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里窗外-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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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终于杀青了，导演徐克设宴在福临门。我举杯敬导演：“好高兴哦！这部戏终于杀青了。”“你明天几点上飞机？”导演问。以为导演关心我而感到暖心。我说：“十一点。”徐克说：“明天九点通告，加拍一个东方不败出场特写。”我还没高兴完，马上又收起笑容，相信我的表情一定很滑稽，徐克忍得很辛苦才让自己不笑出来。

原来第二天补拍的是《东方不败》出场的第一个镜头，剧情是东方不败从树林里飞出来，脸上的面具被枝叶刮掉而露出他的真面目。这个镜头还真的很重要。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东方不败》的票房，是做梦都梦不到的好，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二零零八年七月三日

那年在敦煌，有个夜晚，明亮的月光把我的影子映在柔和的沙丘上。沙丘前传来许多嘈杂的声音，那是工作人员在吆喝着打灯光，摄影师在调整摄影机的位置，导演在指挥现场。

我忍着眼痛坐在沙丘后的竹凳上等开机，刹那间被眼前那巨大挽着髻的古代女子影子吸引住，那种迷离感真是不知身在何处。

那夜，我在敦煌拍摄《新龙门客栈》。前一天武术指导说，第二天要拍我的一个特写，会有许多竹箭向我脸上射去，我要用剑挡掉这些竹箭。我担心箭会射到眼睛，他说，如有这样的情况，人本能的反应会把眼睛闭上。拍这个镜头的时候，为了不想NG，我睁大眼睛快速地挥舞着手中的剑。说时迟那时快，有根竹子正好打中我的眼睛，我确实是自动闭上了眼，但还是痛得蹲在地上。

那是荒郊野外的沙漠地带，不可能找得到医生，医院也关了门，副导演问我还能拍吗？我照照镜子，想把被眼泪弄花的眼睛整理整理，忽然发现黑眼珠中间有条白线。武指说是纤维，我点了很多眼药水，怎么冲，那条白线还在。我见工作人员等急了，赶忙回到现场就位。当时虽然受伤的右眼还在痛，可我被眼前的景象吸引着也顾不得痛了。心想，如果不是拍戏，我不会欣赏到这样的夜景；如果不是拍戏，我不会有这样复杂得说不清的感受。我告诉自己，要记住这一刻，像这样的情境在我的生命中将不会再现。真的，到了十七年后的今天，这个画面，这个情境，还是鲜明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敦煌酒店里，因为自怜和疼痛，哭了一夜，直到累得昏过去才睡着。

第二天，制片带我去医院挂急诊。一位中年女医生到处找插头准备接上仪器，等仪器接上了电源，她照了照我受伤的眼睛，神色凝重地说：“如果你不马上医，眼睛会瞎掉。”我看了看桌上的容器，里面装着一大堆待煮的针筒和针，怀疑地问：“你们不是每次都换新的针啊？”她很不高兴地回答：“我们这都是消毒过的！”当天我就收拾行李回香港。徐克和南生那天专程赶来拍我的戏，我要求他们等我看完医生回去再拍，徐克说时间紧迫，不能等。

在机场碰到他们时，我一只眼睛包着白纱布。见到南生，两人抱在一块儿，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两个人三行泪。

我一个人孤孤零零地从敦煌到兰州，再从兰州转飞机回香港。在飞机上我把脸埋在草帽里，一路哭回香港。传说孟姜女为寻夫哭倒长城，我是因为《新龙门客栈》哭了大半个中国。

养和医院的医生说黑眼珠那条白线，是眼膜裂开了，没有大碍，住院两天就没事了，可是大队人马已经回到香港赶拍结局。

我非常懊恼，千里迢迢跑到敦煌大漠，在那美好的景色里，竟然没有留下什么。因为懊恼，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愿看《新龙门客栈》。

从小就喜欢宁静的夜晚。今年复活节我们一家人到泰国布吉岛度假，一个星期都住在船上。每到夜阑人静大伙儿都睡了，我总是一个人躺在甲板上看月亮。有一晚那月光亮得有点刺眼，它的光芒照得周围云彩向四面散开，形成一个巨大的银盘子，又像镶了边的大饼，这样奇特的景色，我看了许久许久。

这一刻，我想起了十七年前在敦煌的那一夜。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三日

“只要姥爷你笑一笑，姥爷姥爷您好，我到台湾来看你，只要姥爷你笑一笑……”

这是父亲在生的时候我为他做的歌词。

父亲零六年离世，在他临走的前几个月，我经常带女儿去探望他。有一次在飞机上我跟女儿爱林说：“姥爷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要让他笑是件很不容易的事，你是他最疼爱的孙女，最容易逗他开心，只要你为他做一件小小的事，哪怕是递一张纸巾给他，都能令他笑开怀。你要帮妈妈孝顺父亲，也要为自己孝顺姥爷。”

父亲房间很安静，我正走进去，只见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微笑地望着爱林，女儿伏在他床边的小桌上，正专心地做一张祝福姥爷身体健康的卡片。这个画面就像照片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

吃晚饭的时候，越南工人阿江捂着嘴笑得东倒西歪的，原来是父亲在喂爱林吃菜，爱林来者不拒，嘴巴张得老大，父亲一边喂一边笑，弄得全桌人都笑了。我知道爱林爱姥爷，她也爱妈妈，尽管她觉得有点尴尬，只要姥爷笑了，她多吃几口都愿意。

父亲房间因为长期不开窗户和窗帘，老是昏昏暗暗的。说是窗对窗的让对面人家看到他这生病的老人不好意思。我偷偷地请装修工人装了一个可以上下拉开的风琴式窗帘，这样他躺在床上，对面就不会看到他。趁爱林在床上帮姥爷按摩的时候，我悄悄地把窗帘由上往下拉开一半。刚巧对面的窗户和窗帘之间站着一对小男孩和小女孩。爱林站了起来，在姥爷床上和他们遥遥相望，我灵机一动，赶快跑到客厅拿来一个会唱歌会扭屁股的圣诞老公公。捧着它从窗帘下面扭着唱着慢慢地冒出来，对面的小孩瞪着大眼睛动都不敢动，生怕一动一眨眼，这台戏就不见了，嘴里叫嚷着：“奶奶！妈妈！快来看！”

这边窗里的爷爷笑了，妈妈笑了，孙女笑了，全世界都笑了。刹那间原本阴阴暗暗的房间里充满着笑声，充满了生气。

父亲跟我说，他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个画面就是，有一天早上他睡醒睁开眼睛，第一眼就看到爱林坐在他床前的椅子上，静静地对他笑，他很感动，也很感激爱林的不嫌他老和不怕他病，父亲让我告诉爱林：“姥爷好高兴，姥爷觉得很幸福、很圆满。”

在回程的飞机上，我跟爱林说：“谢谢你。”爱林和我一路唱着：“只要姥爷你笑一笑，姥爷姥爷您好……”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五日

父亲最后的愿望是回山东老家青岛走一趟，我安排了几次，最终还是去不成。

去年欣闻有个山东文化旅游团，我报了名参加，第一站就是青岛。到了青岛，我们下巴士走到海港边。我扶着栏杆，迎着风。这是我家乡的风啊！那风轻轻地吹拂着我的脸、我的发、我的衣衫，仿佛父母化成了家乡的风包裹着他们深爱的女儿。我闭着双眼倾听那风的话语，感受那风的抚慰。

青岛发展得很快，市区里的高楼大厦和百货公司，就像其他大城市一样。他们说的也都是标准国语，和我想象中大街小巷大人小孩都说着山东土话的情景完全两样。

走回巴士的路上，经过一家小杂货店，门前一张矮木桌，几位老人家围坐在桌旁小凳上喝着茶闲聊着。这情景就像我小时候，邻居叔叔伯伯们闲话家常的样子。忽闻有个老人说了句很土的话，这正是小时候父亲闲聊时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我禁不住眼眶里充满了泪水。

在山东那几天参观了许多城市和名胜，但始终没有看到我想象的山东，有点失望。到济南的最后一个下午，我和几位朋友到旧城去逛，有一条窄巷子里，水泥墙上刻着毛笔写的诗词，因为岁月的洗礼，变得斑斑驳驳很有味道。巷里一户户人家紧挨着，巷中有一家小院落，院子里有一口古旧的抽水井，抽水井连着一条木棍，用两只手一上一下地压，就可抽出水来（我小学三年级住在台北县三重市地小巷子里，进门的小院里也有这么一口抽水井），抽水井旁靠墙处是煤球炉，炉旁叠起一个个中间透着许多圆洞的圆形小煤球。在我刚有记忆时，家里也用煤球和黑炭烧饭。

隔着纱窗的门往里看，一百多尺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床上铺着粉红大花旧床单和枕头套，床边有两张藤椅和一张木制书桌。屋里有一位像是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和一个妇人正说着话，我们要求进去看看。老太太坐在床沿上，我握着她的手跟她说起山东话：“大娘！您好！我也是山东人，我从香港来，我是林青霞。”老大娘以为我骗她，直说：“林青霞她很老、很胖，你怎么会是她？”经我一再的解释，老太太拄着拐杖到书桌上找老花眼镜，我把脸凑上去让她看仔细，她像鉴定珠宝一样，“矮又垒！枕滴使令晴下。”（怪怪，真的是林青霞。）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想起小时候，每次外婆见到我，总是握着我的手，亲切地望着我说同样的话：“矮又垒！晴下垒勒。”（怪怪，青霞来了。）

天色渐暗，告别老太太，回到酒店和团友们聚餐。突然想起，没给老太太留下什么，万一她一兴奋告诉左邻右舍，说林青霞到过她家，人家不把她当做老年痴呆症的病人才怪！于是请秘书送去一张签名照和买礼物的钱，没想到她怎么也不肯开门，说是她打电话给儿子，儿子说我们是骗子。好不容易才说服她开了门。等解释清楚后，两人推托了半天，最后照片是收下了，信封里的钱却怎么都不肯拿。

这就是我们山东人的特质，纯朴、直率，不贪小便宜。

二零零八年十月二十一日

我那花样年华的继女芳龄二十二，别人单眼皮眼睛又细又小，她的单眼皮大而有神，我经常凝视着她，见她那有如黑色缎带的长发，从肩膀瀑布似的流泻到腰际，总是忍不住地赞叹：“嘉倩，你好美。”她有时会轻声叹息：“唉！我觉得我老了。”她这样说我一点也不惊奇，我也是从二十二岁走过来的人，很能了解她的感受。想起这个年纪的我，有一次到同学家，同学的妈妈跟我现在的年龄差不多，也跟我说同样的话：“年轻真好，都这么美。”而我的回答竟然也跟嘉倩一样：“唉！我觉得我老了。”同学的妈妈很讶异：“你都说老了，那我怎么办？”

二十多岁的我经常愁眉深锁、眼神迷惘、多愁善感，不知道为什么愁，也不知道有多少愁。朋友说我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现在回看当年的照片，才发现少年时我的美，深深地慨叹当时为什么不懂得欣赏，反而让最该欢乐的岁月荒废在无谓的闲愁中。我跟嘉倩说：“你到我这个年龄，反而会觉得自己年轻，所以，为什么不好好活在你真正年轻的时候。”

二十二岁生日是在意大利罗马过的，我们在那儿拍摄白景瑞导演的《异乡梦》，男主角是秦祥林。那时除了拍戏，其他时间都在逛街买欧洲时尚新装，经常是满载而归。生日那天我和妈妈请《异乡梦》所有演员和工作人员到导演孙家雯开设的中国餐馆吃饭。大伙儿在外地拍戏非常辛苦，饭后我们再请大家到当地的夜总会跳舞轻松一下，在舞池里瞥见当时是秦祥林太太的萧芳芳热力四射地舞着，舞姿曼妙，她清丽的短发甩来甩去地在空中飞舞，掀起了大伙儿澎湃的情绪。

二十二岁唯一留下来的生日礼物是一条用碎钻镶了号码二十二的K金链子，那是琼瑶姊送的。她跟平鑫涛刚好在罗马度假。清晰记得，她银铃似的笑声直说：“这完全是巧合，我刚好有一条镶着二十二的钻石链子在身上。”

我过了一个快乐的二十二岁生日。

在人生的旅途上行走数十年，回想起来，有些岁月匆匆划过，了无痕迹，二十二岁那年却过得特别长，印象特别深，别人一天当一天用，我却一天当三天用；别人一天工作八小时，我一天二十四小时还不够，一年里拍了《我是一片云》、《奔向彩虹》、《异乡梦》、《温馨在我心》、《幽兰在雨中》、《金玉良缘红楼梦》。电影里的角色，随着不同的戏转换着，从有如一片云似的清纯女孩到彩虹世界里的模特儿，从在异乡游学的游子到没有烦恼的调皮女孩，从苦命女子到含着玉石出生的贾宝玉。仿佛过了好多个人生，自我价值感特别高。那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一年。即使如此，如果要我回到二十二岁重新再走一次，我可不愿意。

我的二十二岁女儿嘉倩，在情路上兜兜转转受了一些苦。我跟她说：“亲爱的，在情路上我也有过刻骨铭心的苦，今天看来，都成了如烟的往事，何须在意？你年轻，你爱过，这不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吗？”我看你是二十二岁，你看我的“心”也是二十二岁，只要保留一颗童心，你将永远停留在二十二。

二零一零年八月十一日

最后一次与黄霑通话是在二零零四年十月，他打电话来向我邀稿写专栏，我非常讶异，他怎么会对一个从来没有发表过文章的我有信心？他态度诚恳，我连说了几声“不敢”，他问我是不是怕写得不好，我说不敢献丑，他的声音有点失望。没有多久他就走了。我想为他做些什么，于是写了这篇文章追思他。

第一次与黄霑见面是在一九七三年，我的第一部电影《窗外》来香港宣传的时候。在一个晚宴上，导演宋存寿特别介绍他给我认识，当时他的专栏《不文集》非常受欢迎，而他在专栏里对我赞许有加，导演认为以他这样一个有才华的猛人，能够对新人如此夸赞，是很难能可贵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出台湾，来到香港这个花花世界。我怯生生地说我好像变得傻傻的，他声音洪亮，豪放地笑着：“哈！哈！哈！这是正常的！”他那善解人意和豪迈的作风，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二次与黄霑见面是一九七七年，我来香港拍李翰祥导演的《红楼梦》。我们在李导演家吃晚饭，他身边坐的是林燕妮，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见面。直到现在还记得她的装扮。她头上包着花丝巾，打扮得很讲究，腰杆笔直，笑容可掬。席间黄霑“林美人、林美人”地叫个不停，起初还以为他说的是我，后来才听清楚他称呼的美人是他身边的女朋友林燕妮。在他心目中林燕妮是永远的美人。

他言谈出位、与众不同得令我吃惊，但又不得不佩服他的创意和独特的人生观，他和李导演聊到他的丧礼将会怎么做，他说他会播放事先录好的影片，一开始先“哈！哈！哈！……”　地大笑，然后叫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要高高兴兴地欢送他。这番话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还是记忆犹新。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在跑马地大球场，圈内人为他举办的万人追思会，露天的大银幕上，剪接了他生前的片段。他一身枣红缎子对襟短褂，声音洪亮地说笑着，衬底音乐是他写的歌词：“……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他走得如此潇洒。

一九八四年来香港拍新艺城电影公司的戏以后，因为徐克和施南生的关系，和黄霑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有一次大家组团到澳门游玩，团员有黄霑、林燕妮、徐克、施南生、南生的母亲、狄龙、陶敏明、张乐乐。这个旅程因为有了黄霑，整团人都玩得很尽兴。黄霑到旅游区头上就顶着绿色的五星旗帽子，和小贩闲话家常，我好奇地过去试戴，他马上付钱给小贩叫我把帽子戴走，还连声跟小贩说谢谢，虽然只是十几二十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