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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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歌厅老板向他赔礼道歉的时候，他仿佛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比面前这个小老板高级得多的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而是刚从部队复员之后，打零工，住车站，饥寒交迫的小人物。是慕叔帮他打了这个暴不平，只有慕叔才真正心疼他这种人。　

　　慕绥新很像个黑社会老大，虽然有时候思想很超前，很现代，但有时候很老旧，很义气。所以像刘宝印这样的一些大款特别服他。　

　　但刘宝印最后还是说了。　


　　专案组抓住了刘宝印偷税的问题，然后亮明政策，让他争取从宽处理。　

　　他打电话跟妻子商量说，反正咱也救不了他啦，专案组也知道咱们干的事了，我看还是说了吧。　

　　大连一民营企业老板杨某也交待了向慕绥新送钱85万元的问题。杨某心情很沉重。他不愿意看到老慕会有这样一个不幸的下场。他们曾经合作得很愉快。是的，有的人你就是行贿850万也不见得能合作得很愉快。　

　　他一开始卖服装，又搞长途贩运，但赔光了。贷款一千万搞房地产，成了青年企业家，成了“十佳”什么的，名气就很大，派头也就来了。参加一个什么会议，哥儿们开着一队小轿车为他送行，他下了车，不是道别和感谢，而是全部骂跑。轮船上的会议代表们把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以为他上了船还不知会摆什么派头。但是他上了船，立刻脱下名牌大衣，卷巴卷巴当拖把，为全体代表擦起地板来。　

　　慕绥新欣赏这样的人。　

　　当时他正当副省长，吃饭坐在一起，欢迎他到沈阳来投资。　

　　1997年慕绥新当了沈阳市长后，杨某果然就来了，说要建设一家高尔夫俱乐部。支持，建吧。建成后，又要建一个森林动物园。这很符合老慕的思路，列为重点工程支持，资金不足时批了3000万元的贷款。点了灯自有油钱进门。作为回报或感谢，杨某为慕绥新的母亲在大连装修房子买家具，之后又为慕出国送费用，为上中央党校送零花钱，为住院送保养费。　

　　跟他来往的个体企业老板人数不是很多，但少而精。他不是任何一个大款的钱都收，他选那些能干事的。主观上收钱不是目的，他更看重自己的政绩。民营企业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要发展经济，必须支持他们。支持他们跟创造政绩不矛盾。想打咚咚鼓，总得二三人。而支持他们的另一个结果就是，收到大量的钱。还用去主动地吃拿卡要，不给钱不办事，门难进脸难看吗？那就太低档了。　

　　他对能干事的老板从来都是热情支持，不讲代价的，但客观上恰好形成了一种欲取之必先予之的事态，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良性循环。正是这些能干事的老板也才最能赚钱，给慕绥新的回报也便十分丰厚。专案组做过一项统计，在向他行贿的人员名单中，老板人数不足20％，金额却高达60％。收了这么多的钱，却又毫不生硬，水到渠成，温情脉脉，绝无尴尬，真是一个大手笔。难怪他没有一点犯罪感了。难怪他家的那只八哥最爱叫：“老板，你好！”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两面性”　
　　送钱的人中也有大手笔。　

　　他叫夏任凡。不高的个儿，胖胖的，特别健谈。他很看好慕市长，认为这是个能干事的市长，是个人才。他自己就能干事，而且是人才。　

　　他是沈阳客运集团公司总经理，辽宁大学毕业，80年代初期，当电车公司经理，大搞改革，名燥一时，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改革家”，到北京大学做报告，上下交流，全场轰动。　

　　他的外号叫“夏大胆”。特别敢干。　

　　这应该很符合慕绥新的性格，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一开始老慕愣是不喜欢他，开会时看到他在下面松松垮垮地一坐，不像个干事的样子。　

　　弄得夏任凡隔着玻璃亲不上嘴，很是着急。　

　　他决定给“慕大哥”来点新鲜的，开个国际玩笑。得知老慕要出访某国，便派人先期到那国去，重金聘用一女电影明星，届时到机场给慕市长献花。这事办成了。老慕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过后一想，有点不对劲，问谁搞的名堂？夏任凡。　

　　于是对他有了好感。慕市长到客运公司视察，夏总铺上红地毯迎接，手板心煎鱼给他吃。　

　　下一步就可以送钱了。　

　　你能说他不是个大手笔吗？　

　　他并没有因为上边调查慕绥新的问题，而不敢说出他跟“慕大哥”的关系和他对老慕的评价。他情绪激昂地说：“我与慕市长，关系是不错。他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这一点与我是不谋而合。他来沈阳这几年，沈阳市大变样。你们可不知道，过去的沈阳，到处黑乎乎的，没有一点现代都市的样子。老慕来了没几年，整个变了个样。我们在改革方面的一些想法是一致的，他欣赏我。这可能就是他为什么举荐我当交通局局长的原因吧。”　

　　但进一步问他向慕绥新行贿的事，他就不说了。　

　　贾桂娥却全线崩溃了，她说了很多事。她除了帮着老慕收钱受贿，还利用老慕的权力求人办事，打着市长夫人的旗号替人办事，从而大肆敛财。慕绥新不敢收的钱，她敢收，慕绥新不便出面办的事，她敢办。她帮慕绥新收钱32次，共75万余元。帮某公司办事，得了价值126万元的股票。为人承揽工程，推销石料，收钱230余万元。打了两次电话帮人办事，得款30万元。　

　　记者问老慕：“我真地很难理解，在你担任市长的这4年里，有很多媒体对你进行过采访，你给众人留下的印象，的确是一个政绩市长，一个有魄力，敢想敢干的市长。可是为什么当你转过身去时候，你却做出来刚才我们说的那些事情呢？”　

　　慕绥新回答说：“我有两面性。人不是完全一面的，有阳光灿烂的一面，也有非常阴暗的一面。人在自己的生存发展中，应该用阳光灿烂的一面，不断地把自己照亮，把所有阴暗的地方都照亮起来，让他透明和纯粹。如果不是这样，阴暗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变成了一个阴暗的人，污浊的人。我认为，我有两面性。一方面，愿意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而且愿意为此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就是私心和贪欲没有得到根治，不断发展。我们应该使光明的一面迅速成长，使阴暗的一面尽快消灭。”　

　　我们是否能够把慕绥新所说的光明的一面和阴暗的一面，比喻成红与黑呢？　

　　慕绥新是一个在红与黑中行走的人。　

　　慕绥新也承认说：“使自己变成了‘一手红，一手黑’。”　

　　这就把“两面性”更加具体化了：一手干事，一手捞钱；装金是人，刮金也是人。　

　　他很自觉地在两种颜色中行走，他没有力量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去壮大一方，而消灭另一方。他在红黑两方中都如鱼得水，左右逢源，非常惬意。　

　　2000年的夏天，真是个多事的季节。他已经预感到危险的来临，但又心存幻想。人是很不容易认输的。　

　　事情来得是那么的突然而奇怪。2000年3月至5月，慕绥新在中央党校学习。5月31日，秘书给梅花打电话来，说市长下午乘飞机回沈阳。梅花高兴得跳起来，然后就心神不定，坐卧不宁了，站起来在屋里走遛儿。屋子收拾打扮得又干净，又新鲜，像他们去年在大连结婚时的新房一样。是去年5月8日结的婚，今天回来还没有出月，正好可以庆祝结婚一周年，慕绥新和梅花结婚一周年！她看着老慕和自己的合影照片，幸福地笑着。等啊，等啊，秘书怎么还不打电话来，快上飞机了，上了飞机一个小时就到了。过去秘书都是上飞机前两个多小时就打电话来，这次是怎么了？而且过去老慕会亲自给她打电话来，这次为什么没有呢？她再也忍不住了，她主动把电话打了过去。　

　　秘书说市长明天回去。为什么？为什么明天回来？今天为什么不回来？我要今天回来，不要明天回来！她太激动了，她一点也接受不了这种只差一天的现实。秘书说今天市长要看一场交响乐演出，这个交响乐团不可能到沈阳去演，而且在北京只演这一场，就是今天晚上，市长要去看。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刘涌案揭开了慕绥新头上的面纱　
　　梅花不说话了，市长是那么喜欢音乐，看就看去吧，听就听去吧。市长是懂音乐的，艺术节时他穿着白衬衫在辽展馆的广场上指挥辽宁交响乐团演奏《欢乐颂》，那挺拔的身姿，飘逸的动作，艺术家的气质，征服了沈阳市民、各方来客和港台商人。沈阳音乐学院的老师说，想不到啊，市长太内行了。他怎么能不内行呢？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就演奏小提琴，并且是乐队指挥。梅花在沈阳音乐学院读过研究生，她不仅看到了内行，还看到了美。　

　　不过今晚北京的那场演出就那么重要吗？她忽然伤心起来，自己不如交响乐重要，交响乐胜过了她，市长没有迫不及待地想见到她，为了看一场演出把回家的日子推迟了。陷在爱情中的人总是很会折磨自己的。　

　　她哪里知道慕绥新正在承受着一个巨大的打击。这个打击跟即将降临到他头上的那个政治打击，几乎是等量齐观、不相上下，因为都是对他宣判了死刑。他被查出了癌症。他有一个同学，在北京某大医院当副院长，去中央党校看他，见他气色不好，问过去得过什么病。他说得过肺结核，钙化了，没事了。同学说，还是到我们医院检查检查吧，以防万一，没事更好。他就在5月31日这一天，在老同学的陪同下，来到了医院，用非常先进的进口仪器做了检查：肺癌。　

　　慕绥新挺住了，什么也没说，让秘书通知梅花，今天不回去了，明天回去，今晚去听一场交响乐。思路非常清晰。他要镇静一下，理理思绪，确定自己该怎么做。长时间以来，对于不祥的政治命运，虽然还抱有幻想，但潜意识里早已感到难以逃脱。他以被处以极刑的高级干部作参照，觉得自己很难是个例外。他非常害怕。没想到现在又得了癌症，在政治上的死刑没有宣判之前，先宣判了一个生理上的死刑。这样就相对地把两个死刑的分量都减轻了，反正总得一死，那就随便吧！　

　　人到这个时候才更知道生命的价值。他决定不做手术，明天就回沈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走进光明之中，走进红色之中，演奏自己的《命运交响曲》，嘣嘣嘣嘣！　
　

　



　　　　
《反贪局专案　》杨晓升　　　　　　　　　　　　　　　　　

　　
　　在飞机上　
　　6月1日，梅花到机场迎接老慕，献上鲜花，热情拥抱。慕绥新掩饰得很好，说交响乐很不错，然后就忙着说工作上的事，不再提交响乐。　

　　他在做访问日本的准备，召集部门开会，部署工作，要情况，听汇报，视察。晚上回到家，带着一大摞文件、材料，看累了，就躺在床上，让梅花念给他听。什么地方重要或者有问题，就让梅花用笔勾上。　

　　他把手轻轻地放在她的头上，梳理着她的长发。她稍微停顿一下，还接着读。他又抚摸她那漂亮的前额。她停下了阅读，感觉着他的动作。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到他正深情地注视着她。　

　　事后梅花对记者说：“但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你说作为我来讲，也想不到，也不敢想会得这种病啊！然后他就说，吃饭吧。吃饭的时候，又总是直直地看着我，总感觉有什么话要说，可又不说。”　

　　没过几天，慕绥新就到日本访问去了。她就坐在家里回忆老慕的眼神和一下一下不紧不慢给她捋头发的情景。老慕从日本回来了，脸色很不好看，她以为是劳累的，劝他好好休息几天，但他说不能休息，马上就得去美国。梅花说，如果身体不好，就不要去了。他说不行，我一定得去，我跟美国通用公司总裁一年前就定好时间了，定的就是这个时候。这次如果我不去，等于我们自动放弃合作，项目就转到别的城市去了。　

　　慕绥新于6月中旬去了美国。他是跟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进雪佛莱汽车生产线的问题，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太需要现代化新兴产业的支柱了，他拼上性命也要把这个项目谈成。别人去他是不放心的，他去了才能给对方以极大的诚意，而且他不仅有诚意，还有热情，还有智慧，还有威严和气魄。这都可以使中国人占便宜。　

　　最重要的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要做成一件事，跟美国人做成一件事，一件漂亮的事。光会在家门口干事不算能耐，出国跟白种人过过招才算本事。前几天去日本，现在又到了美国，这也算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值了。　

　　谈判是很艰难的。他们果然要把项目转到别的地方去，条件提得很苛刻。但老慕是好对付的吗？中国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攻关辩论谋划运作软的硬的明的暗的，什么没见识过？再说老慕那风度，那得理不让人的劲头，把洋人震住了。终于达成协议，雪佛莱生产线安家沈阳。　

　　本来计划7月中旬回国，但既然谈完了，就赶快回来吧，不要考察了。这事如果放在过去，是必须考察的，考察就是变相旅游，还要跟着几个大款给提供资金保障。这回全免了。老慕要洗心革面，做一回人民的公仆。再说他的病也顶不住了，身体支持不了啦，他没有多少时间了。　

　　所以7月3日就回来了。回来向省委做了一个汇报，就直接往北京医院送。老慕把医院的专家、大夫、领导气坏了，他是一个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副省级干部，堂堂的一个计划单列市的市长，怎么能够已经查出了癌症，并且开好了住院单，却还把人给弄跑了呢？　

　　他的副院长的同学对下属大发雷霆，他的上级又对他大发雷霆。但是谁也不敢对老慕大发雷霆。他现在可是重点保护对象。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大发雷霆的人，那就是慕市长的妻子梅花。　

　　这回让她知道真实情况了，一点也不对她保密了。这也是老慕的指示，老慕在上飞机前下达的指示，把我的病情由组织上出面通知我的妻子。大家理解，这肯定不包括前妻。两个妻子都到机场迎接，那就有好戏看了。　

　　7月2日那一天，组织上派有关人员来到了梅花家里。她正好出去了。等她回来进屋一看，领导、院长、大夫、秘书、司机都坐好了，面孔特别严肃。她进来，这些人也没跟她多说话，只是哼了哼。她大为惊讶，说你们怎么了？他们还是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尤其是那位领导，表情非常痛苦。梅花就故意把话说得轻松些，她说：“院长同志，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刮来了？”说罢还夸张地冲大家笑了笑。大家却还是绷着脸，没有对她的笑做出任何反应。还是院长先开口了：“我和你说之前，你必须把心放下，市长3号回来。”梅花笑了一下说：“回就回来吧，回来不是挺好吗？”　

　　但她猛然就不笑了，表情变得比哭还难受。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太傻了，她应该想到市长可能有麻烦了，肯定是有病了，而且不是小病。市长临走前对她说，你好好在家等着我，回来我有话告诉你。现在不能告诉吗？他摇了摇头。她追着问秘书和司机，他们什么也不对她说。走后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