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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升迁之路-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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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旨到后的第二天,曾国藩一行便起程返京。
  常大淳带着首府、首县直送到城门外十里处方回。
  回到京师面圣后不久,咸丰帝也不知是听了谁的劝告,竟忽然诏令群臣“进言荐贤”,以达到“上富国下富民之所望”。一时间,种种奏章纷至沓进宫里,给沉闷的京师,多少注入了点儿活力。
  曾国藩也上了“应诏陈言疏”与“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二折。
  应诏陈言疏奏为应诏陈言事。
  二月初八日奉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
  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皇上陈之。
  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退缩者,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是也。琐屑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颟顸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钜,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行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
  曰“教诲”,曰“甄别”,曰“保养”,曰“超擢”。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若于言考之。而召对陈言,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
  臣之愚见,愿皇上坚持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释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抄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主德之隆替,大臣之过失,非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肯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肯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群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略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
  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皇上天语褒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皇上怜其愚诚,俯赐训示,幸甚,谨奏。
  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奏为敬陈圣德,仰赞高深事。
  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皇上陈之。
  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内廷接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苟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
  近来避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褂,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褂。以此等为尊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次在其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
  又闻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臣又闻皇上娱神谈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
  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以不防。去岁求言之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奏天以命德,初非自执自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憨直者少,缄默者多。皇上再三绣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皇上一言拒之,谁复肯干犯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
  今日皇上之所以使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
  此三者辩之于早,只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谨奏。两个折子递进宫的第二天,曾国藩因一路风寒劳顿,
  癣疾有些发作,便上折告假,想休养几天,借此整理一下落下的日记,补齐《过隙影》。
  但咸丰帝却以“朕知道曾国藩查赈劳顿辛苦但因兵部事繁尚书保昌又病危挨顺天府乡试后再行休憩”而没有准假,这倒大出曾国藩的意料之外。——曾国藩想:该不是自己上的两个折子出什么事了吧?


第110节 姚莹被罢黜


  转天,钦命礼部侍郎曾国藩为是科顺天武乡试大主考的圣谕,下到各部院。曾国藩这才释然。
  是科顺天府乡试的副主考为兵部右侍郎沈北霖。
  沈北霖是浙江钱塘人,字尺生,又字郎亭,两榜出身,素有能员之称。
  曾国藩到了兵部才知道,咸丰帝原定的是科武乡试的大主考是穆彰阿,曾国藩是副主考,沈北霖只是一名搜检大臣,而且穆彰阿已经着手准备武乡试的一应事情,哪知道皇上突然变了主意,撤了穆彰阿而换上了曾国藩。
  同一天,上书房师傅、侍讲学士杜受田升署为协办大学士管工部的圣谕也下到各部、院。
  曾国藩凭经验得出结纶,皇上要向穆彰阿下手了。
  曾国藩料得不错,穆彰阿的恶运真的到了。
  事情出在曾国藩曾向咸丰帝举荐过的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是姚莹。
  姚莹是大清国上上下下公认的能员,在福建平和知县任上,因政绩突出,调台湾署海防同知、噶玛兰同知。道光时,封疆大员赵慎珍、陶澍、林则徐等皆向朝廷举荐过,诏嘉奖加二品衔,予云骑尉世职。但因在对洋人的看法上与穆彰阿、耆英意见相左,遭穆、耆诬陷,终被道光帝帝革职归籍赋闲。穆、耆对洋人采取的一贯态度是洋人说什么是什么,从不敢存有半点的反驳,而姚莹则恰恰相反。
  姚莹被罢黜,是发生在道光年间的一件大事,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穆、耆等惧洋派们曾经很是得意过一阵子。
  曾国藩离京赴山西核捐查赈期间,咸丰帝在宫里便召见恭亲王奕、文庆以及肃顺、杜受田等身边的几个人,决定了解一下姚莹被革职的经过。
  文庆当先讲话:“说起姚莹,确是我大清国难得的好官员。尤其在缉匪安民方面,更有一套别人学不来的本领。广西如果不是郑祖琛当巡抚而是姚莹,哪能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咸丰帝道:“曾国藩也是这么讲的。朕今天就想弄明白,姚莹究竟是为了什么事被革职永不叙用的?——听说一同革职的还有一个达洪阿?”
  杜受田抢先跪倒道:“回皇上话,不是为臣要讲谁的坏话,姚莹和达洪阿,可全是穆中堂和耆中堂两个人闹的!老臣以为广西事紧,正需姚莹和达洪阿这样的能员。——郑祖琛是穆中堂向先皇保举的能员,一个好好的广西,快被他断送掉了!皇上,郑祖琛已被押进京师快一个月了,穆中堂不仅压着不审,还在想办法替郑祖琛开脱。穆党误我大清国呀!”
  咸丰帝想了想,问肃顺:“肃顺哪,杜师傅讲的话你认为怎么样啊?”
  肃顺跪下禀道:“回皇上话,奴才以为,要振朝纲,非下决心不可!——穆彰阿当道,耆英误国,琦善糊涂,一个好好的香港硬断送在这三人的手里!皇上,是时候了!”
  杜受田这时又道:“皇上,还记得先皇最厚待的王鼎吗?——不就是因为参奏穆彰阿误国不成而自尽尸谏的?——王中堂死得冤哪!”
  一说起王鼎,文庆的眼里霎时溢满泪水。
  文庆是王鼎的门生弟子。王鼎自尽时,已是太子太师,以东阁大学士管理刑部。
  王鼎死时,手里还攥着参穆彰阿的折子,被来验尸的陈孚恩悄悄撕毁。
  文庆恨穆彰阿,实更甚于杜受田。不是触到痛处,决不表露丝毫。
  但文庆的表情,还是被咸丰帝看得明明白白。
  咸丰帝于是决定,就从姚莹身上找出理由,给穆彰阿来个措手不及。
  顺天武乡试的第二天,一道针对穆彰阿的圣旨下到各部、院。
  旨曰:“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容陷之;耆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因宠窃权,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肆行无忌,若便圣明早烛其奸,必置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悛。自朕亲政之初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迨数月后,渐施其伎俩。英船至天津,犹欲引耆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屡言其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命林则徐赴粤西剿匪,又言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罪实在此。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不负皇考付托之重?第念三朝旧臣,一旦置之重法,朕心实有不忍,从宽革职永不叙用。”
  随后下发的一道针对耆英的圣旨则这样写道:“文渊阁大学士耆英,在广东抑民奉夷,谩许入城,几致不测之变。数面陈夷情可畏,应事周旋,但图常保禄位。
  穆彰阿暗而难明,耆英显而易见,贻害国家,其罪则一,从宽降为五品顶戴候补。”
  穆彰阿深知自己得罪人过多,怕在京城日久惹上别的事端送掉自己吃饭的家伙,于是在接旨的第二天,便恳求内务府准其举家迁往奉天归籍,咸丰帝恩准。
  那日,正好是个难得的晴天,穆彰阿坐在四匹马拉的轿车上,带着家眷财物等四十辆大车,向城门缓缓经过。偌大的京师,兔子大送行的人也无一个,其凄惨之状,也着实让人同情。
  穆彰阿知道自己辉煌不再了,就催促车夫加鞭快行,以防不测;车夫们扬起长鞭,车队从城门一闪而过,很快便上了官道。
  穆彰阿掀起轿帘,两眼望着自己发迹之地,不禁老泪纵横:想不到我穆彰阿,竟然也有今天!
  这样想着,不由生出千万感慨,心底也涌出无限的冰冷。他的脑海中闪现出权臣鳌拜、大将军年羹尧的形象来。他记得刚入军机时,曾告诫自己,将来无论把官做到何种地步,权力大到什么程度,也不能学鳌拜。
  现在——忽然,他发现自己的轿车在不知不觉中停下了,心中不由大吃一惊,暗道:“难道皇上忽然又改变主意要处斩自己不成?”
  他深知咸丰帝一贯出尔反尔,这个跛子皇上,最是无信者!
  他颤抖着双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迈下车子,见前面果然停放着一顶四人抬的蓝呢轿子
  ,轿的前面没有军兵,没有太监,却站着一位双手举杯的红顶子的官员和两名戈什哈。因有段距离,面目却看不真切,在京师,红顶子而乘蓝呢轿的除非是——穆彰阿不由心底一动,急忙放开胆子紧走两步。
  那红顶子的官员见穆彰阿下车,也放了步子走过来,穆彰阿这才看清来人面目,果然是礼部侍郎曾国藩——一个被自己冷落许久的汉人。
  曾国藩缓步走到穆彰阿的面前,深施一礼道:“门生曾国藩特来为恩师送行!”
  礼毕,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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