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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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这个金塔是怎么卖法。果然他们说是按重量卖的，我立刻大发脾气：

　　“这除非是傻子才干的事！你们就没有一个聪明人吗？”

　　内务府的人认为这是庄士敦拆他们的台，他们便想出一个办法，把金塔抬到庄士敦的家里，说是皇上请他代售。庄士敦立刻看穿了这个把戏，大怒道：“假如你们不拿走，我马上奏明皇上！”结果是内务府的人乖乖地把金塔抬走了。他们拿庄士敦没有办法，因为他既是清室的保镖，又得到了我的充分信任。

　　在毓庆宫的最后一年，庄士敦已是我的灵魂的重要部分。我们谈论课外问题，越来越多地占用着上课时间，谈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他给我讲过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日不落的大英帝国”土地上的风物，中国的内战局势，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他这样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明的关系，他还谈到了复辟的可能性和不可靠的军阀态度。

　　有一次他说：“从每种报纸上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国人民思念大清，每个人都厌倦了共和。我想暂且不必关心那些军人们的态度，皇帝陛下也不必费那么多时间从报纸上去寻找他们的态度，也暂且不必说，他们拥护复辟和拯救共和的最后目的有什么区别，总而言之，陈太傅的话是对的，皇帝陛下圣德日新是最要紧的。但是圣德日新，不能总是在紫禁城里。在欧洲，特别是在英王陛下的土地上，在英王太子读书的牛津大学里，皇帝陛下可以得到许多必要的知识，展开宽阔的眼界”

　　在我动了留学英国的念头之前，他已给我打开了不小的“眼界”。经过他的介绍，紫禁城里出现过英国海军司令、香港英国总督，每个人都对我彬彬有礼地表示了对我的尊敬，称我为皇帝陛下。

　　我对欧化生活的醉心，我对庄士敦亦步亦趋的模仿，并非完全使这位外国师傅满意。比如穿衣服，他就另有见解，或者说，他另有对我的兴趣。在我结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国宾客的酒会上露过了面。祝了酒，回到养心殿后，脱下我的龙袍，换上了便装长袍，内穿西服裤，头戴鸭舌帽。这时，庄士敦带着他的朋友们来了。一位外国老太太眼尖，她首先看见了我站在廊子底下，就问庄士敦：

　　“那个少年是谁？”

　　庄士敦看见了我，打量了一下我这身装束，立刻脸上涨得通红，那个模样简直把我吓一跳，而那些外国人脸上做出的那种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国人走了之后，庄士敦的气还没有消，简直是气急败坏地对我说：

　　“这叫什么样子呵？皇帝陛下！中国皇帝戴了一顶猎帽！我的上帝！









我的前半生六　结婚






六　结婚

　　当王公大臣们奉了太妃们之命，向我提出我已经到了“大婚”年龄的时候，如果说我对这件事还有点兴趣的话，那因为结婚是个成人的标志，经过这道手续，别人就不能把我像个孩子似地管束了。

　　对这类事情最操心的是老太太们。民国十年年初，即我刚过了十五周岁的时候，太妃们把我父亲找去商议了几次，接着，召集了十位王公，讨论这件事。从议婚到成婚，经历了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中间，由于庄和太妃和我母亲的先后去世，师傅们因时局不宁谏劝从缓，特别是发生了情形颇为复杂的争执，婚事曾有过几起几落，不能定案。

　　这时庄和太妃刚去世，荣惠太妃没什么主见，剩下的两个太妃，对未来“皇后”人选，发生了争执，都想找一个跟自己亲近些的当皇后。这不单是由于老太太的偏爱，而是由于和将来的地位大有关系。敬懿太妃原是同治妃，她总忘不了慈禧在遗嘱上把我定为承继同治、兼桃光绪的这句话。隆裕太后在世时满不睬这一套，不但没有因为这句话而对同治的妃有什么尊重的表示，反而把同治的妃打人了冷宫。隆裕死后，虽然太妃被我一律以皇额娘相称，但袁世凯又来干涉“内政”，指定端康主持宫中一切事务，因此敬懿依然不能因“正宗”而受到重视。她的素志未偿，对端康很不服气。所以在议婚过程中，这两个太妃各自提出了自己中意的候选人，互不相让。

　　最有趣的是我的两位叔父，就像从前一个强调海军，一个强调陆军，在摄政王面前各不相让的情形一样，也各为一位太妃奔走。“海军”主张选端恭的女儿，“陆军”主张选荣源的女儿。为了做好这个媒，前清的这两位统帅连日仆仆风尘于京津道上，匆匆忙忙出入于永和宫和太极殿。

　　究竟选谁，当然要“皇帝”说话，“钦定”一下。同治和光绪时代的办法，是叫候选的姑娘们，站成一排，由未来的新郎当面挑拣，挑中了的当面做出个记号来——我听到的有两个说法，一说是递玉如意给中意的姑娘，一说是把一个荷包系在姑娘的扣子上。到我的时代，经过王公大臣们的商议，认为把人家闺女摆成一排挑来挑去，不大妥当，于是改为挑照片的办法：我看着谁好，就用铅笔在照片上做个记号。

　　照片送到了养心殿，一共四张。在我看来，四个人都是一个模样，身段都像纸糊的桶子。每张照片的脸部都很小，实在分不出丑俊来，如果一定要比较，只能比一比旗袍的花色，谁的特别些。我那时想不到什么终身大事之类的问题，也没有个什么标准，便不假思索地在一张似乎顺眼一些的相片上，用铅笔画了一个圈儿。

　　这是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叫文绣，又名惠心，比我小三岁，看照片的那年是十二岁。这是敬懿太妃所中意的姑娘。这个挑选结果送到太妃那里，端康太妃不满意了，她不顾敬懿的反对，硬叫王公们来劝我重选她中意的那个，理由是文绣家境贫寒，长的不好，而她推荐的这个是个富户，又长的很美。她推荐的这个是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家的女儿，名婉容，字幕鸿（后来在天津有个驻张园的日本警察写了一本关于我的书，把慕鸿写成秋鸿，以后以讹传讹，又成了鸿秋），和我同岁，看照片那年是十五岁。我听了王公们的劝告，心里想你们何不早说，好在用铅笔画圈不费什么事，于是我又在婉容的相片上画了一下。

　　可是敬懿和荣惠两太妃又不愿意了。不知太妃们和王公们是怎么争辩的，结果荣惠太妃出面说：“既然皇上圈过文绣，她是不能再嫁给臣民了，因此可以纳为妃。”我想，一个老婆我还不觉得有多大的必要，怎么一下子还要两个呢？我不大想接受这个意见。可是禁不住王公大臣根据祖制说出“皇帝必须有后有妃”的道理，我想既然这是皇帝的特点，我当然要具备，于是答应了他们。

　　这个选后妃的过程，说得简单，其实是用了一年的时间才这样定下来的。定下来之后，发生了直奉战争，婚礼拖下来了，一直拖到了民国十一年十二月一日，这时徐世昌已经下台，而大规模的婚礼筹备工作已经收不住辔头，只得举行。王公们对二次上台的黎元洪总统不像对徐世昌那么信赖，生怕他对婚礼排场横加干涉，但是事情的结果，黎元洪政府答应给的支持，出乎意料的好；即使徐世昌在台上，也不过如此。民国的财政部写来一封颇含歉意的信给内务府，说经费实在困难，以致优待岁费不能发足，现在为助大婚，特意从关税款内拨出十万元来，其中两万，算民国贺礼。同时，民国政府军、宪、警各机关还主动送来特派官兵担任警卫的计划。其中计开：

　　　　淑妃妆奁进宫。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东安门等处及妆奁经过沿

　　途站哨官员三十名，士兵三百名。

　　　　皇后妆奁进官。步军统领衙门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妆

　　奋经过沿途站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其中有号兵六名）。

　　　　行册立（皇后）礼。派在神武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

　　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员三十四名（其中有军乐队官员三人），士兵四百五十

　　八名（其中有军乐队士兵四十二人，号兵六人）。宪兵司令部除官员九名、

　　士兵四十名外还派二个整营沿途站哨。

　　　　淑妃进宫。派在神武门、淑妃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哨步军统

　　领衙门官员三十一名、士兵四百十六名。宪兵司令部官员三名，士兵十四

　　名。警察厅官兵二百八十名。

　　　　行奉迎（皇后）札。派在东华门、皇后宅等处及随行护送经过沿途站

　　哨步军统领衙门官兵六百十名，另有军乐队一队。宪兵司令部除官兵八十

　　四名外，并于第一、二、五营中各抽大部分官兵担任沿途站哨。警察厅官

　　兵七百四十七名。

　　　　在神武门、东华门、皇后宅、淑妃宅等处及经过地区警察厅所属各该

　　管区，加派警察保护。

　　本来按民国的规定，只有神武门属于清宫，这次破例，特准“凤舆”从东华门进宫。

　　婚礼全部仪程是五天：

　　十一月二十九日已刻，淑妃妆奁入宫。

　　十一月三十日午刻，皇后妆奁入宫。巳刻，皇后行册立

　　　　　　　　　　礼。丑刻，淑妃入宫。

　　十二月一日子刻，举行大婚典礼。寅刻，迎皇后入宫。

　　十二月二日帝后在景山寿皇殿向列祖列宗行礼。

　　十二月三日帝在乾清宫受贺。

　　在这个仪程之外，还从婚后次日起连演三天戏。在这个礼仪之前，即十一月十日，还有几件事预先做的，即纳采礼，晋封四个太妃（四太妃从这天起才称太妃）。事后，又有一番封赏荣典给王公大臣，不必细说了。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民国的头面人物的厚礼，也颇引人注目。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礼物八件，计：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前总统徐世昌送了贺礼二万元和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二十八件瓷器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龙凤中国地毯。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等军阀、政客都赠送了现款和许多别的礼物。

　　民国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当时许多报纸对这些怪事发出了严正的评论，这也挡不住王公大臣们的兴高采烈，许多地方的遗老们更如惊蛰后的虫子，成群飞向北京，带来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现金、古玩等等贺礼。重要的还不是财物，而是声势，这个声势大得连他们自己也出乎意外，以致又觉得事情像是大有可为的样子。

　　最令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及太妃们大大兴奋的，是东交民巷来的客人们。这是辛亥以后紫禁城中第一次出现外国官方人员。虽然说他们是以私人身分来的，但毕竟是外国官员。

　　为了表示对外国客人观礼的重视和感谢，按庄士敦的意思，在乾清宫特意安排了一个招待酒会，由张勋复辟时的“外务部大臣”梁敦彦给我拟了一个英文谢词，我按词向外宾念了一遍。这个谢词如下：

　　　　今天在这里，见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高贵客人，朕感到不胜荣幸。谢谢

　　诸位光临，并祝诸位身体的健康，万事如意。

　　在这闹哄哄之中，我从第一天起，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一个问题：“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家了，这和以前的区别何在呢？”我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自己：“我成年了。如果不是闹革命，是我‘亲政’的时候开始了！”

　　除了这个想法之外，对于夫妻、家庭，我几乎连想也没想它。只是当头上蒙着一块绣着龙凤的大红缎子的皇后进入我眼帘的时候，我才由于好奇心，想知道她长的什么模样。

　　按着传统，皇帝和皇后新婚第一夜，要在坤宁宫里的一间不过十米见方的喜房里渡过。这间屋子的特色是：没有什么陈设，炕占去了四分之一，除了地皮，全涂上了红色。行过“合卺礼”，吃过了“子孙饽饽”，进入这间一片暗红色的屋子里，我觉得很憋气。新娘子坐在炕上，低着头，我在旁边看了一会，只觉着眼前一片红：红帐子、红褥子、红衣、红裙、红花朵、红脸蛋好像一摊溶化了的红蜡烛。我感到很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觉得还是养心殿好，便开开门，回来了。

　　我回到养心殿，一眼看见了裱在墙壁上的宣统朝全国各地大臣的名单，那个问题又来了：

　　“我有了一后一妃，成了人了，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

　　被孤零零地扔在坤宁宫的婉容是什么心情？那个不满十四岁的文绣在想些什么？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这些。我想的只是：

　　“如果不是革命，我就开始亲政了我要恢复我的祖业！”









我的前半生七　内部冲突






七　内部冲突

　　自从庄士敦入宫以来，我在王公大臣们的眼里逐渐成了最不好应付的皇帝。到了我结婚前后这段时间，我的幻想和举动，越发叫他们觉得离奇，因而惊恐不安。我今天传内务府，叫把三万元一粒的钻石买进来，明天又申斥内务府不会过日子，只会贪污浪费。我上午召见大臣，命他们去清查古玩字画当天回奏，下午又叫预备车辆去游香山。我对例行的仪注表示了厌倦，甚至连金顶黄轿也不爱乘坐。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把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我可以为了一件小事，怪罪太监对我不忠，随意叫敬事房答打他们，撤换他们。王公大臣们的神经最受不了的，是我一会想励精图治，要整顿宫廷内部，要清查财务，一会我又扬言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王公大臣们被我闹得整天心惊肉跳，辫子都急成白的了。

　　我的出洋问题，有些工公大臣考虑得比我还早，这本来是他们给我请外国师傅的动机之一。我结婚后接到不少造老的奏折、条陈，都提到过这个主张。但到我亲自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在各种反对者的理由中，最常听说的是这一条：

　　“只要皇上一出了紫禁城，就等于放弃了民国的优待。既然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为什么自己偏要先放弃它呢？”

　　无论是对出洋表示同情的，还是根本反对的，无论是对“恢复祖业”已经感到绝望的，还是仍不死心的，都舍不得这个优待条件。尽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