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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局专案-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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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长是欲望之泉，人人都来开掘。他无处遁逃，他别无选择。
他说：“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他们用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用钱来把我淹没掉了。”
当然，他也有欲望，但他的欲望绝不是几块名表，更不是金寿桃，也不是钱。他的欲望很大，很大
但是不幸得很，现在只能用钱来衡量他的欲望了。于是，他成了一个大贪官。
在那个坐起来跟记者长谈的夏天，他已经心静如水，不急于为自己辩解了，他只是想跟人们坦诚交流。
他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弄这么多钱？现在我也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你也不缺钱花啊，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各种待遇都有，什么都很方便，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收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我想把它讲出来，错了大家批判。我当时收这些钱，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的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干部给我个万儿八千的要好。所以我看重的是情，而不是钱。没有说给得多的就好，表扬几句，给得少的就不好，就批评几句，没有。谁给钱我都觉得他们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是一种支持，一种信任，是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样一个点上，所以给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这不仅是错了，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和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
在辽沈大地上有一个康平县，非常的贫困，连走进慕家大门的县领导也很土气的样子。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不会是也来送钱的吧？他们是来干正经事的，找市长商量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慕绥新过去也在县里干过，在海城县当过县长嘛，所以跟康平县的几个“土领导”很谈得来。开始那几个年轻领导还很拘谨，虽然在下面都是“县太爷”，但在慕市长面前就是小学生了。不过，谈着谈着，他们就放开了，因为慕市长谈的都是实情，他对县里的情况十分熟悉。一说到县里的事，县领导们就有了发言权，他们就很激动的样子，就不知不觉地放开了，也试着发表意见。慕市长就很注意地听，但一般不等他们说完，就全明白了，就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说自己的看法。他们就不好意思地笑笑。
慕市长说：“你们就靠种粮食，脱不了贫。今年丰收了，天气好，咱们就脱贫了，明年天气不好，旱了一点，咱们又返贫了。这样反反复复，怕有四五个来回了吧？”
他们就说是是，老打不开思路。
于是，慕市长就把思路打开了。
“我在县里工作过，在海城县，我给你们出个主意。”老慕来了劲头，认真地说，“搞庭院经济！市里面可以帮助你们，你们养点鹅，市里到处都是烧鹅店嘛！你养鹅，我不让收别人的，大家都收你康平的鹅仔，保证你鹅都有卖处。你还能养多少鹅啊！是不是保证家家都有收入。你们还可以养猪，我保证我们屠宰场，绝对收你康平的猪。这样行不行呢？”
他们赶紧说行行行，听市长的。慕绥新很得意。他出的点子很好。他可以开个点子公司了。但他是市长。市长就是点子大王。市长就得给他的老百姓解决困难。沈阳市区很现代化了，但还有康平这样的贫困县。平时关心不够，今天终于做成了一件事。等于给了他们一个金寿桃。他很高兴，督促他们回去赶快抓紧落实。
但是他们却没有抓紧的意思，还磨磨蹭蹭地坐着，不肯走。
还有什么困难吗？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办，不能老陪他们坐着。有困难就说嘛，如果没什么事情了，今天是不是暂时就先到这里。他们却越发地为难和不好意思了。老慕忽然明白了，说放心吧，市里肯定支持你们。如果需要资金，由财政给你们拨一点款，帮助买猪仔、鹅仔。
他们千恩万谢地走了，他们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资金。
事后慕市长在康平县关于发展庭院经济所需资金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同意支持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要求财政安排200万元资金。
康平的庭院经济搞起来了，猪啊，鹅啊，送到哪里去？送到沈阳市里来。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千纸鹤
事情如果就这么完了，那是非常美好的。但是慕市长剥夺了我们讲“好的故事”的权利，哪怕只是这么一个很小的故事。漩窝里洗澡——越陷越深，慕绥新又收人家钱了。
贫困县的钱很少，一次只能一两千、三五千地给。这对大笔大笔收惯了钱的慕绥新来说，简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笔的钱他都不在乎，何况这点小钱呢？但是他收下了。他不能不收。不收，嫌少吗？看不起我们贫困县的这点情谊吗？得，又跑到人情上去了，老慕最抵挡不住的就是人情。
谈到这一节，慕绥新痛心疾首，追悔莫及。
他说：“说起来也是非常的遗憾，非常的内疚。我为什么要收呢？现在想起来没有任何道理，也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当时也推脱过，说你们不要搞这个东西了，你们自己也很困难。推脱几句，人家也要让一让的嘛，一让两让三让就收下了。”
老慕帮助康平县发展庭院经济，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也可，说是本来就应该办的一件小事也行，都不过是一种公务活动，哪儿有那么多感情、人情掺和在里边？但是现实却不是这样的。办事要花钱成为了一种潜规则。大家都在照此办理。可是，已经收了钱的老慕却认为自己是个例外。
他说：“我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样，不收钱不办事。可是大家却以为我是那样的人，所以才给我那么一千块钱、两千块钱。我没有这样认为过，而且我到现在也不这样认为，我不收钱不办事，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为什么还要收人家钱呢？
老慕接着说：“但是我接受人家的钱，接受得那么痛快，是因为我没有觉得这是一种受贿。我只觉得这是一个人情，这是一种同事之间的来往，是一种感情的交换。”又是人情往来，还多了个感情交换。想得很美好，但也很天真。
幸亏，他还是终于醒过味来，明白了。他沉痛而不无忧虑地说：“很遗憾，我认识得这么晚。这种所谓的‘人情往来’还在进行，而且是越演越烈，价码越来越高，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但是我们收不住。说是人情往来，但我什么时候给人家送过？所以用人情往来去解释这个问题是不对的，只能说我的演变是从人情往来这儿开始的。”
他终于把问题说明白了。我认为。
所以他就越发地悔恨：“我没有脸来面对我的老百姓，因为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他们正直的眼睛一直是支持我的，喜欢我的，是了解我的，认为我能够为他们做很多好事情。但是，这双眼睛现在会变成一把犀利的剑，向我刺来：你怎么是这种东西！”从康平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想到慕绥新给这么一穷县办事还收钱，并由此想到慕绥新的满身名牌，觉得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这些名牌全是刘宝印给他买的。
刘宝印什么都交待了，并且都有证据。办案人员用这个点了点慕绥新，谈话就结束了，让他回去好好想一想。
第三次谈话时，他不跟专案组对抗了，开始说问题了。说收了别人的钱。但是说得很概括，也不准确。让他想好了再说，他说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将来以前妻贾桂娥和现任妻子梅花的交待为准。
他不想对过去那些耻辱的事情做痛苦的回忆，还是另有什么想法？慕绥新的豪华住宅专案组分析，他是另有想法。他估计两个女人是不会说的，如果她们不说，自己反倒先说了，那算怎么一回事呢？同时他也会想到，即使她们说了，只要他自己不说，哪怕笼统承认有这码事，将来在法庭辩论时也可以全部推翻。
他在做着本能的抵抗。他知道阵地已经一个一个失去，但是不这样步步为营又怎么办呢？他不能接受失败的结果。那是一个巨大的耻辱，那是一个有去无回的绝地，那是一个比死亡更为可怕的黑洞。他实在是不愿意进去。他太留恋外面的世界了。然而他自己制造的黑色的欲望之水掀起了波澜，把他向那个黑暗的地方冲去。
然而这个结果并非不可改变。他在等着转机的出现。希望常常就存在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这好像是那出“样板戏”里的一句话。他必须坚持住，只有坚持住，来了救兵，给他说话，才能管用。要是自己先倒了，那就谁也保不了啦。
专案组必须加快进度了，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又打出了“感情牌”。慕绥新是一个爱动感情的人。感情往往会彻底冲毁理智的堤坝。慕绥新现在最惦记的一个人就是梅花。
他说：“我现在的爱人，与我结婚两三年就跟着我受罪，精神上、身体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实在是对不起她。”
那么你不想解除她的痛苦，满足她的愿望吗？
当然想。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都自身难保了，还能为自己的女人做些什么呢？不能做什么了。
可以做。真的吗？那就做，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只要能让梅花幸福。
他冲动起来，他很想再为女人扮演一次英雄的角色，竟管是一个极不宜扮演英雄的时刻。
专案组先做梅花的工作，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封信。她瞪大了眼睛问，这是真的？没有骗我？不是开玩笑？
你不想写就算了，哪儿来的这么多问题！梅花自交待问题后，她和办案人员的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了，说话也很随便，甚至可以互相开几句玩笑。她一直偷偷地给老慕叠千纸鹤，叠了一口袋。跟办案人员不再对立后，也给他们叠千纸鹤。他们都是好人。他们也会笑。过年的时候还给他们发贺卡。她不想达到什么目的，反正都已经说了，她本来就不太在乎自己，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最担心的是老慕。她只是很习惯把自己感情化，忍不住要对大家笑，对大家好，不这样她就别扭。后来她知道，这些人也同时跟老慕谈话，就觉得给他们叠千纸鹤叠对了，她没有得罪他们，她讨了他们的好，他们自然也就会对老慕好一些了。
现在突然问她想不想给老慕写信，她没有反应过来，能有这样的好事吗？当确信不是跟她开玩笑后，眼泪就止不住地流下来。办案人员也很感动，通过长时间的接触和观察，大家都看出来了，梅花跟老慕是有感情的，有真情的。一张老慕的照片她一直带在身上，时常拿出来看。有时还把照片给照管她生活的女同志看，说你们看，老慕多潇洒！多有男人气！然后就盯着人家脸上的表情，看被老慕这个美男子震住没有，感动没有，对自己羡慕没有。陪她生活的女同志能说什么呢？确实是够气派的，可是现在
但她并不叹气。正是因为他现在到了这样的境地，她才要更加忠实于他，忠实于爱情。办案人员很为贪官的富有而不平。想想自己一个月这点固定工资，为买房发愁，为孩子上学发愁，可是他们住一次医院就可以搂个百八十万！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被慕梅的爱情感动了，也为人性中那种很美好的东西而感动。无疑，让梅花写信是从办案和策略上考虑的，但这时候谋略已经与感情统一在一起了，或者说谋略办不到的事情让位给感情去办了。那么这封信就让梅花发自内心地写吧，不要给她划框框了。办案人员显得很是大度。
是的，办案，虽然总体来看是一种斗志斗勇、互相戒备的过程，但有时候也会很坦诚，很人情味儿，互相给予对方以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梅花在给老慕写信，一边流眼泪，一边写。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一盒烟
老慕一直在做着痛苦的思想斗争。开始丽英书记找他谈话时，他就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中央对他下了怎样的结论，是好人，还是坏人？这让人怎么回答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慕绥新自己对这个问题尤其感到复杂，因为他的行为太多元化了。现代社会促使人的行为复杂化起来。究竟这些行为的合力是个正数，还是个负数，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他心里没底了。从小他曾立志做个好人，而不做个坏人，他以为这是很好把握的，没想到，到头来却是这样地不好把握。
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干事，这他是努力去做了，这是不会错的，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干事的过程中还收了人家的钱，这算怎么一回子事呢？你不会不收吗？当时就谢绝，就不收，硬给就隔着窗户给他扔出去，再不行就拿到大会上去宣布，严厉批评，以儆效尤。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认为那样做了对整个事情是不利的，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不利的。他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写道：送钱和收钱“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人不收，收钱的轻意不能不收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三是几头都好。改善关系，加深了解，皆大欢喜。”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给慕绥新送过两万人民币和3万美金，当问他为什么送这些钱时，他回答：“他当时是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我当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副局级平调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想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再一个目的是，我分管中级人民法院基建，市政府拨款1500万，总投入是1亿8，当时我想请求慕市长追加一部分拨款。就这么两个目的。”
这钱能不收吗？不收就是没有把梁副院长当成自己人，就是不想让他达到两个目的，那不就得罪了他吗？法院院长，哪怕是副院长，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位省里的老领导送过烟，只一盒，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那时候还很穷，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收。他过于殷勤了，打开包装，抽出一棵，给领导点上了火。自以为很完美，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棵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棵尝尝就行了，剩下的拿回去吧！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回去以后“我就三夜没睡好觉，想啊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
有三天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人着想吗？所以他说：“有些是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种是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处在这种环境之中。”
收钱竟然可以变成掩盖矛盾，维系平衡的一种手段，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政治环境。和尚不亲，帽子亲。
他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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