了，而是不想往下说，他在等她回答。

“为什么生您的气，我的朋友，您做了什么事？”

洛普霍夫更加不好意思，而且仿佛很伤感。

“您怎么啦，我的朋友？”

“嗯，您都没有注意到。”他说这话时相当地伤感，可是后来却又开怀大笑起来。“唉，我的天，我多笨，我多笨！原谅我，我的朋友！”

“哎，怎么回事？”

“没有什么。您已经报答我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您真是个怪人！那么好吧，您就称我为‘朋友’吧。”

星期四是哈姆雷特式的考验，照萨克逊·格拉马蒂克的方式。过后的几天里，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稍事休息，暂不监视了。

星期六喝完茶，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查点洗衣女工送来的衣服去了。

“我的朋友，事情大概快办妥了。”

“是吗？如果这样……唉，我的天……唉，我的天，快点儿！再拖下去，我恐怕要死了。什么时候能办妥？怎样才能办妥？”

“明天定下来。差不多、差不多是绝对有把握的。”

“找到了什么事？怎么找到的？”

“镇静点，我的朋友：人家会察觉的！您乐得差点儿都要跳起来了。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不定有什么事马上驾到。”

“您自己可好！笑呵呵地走进来，怪不得我妈看了您半天。”

“那又怎么样，我已经告诉她我为什么开心，我看出必须对她说明一下，于是就说：‘我找到一份好工作。’”

“真受不了，受不了！您总是警告我，到现在什么也没说清。怎么样，总该说了吧？”

“今天一清早，基尔萨诺夫——您知道，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姓基尔萨诺夫……”

“我知道，真受不了，受不了，我知道！快点儿说，别讲这些废话。”

“是您自己打断我的话啊，我的朋友！”

“唉，我的天！总是责备我，该谈的又不谈。我不知道拿您怎么办。我要罚您下跪，这儿不行，我叫您回家在您屋里下跪，让您的基尔萨诺夫看着您，还要他给我送一张字条来，证明您确实跪过——我就拿您这么办，听见了吗？”

“好，我跪就是。可是现在我不说。等我受完罚，得到了饶恕，我才说。”

“我饶恕您了，不过您得说出来，真受不了。”

“我感谢您。您自己有错，反倒来饶恕别人，韦拉·巴夫洛夫娜。是您自己总打岔呀。”

“又管我叫韦拉·巴夫洛夫娜？这是怎么啦？您那‘朋友’到哪儿去啦？”

“嗯，这是我罚您，我的朋友。我是一个气量又小又苛刻的人。”

“罚我？您敢责罚我？我不想听您说了。”

“不想听了？”

“当然不想听。还有什么可听的呢？因为您都说了：事情差不多成功啦，明天就定下来啦，您看，我的朋友，可今天您自己却又一无所知。还有什么可听的？再见吧，我的朋友！”

“听我说，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您听我说呀！”

“不听啦，走啦。”但她又返回头。“快说吧，我不打岔。唉，我的天，可惜您不知道您叫我多高兴！让我们握握手。您看，我握得有多紧，多么紧。”

“为什么掉眼泪了？”

“谢谢您，谢谢您。”

“今天一清早，基尔萨诺夫给了我一位太太的住址，她定好让我明天去找她。我自己并不认识她，可是常听我们一个共同的熟人，也就是中间人，讲到她。她的丈夫我倒认识，我们在我的这个熟人家曾多次见过面。根据这一切来判断，我相信您可以在她家待下去。她把住址交给我的熟人，托他转给我的时候，说她相信会同意我的条件。因此，我的朋友，事情可以说是差不多完全成功了。”

“嘿，这可多好！我多高兴！”韦罗奇卡反复地说。“不过我希望早点知道结果，尽可能地早。明天您能直接就从她那儿来我们家吗？”

“我，我的朋友，这会引起怀疑的，因为我平日只有上课的时候才来你们家。我们可以这么办：我由市邮局寄一封信给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说我星期二不能来上课，想把课挪到星期三。如果我写的是挪到星期三早晨，那就表示事情成功了。挪到星期三晚上就是没能成。但差不多确定无疑地是挪到‘早晨’。玛丽娅·阿列克谢夫娜会把这事告诉费佳、您和巴威尔·康斯坦丁内奇。”

“信什么时候能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