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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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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之用,并索取蒙古良马做为回报。王振暗地里与蒙古人打得火热;出于私情,在与蒙古人的国事交往中,他对蒙古贡使给予最惠待遇,加礼优待。明朝外交制度规定:蒙古每年到京来的贡使人数不得超过五十人。而蒙古人为了多得赏赐,每年都多派贡使人京;王振只要蒙古人多给好处,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在乎国家财物的流失,法规被破坏。正统十四年,蒙古竟派了两千人组成的使团赴京,还嫌不足,在上报人数时又多报了一千人,想冒领三千人的赏物。这次,王振因为蒙古人送给他的礼物不满意,坚决不允许蒙古人占便宜,他指示部下按贡使的实际人数发给赏物,并拚命压低蒙古贡马的价格,仅付给应付钱款的五分之一。蒙古贡使又恼又羞,回去向太师也先诉委屈。也先听了,勃然大怒,决意报复,便纠集诸部,招募了两万骑兵,亲自挂帅,举兵南犯。
蒙古人本来就骁勇善战,此次更是兵精马壮,士气高涨,不几日,蒙古兵长驱直入,勇不可挡,明朝边防军节节败退,北部军事重镇大同成为虎口之食,于是边报频传,连连告急。
王振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责,恨不能赶快平息这场战乱,但他对军事却一窍不通,异想天开地怂恿英宗御驾亲征,以天威震慑也先,迫敌退兵。英宗也认为自己是真龙天子,定能马到成功,便急于一显身手,他也不与朝巨商量,轻率地作出了决定,下旨诏示群臣。文武朝官听到御驾亲征的诏令,万分吃惊,其程度不亚于接到边地告急的情报。兵部尚书邝野、侍郎于谦及支部尚书王直苦劝英宗千万不要亲自率兵出征,其言发自肺腑,入情入理,陈述道:“天气炎热,旱气未回,青草供应不足,水泉犹塞,人畜所需,确有困难。况车驾远行,四方急奏,不能既达。其他不测之祸,难保必无。”请求英宗选派干将援救大同。可是,英宗谁的话都听不进去,只受王振一人蛊惑,当即下令:如有再进谏者,杀无赦!
第二天,英宗聚集了五十万人马,带着一百多名文武官员,仓促起程。
由于备战不足,指挥不利,明军在行进过程中几次出现严重失误,兵部尚书邝野被乱军济下战马,跌成重伤;不少军士因粮饷供给跟不上活活饿死;加之不断传来前线战事不利的消息,军心涣散、士气颓丧,随驾大臣几次恳请英宗回銮,都被王振阻止,他不仅当面辱骂劝驾的大臣,还罚他们跪在草地上“反省认错”。
到达大同后,听说周围有伏兵,贪生怕死的王振慌忙传令军队撤出大同,数十万人马争相撤退,军容大乱,自相践踏。也先乘机奋起追击。
王振开始命令军队向他的家乡蔚州撤退,他打算借此机会让英宗及文武官员看看他在家乡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院,炫耀一下自己的权势。走着走着,王振又后悔起来,他想到几十万兵马远道而来,又缺少粮草,到了蔚州,难保不拿他家庄田里的庄稼充饥。于是,他又改变命令,改道东行,急奔宣府。
王振把五十万大军呼来唤去,使兵士疲惫不堪,满腹怨言。更糟糕的是,贻误了军机,为敌人争取了时间,明军退至狼山,便被也先追上了。为了掩护英宗撤退,成国公朱勇率领三万勇士奋勇抗敌,不幸陷入重围,为国捐躯。
王振跟着英宗逃命,逃到离怀来县城约二十里的土木堡,王振突然发现载有自己私人财物的一千多辆军车尚未跟上来,为了不使自己搜刮来的东西受损失,他不顾皇上及数十万将士的安危,下令就地宿营。大臣们进言应该入城宿营,王振将意见压下不报英亲。
只一夜工夫,也先率兵逼近,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交通要道,包围了英宗和明军。
土木堡地势较高,缺少水源,几十万明军饥渴难耐,咽喉冒火,士兵们怨声载道,骂不绝口。王振见局面有些失控,害怕有人拆穿他的底细,就严禁大臣们接近英宗,他和几个心腹寸步不离英家左右,把英宗严严地蒙在鼓里。
蒙古兵发动了几次进攻,都被明军挡了回来,也先感到兵力有些不足,便使用计谋,打算智取。他派人前去讲和,走投无路的王振毫不怀疑此中有诈,当即满口答应。趁明军放松警惕之机,也先指挥蒙古骑兵杀人阵营,将明军杀得落花流水,毫无准备的明军晕头转向,顷刻之间,数十万大军全线崩溃,个个抱头鼠窜,哭爹叫娘,争相逃命,又有许多人互相践踏而死。半数以上的将士死在乱营之中,剩余的二十几万人马、连同作战物资、武器装备、统统成为也先的俘虏和战利品。
眼见几十万大军毁于一旦,英宗及随行的文武官员失声痛苦,英宗护卫将军樊忠怒火中烧,一手揪住祸首王振,抡起铁瓜锤,狠命向王振头上砸去,顿时砸得脑浆迸裂,结果了王振罪恶的性命。王振罪有应得,一生害人也为自己所害,但是,那些无辜的死难者却无法起死回生了。
战场的情况万分危急,英宗在卫士的护卫下几次想冲出重围,都没有成功,英宗绝望之下,索性下马,面南而坐,准备束手就擒。
土木堡之战,明朝五十万精兵烟消云散,从征的一百多名文武朝臣几乎全部战死沙场,英宗皇帝也被蒙古人生擒活捉,这是有明以来的奇耻大辱
专权坏政的大太监汪直
明英宗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英宗刚刚长到十六岁,七年来临朝理政、养护幼主的太皇太后张氏因病逝世。国丧之中,全民哀悼。沉浸在悲哀之中的英宗皇帝眼中不时流露出茫然的神情,失去祖母,如同失去为他遮风挡雨的大树,他这棵孤零零的小苗,从今后要独立应付风云变幻的宫庭生活,他感到前景难测。朝中一些大臣也在替他们的小主子担心,遥想正统初年,皇上虽然仅有九岁,年幼无知,幸喜有精明能干的太皇太后及德高望重的内阁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协理国事、辅佐幼主,国家倒也太平无事。如今三杨死了二杨,杨溥虽然在世,但已老得不能动弹了,无力过问政事;年富力强的阁臣又都是新近提拔的,资历较浅,难当重任,更别说主持朝政、左右朝中局面,就怕有奸人乘机跳出来窃权乱政,使国家陷于危难之中。
大臣们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果然,时隔不久,就有一伙人公然拆除了宫门上那块高三丈、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铁牌,这块铁牌,曾是太皇太后张氏设置的一座镇妖塔,它镇住了心怀不宄的太监们的阴谋活动,使所有企图干预朝政的宦官望而生畏、恨之入骨。如今,太皇太后尸骨未寒就有人迫不急待地毁坏铁牌,可见此人久己觊觎国家大权。这位阴谋者就是掌管司礼监的太监王振。
王振,明山西蔚川(今河北威县)人,先后做过儒士、教官,燕王朱棣起兵夺位成功后,大量招收宦官,王振遂自阉入宫。因为他有些文化,就被派了教育小宦官的差事。不久,太子册立,他又被任命为东宫局郎,成为太子的启蒙老师。王振对这个职务极为满意,他一边侍奉太子、陪太子玩耍,一边教太子识字,深得太子欢心,也赢得了宣宗的信任。
随着太子登基,王振也青云直上,当上了司礼监大太监,执掌宫中宦官及各监员官升迁谪降,兼管特务机构所体现的世界,削弱了权力意志的力量。因此要批判它,并,还替皇帝管理奏章和文件,传达谕旨。大权在握后,为巩固地位,进一步取得太皇太后和英宗的信任,王振大耍两面派手段,表面上装出虔诚恭顺的样子,对太皇太后、英宗及朝中重臣毕恭毕敬,俯首帖耳,小心侍奉,不越雷池一步。背地里不断交结党朋,拉帮结伙,伺机而动。渐渐地,王振胆子大了起来,搞了几次阴谋,现出了马脚,目光敏锐的太皇太后看出王振为人奸诈,大有干预政事的苗头,便痛斥了他一顿,大杀了他的威风,并派人监督他的行动。从此,王振又夹起尾巴,以更阴险、更隐秘的方法从事阴谋活动,打击异己、培植亲信,渐渐形成了一种势力。
太皇太后一死,王振认为时机已到,他利用英宗年幼无主见、事事依从他,放开手脚,更加有恃无恐加紧了争权夺势的进程。他一方面将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在国家重要部门,控制了国家军政大权;另一方面滥施淫威、残酷迫害忠良义士。
翰林侍讲刘球是一位颇有威望的朝官,他看到英宗听信王振、不理朝政,致使王振一伙弄权专政,为害国家,便上疏英宗,直言相谏,提出十大建议。王振看后,认为刘球危言耸听,诋毁自己,矫旨逮捕了刘球,将他打入牢狱,又暗中指使爪牙马顺杀死刘球。马顺遵照王振的吩咐,夜间潜人牢狱,杀死刘球,又碎尸万段装入口袋里,埋于锦衣卫院中。
大理寺少卿薛瑄为人耿直、不附权贵,不满于王振的卑劣行径,自然也不巴结他。王振认为薛瑄傲慢无礼,很是恼火。一次,薛瑄在审理案件时分权予民。参见“历史”中的“顾炎武”。,发现一件案子的判词漏洞百出,便派人三次查核,弄清这是一起由王振指使党徒制造的冤案,薛瑄毫不留情地驳还原判。王振恼羞成怒,指控薛瑄收受了被告贿赂,将薛瑄间成死罪。后在朝臣的呼吁下,才免除死罪,罢官削职,遣归原籍。
此后,王振又以栽赃陷害、凭空捏造等卑劣手段迫害了一大批无辜者,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对于那些敢于揭露他的罪行的义士,王振更是残暴地屠杀。太监张环、顾忠,锦衣卫卒王永,先后以写匿名信的形式揭发王振的丑恶嘴脸,被王振查出后,处以死刑,行刑之日,王振下令所有的宦官、朝臣一律到刑场观斩,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王振擅权专制的几年中,采取高压手段压制官民,朝中文武无不提心吊胆,深怕大祸临头。一些胆小怕事的官员,为了免遭不测,不得不看王振的眼色行事。更有不知羞耻、认贼作父的无耻之徒,为了个人私利,不择手段地卖身求荣,每逢朝会,都竞相向王振献金送银,以求升官进阶。大多数人良心未混,但又敢怒不敢言,只将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盼望英宗有一朝一日能翻然悔悟,惩办王振。可是,面对王振的骄横跋扈,专断独行,昏庸的英宗皇帝不仅不加以制止,反而事事纵容,深信不疑,连名字都不肯直呼,尊他为先生。还时常厚赏,今天赐白金,明天赏宝玉,这就更助长了王振的气焰。
王振专极坏政,终于引起大祸。正统十四年,王振慢待入朝觐见的蒙古特使,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边境冲突。蒙古两万骑兵势如破竹命民主主义性质。由于政府迫害和股东的温和态度,马克思,向南推进,明军连连失利,边地告急,王振怂恿英宗御驾亲征,吓退敌兵。结果,由于王振不懂军事却又瞎指挥;忠臣力谏却不被采纳,使得明朝五十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明朝处于国家灭亡、民族沦落的危机关头。而王振自己也在疆场上被部众的铁锤砸得脑浆进裂,一命呜呼了
人间魔王魏忠贤
明熹宗天启四年六月,时令将近盛夏,这天深夜,京城中万籁寂静,只听得樵楼上按时报更的鼓声,在夜凉之中,人们安静地睡熟了,只有御史杨涟书房中的灯光依然闪亮,灯下,杨涟正在奋笔疾书,痛彻淋漓地起草弹劾魏忠贤二十四罪状疏,疏中列举了魏忠贤专权乱政、迫害忠良、蒙蔽圣上,暗害妃嫔、私建祠堂、任用私党、败坏圣名等大罪。杨涟在奏疏中还揭露了魏忠贤的老底。
魏忠贤原是一个市井无赖,整日游手好闲,酗酒、聚赌,无所不至,经常因为输了钱东躲西逃,有一次,他赌博又输了钱,还不起,便跑到闹市的酒店中躲藏起来,不想,还是被其他赌徒找到了,当街向他要钱,还打骂、羞辱他,魏忠贤顿时羞愤难当,回家后就自宫了。白宫做太监,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时髦”,太监可以接近皇上,一旦获宠,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连亲戚也可以沾光;而且,这也是好吃懒做之徒坐享其成的捷径。
魏忠贤选择了这条捷径,他先来到北京,托人找门路进了皇宫,初为太监时,他只被分配做些杂役,但不久他凭着善于阿波、巴结,攀附上太监中的权贵,由魏朝引荐,当上了后宫王才人的办膳太监。王才人是当时的皇太孙朱由校的生母,因此,魏忠贤又有机会接近未来的皇上。他抓住小孩子喜好玩耍的特点,变尽花样哄得皇太孙开心。
神宗死后,光宗即位,可是,这位当了四十年太子的光宗皇帝,只坐了一年的金变宝座直接联系与间接联系事物在时间、空间和层次上接近的,就命归西天。年仅十六岁的朱由校被东林党人推上皇位,称做嘉宗。随着高宗的登基,魏忠贤也有了出头之日,成为炙手可热的当权人物,从此开始了他专权生涯。从天启元年到四年,仅四、五年时间,他就做下了一系列罪恶勾当,激起了朝中大臣们的强烈愤慨,至此,杨涟连夜上书,声讨魏忠贤。
紧接着杨涟的奏疏,又有七十多名朝臣上疏弹劾魏忠贤,奏疏达百余封。
可是,朝臣们的奏章,嘉宗还未看到,就先落在魏忠贤手中,见群臣联合起来弹劾他,魏忠贤也吓了一跳,十分惊恐,他便去找掌印太监王体乾商量办法。王体乾的职位虽比魏忠贤高,却对魏忠贤俯首听命,凡事都受命于魏忠贤,帮着他哄骗皇上。这次,王体乾又依照魏忠贤的旨意,在向衰宗宣读杨涟奏章时,将要害处略去不念,魏忠贤听一条,为自己辩护一番,又有嘉宗的乳母客氏从旁替他开脱罪责。嘉宗竟然偏听偏信,下旨将杨涟痛责一通。不久,杨涟又被害了官。这一回交手,魏忠贤又靠玩弄权术取得了胜利。
从此,魏忠贤更加有恃无恐地排斥异己,迫害无辜。
内阁中书汪文言因得罪了魏忠贤,曾几次被下狱拷问,折磨得死去活来。天启五年,已被解职的汪文言又被押解进京,再次打入牢狱,严刑拷打,这次,魏忠贤是想借江文言之口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从而达到铲除异己的目的。许显纯受魏忠贤指使,动用酷刑向江文言逼供,江文言正气浩然,宁死不折,决不肯诬告杨涟、左光斗,最后,许显纯竟然假造口供,强拉汪文言划押,又将他活活打死。紧接着,魏忠贤又发动他的死党,纷纷上疏诬告杨涟等人的“罪行”,他又矫旨逮捕了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顾大章、袁化中六人,按照许显纯捏造的假口供定了罪名。江文言已死,无可对证,魏忠贤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逮捕了杨涟等六君子,魏忠贤将他们押送北镇抚司,开始了丧心疯狂的人身摧残。魏忠贤每天都勒令六君子跪在阶前,施以酷刑,甚至将他们的衣服撕碎、扒光,让他们裸体受辱。不出几日,杨涟、左光斗等人都已血肉模糊,肉烂血脓,惨不忍睹。在魏忠贤惨无人道的折磨下,顾大章自尽在狱中,而其他五人都死于酷刑之下,杨涟死时,被土囊压身,铁钉贯耳,面目皆非,只以血衣裹尸,草草掩埋。左光斗更是凄惨,他受过炮烙之刑,面额焦烂,令人不忍卒睹;膝下筋骨全部脱裂。魏忠贤竟下此毒手,实在令人发指,他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灭绝人性的魔王。
害死了劲敌杨涟、左光斗之后,魏忠贤更加肆无忌以大开杀戎。杨、左冤狱的第二年,魏忠贤再—次大兴冤狱,逮捕了周起元、周顺昌、高攀龙、缓昌期、周宗建、李应升、尊尊素等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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