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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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的《京报》。

　　我在出宫之前，虽然对内务府的中饱和舞弊拿不到像上面说的这样证据，但是，每年的“放过款项”的数字告诉了我一个事实：我的内务府的开支，竟超过了西太后的内务府的最高纪录。内务府给我写过一份叫做官统七年放过款项及近三年比较”的材料，是内务府为了应付清理财产的上谕而编造的（后面还要谈到这次清理），据他们自己的统计，除去了王公大臣的俸银不计，属于内务府开支的，民国四年是二百六十四万两，民国八、九、十年是二百三十八万两，一百八十九万两，一百七十一万两，而西太后时代的内务府，起先每年开支不过三十万两，到西太后过七十整寿时，也不过才加到七十万两，我这个人再不识数，也不能不觉得奇怪。同时我也注意到了这个事实：有些贵族、显宦之家已经坐吃山空，日趋潦倒，甚至于什么世子王孙倒毙城门洞，郡主、命妇坠入烟花等等新闻已出现在报纸社会栏内，而内务府人却开起了古玩店、票庄（钱庄）、当铺、木厂（营造业）等等大买卖。师傅们虽然帮助过内务府，反对我买汽车、安电话，可是一提起内务府这些事，谁也没有好感。伊克坦师傅在去世前（我结婚前一年）不久曾因为陈师傅不肯向我揭发内务府的弊端，说陈师傅犯了“欺君之罪”，不配当“太傅”。至于庄师傅就更不用说了，内务府在他看来就是“吸血鬼”的化身。他对内务府的看法促成了我整顿内务府的决心。

　　“从宫廷的内务府到每个王公的管家人，都是最有钱的。”他有一次说，“主人对自己的财产不知道，只有问这些管家的人，甚至于不得不求这些管家的人，否则就一个钱也拿不到。不必说恢复故物，就说手里的这点珍宝吧，如果不把管家的整顿好，也怕保不住！”

　　他又说：“内务府有个座右铭，这就是——维持现状！无论是一件小改革还是一个伟大的理想，碰到这个座右铭，全是——Stop（停车）！”

　　我的“车”早已由师傅们加足了油，而且开动了引擎。如果说以前是由别人替我驾驶着，那么现在则是我自己坐在司机座位上，向着一个理想目标开去。现在我刚刚胜利地开过“遣散太监”的路口，无论是谁叫我“停车”，也不行了。

　　我下了决心。我也找到了“力量”。

　　我在婚礼过去之后，最先运用我当家做主之权的，是从参加婚礼的遗老里，挑选了几个我认为最忠心的、最有才干的人，作为我的股肽之臣。被选中的又推荐了他们的好友，这样，紫禁城里一共增加了十二三条辫子。这就是：郑孝胥、罗振玉、景永昶、温肃、柯劭囗、杨锺羲、朱汝珍、王国维、商衍瀛等等。我分别给了他们“南书房（皇帝书房）行走”、“懋勤殿（管皇帝读书文具的地方）行走”的名衔。另外我还用了两名旗人，做过张学良老师的镶红旗蒙古副都统金梁和我的岳父荣源，派为内务府大臣。

　　他们那些动人的口头奏对都没留下纪录，他们写的条陈也一时找不全，现在把手头上一份金梁的条陈——日期是“宣统十六年正月”，即金梁当内务府大臣前两个月写的——抄下一段（原文中抬头和侧书都在此免了）：

　　　　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乾转坤，经纬万端，

　　当先保护宫廷，以团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

　　后有以自保，能自养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

　　分也。今请次第陈之：

　　　　一、曰筹清理。清理办法当分地产、宝物二类。一、清地产，从北京

　　及东三省入手，北京如内务府之官地、官房，西山之园地，二陵之余地、

　　林地；东三省如奉天之盐滩、鱼池、果园，三陵庄地，内务府庄地，官山

　　林地，吉林黑龙江之贡品各产地，旺清、楧木囗林，汤原鹏棚地，其

　　中包有煤铁宝石等矿，但得其一，已足富国。是皆皇室财产，得人而理，

　　皆可收回，或派专员放地招垦，或设公司合资兴业，酌看情形，随时拟办。

　　一、清宝物，各殿所藏，分别清检，佳者永保，次者变价，既免零星典售

　　之损，亦杜盗窃散失之虞。筹有巨款，预算用途，或存内库，或兴实业，

　　当谋持久，勿任消耗。此清理财产之大略也。

　　　　一、曰重保护。保护办法当分旧殿、古物二类。一、保古物，拟将宝

　　物清理后，即请设皇室博览馆，移置尊藏，任人观览，并约东西各国博物

　　馆，借赠古物，联络办理，中外一家，古物公有，自可绝人干涉。一、保

　　旧殿，拟即设博览馆于三殿，收回自办，三殿今成古迹，合保存古物古迹

　　为一事，名正言顺，谁得觊觎。且此事既与友邦联络合办，遇有缓急，互

　　相援助，即内廷安危，亦未尝不可倚以为重。此保护官廷之大略也。

　　　　一、曰图恢复。恢复办法，务从缜密，当内自振奋而外示韬晦。求贤

　　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求贤才，在勤延揽，则守旧维新

　　不妨并用；收人心，在广宣传，则国间外论皆宜注意；联友邦，在通情谊，

　　则赠聘酬答不必避嫌。至于恢复大计，心腹之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效命

　　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机事唯密，不能尽言

　　此密图恢复之大略也。

　　金梁当了内务府大臣之后，又有奏折提出了所谓“自保自养二策，”他说“自养以理财为主，当从裁减人手，自保以得人为主，当从延揽人手”。“裁减之法，有应裁弊者，有应裁人者，有应裁款者”，总之，是先从内务府整顿着手。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做法。

　　除了这些最积极于“密图恢复”的人之外，就是那些态度消极悲观的遗老们，大多数也不反对“保护宫廷，清理财产”和裁人裁款裁弊。其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可以我的陈师傅为代表，一提到改革内务府的各种制度总是摇头的。这些人大抵认为内务府积弊已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乾隆时代起，随着宫廷生活的日趋奢靡，即已造成这种局势，嘉庆和道光时代未尝不想整顿，但都办不到，现在更谈何容易？在陈师傅们看来，内务府不整顿还好，若整起来必然越整越坏；与其弄得小朝廷内部不安，不如暂且捺下，等到时来运转再说。但是像陈师傅这样的遗老，尽管不赞成整顿，却也并不说内务府的好话，甚至还可以守中立。

　　我在婚前不久，干过一次清理财产的傻事。那时根据庄土敦的建议，我决定组织一个机构，专门进行这项工作。我邀请庄士敦的好朋友、老洋务派李经迈来主持这件事，李不肯来，推荐了他一位姓刘的亲戚代替他。内务府并没有直接表示反对，曾搬出了我的父亲来拦阻。我没有理睬父亲的劝阻，坚持要委派李经迈的亲戚进行这件事，他们让了步，请刘上任。可是他干了不过三个月，就请了长假，回上海去了。

　　经过那次失败，我还没有看出内务府的神通。我把失败原因放在用人失当和我自己尚未“亲政”上面；那时正值政局急变，我几乎要逃到英使馆去，也无暇顾及此事。现在，我认为情形与前已大不相同，一则我已当家成人，任何人拦阻不了我，再则我身边有了一批人，力量强大了。我兴致勃勃地从这批人才里面，选出了郑孝胥来担当这件整顿重任。

　　郑孝胥是陈宝琛的同乡，在清朝做过驻日本神户的领事，做过一任广西边务督办。陈宝琛和庄士敦两位师傅过去都向我推崇过他，尤其是庄师傅的推崇最力，说郑孝胥是他在中国二十多年来最佩服的人，道德文章，全中国找不出第二位来，说到办事才干和魄力，没有比他更好的。陈师傅还告诉过我，郑孝胥曾多次拒绝民国总统的邀请，不肯做民国的官，不拿民国的钱。我从报纸上也看到过颂扬他的文字，说他十几年来以诗酒自娱，“持节不阿”，捧他为同光派诗人的后起之秀。他的书法我早看过，据说他鬻书笔润收入，日达千金。他既然放弃了功名利禄前来效力，可见是个难得的忠臣。

　　我和郑孝胥第一次见面是在民国十二年夏天。他从盘古开天辟地一直谈到未来的大清中兴，谈到高兴处，眉飞色舞，唾星乱飞，说到激昂慷慨处，声泪俱下，让我大为倾倒。我立时决定让他留下，请他施展他的抱负。我当时怎么说的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他听我谈完后大为感动，很快做出了一首“纪思诗”：

　　　　君臣各辟世，世难谁能平？

　　　　天心有默启，惊人方一鸣。

　　　　落落数百言，肝脑输微诚。

　　　　使之尽所怀，日月悬殿楹。

　　　　进言何足异，知言乃圣明。

　　　　自意转沟壑，岂知复冠缨。

　　　　独抱忠义气，未免流俗轻。

　　　　须臾愿无死，终见德化成。

　　郑孝胥成了“懋勤殿行走”之后，几次和我讲过要成大业，必先整顿内务府，并提出了比金梁的条陈更具体的整顿计划。按照这个计划，整个内务府的机构只要四个科就够了，大批的人要裁去，大批的开支要减去，不仅能杜绝流失，更有开源之策。总之，他的整顿计划如果能够实现，复辟首先就有了财务上的保证。因此我破格授这位汉大臣为总理内务府大臣，并且“掌管印钥”，为内务府大臣之首席。郑孝胥得到了我这破格提拔，又洋洋自得地做了两首诗：

　　　　　　三月初十日夜值

　　　　大王事獯鬻，勾践亦事吴。

　　　　以此慰吾主，能屈诚丈夫。

　　　　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

　　　　勿云情难堪，且复安须臾。

　　　　天命将安归，要观人所与。

　　　　苟能得一士，岂不胜多许。

　　　　狸首虽写形，聊以辟群鼠。

　　　　持危谁同心，相倚譬蛩驱。

　　但是，如果认为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会败在郑孝胥的手里，那就把这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宫廷管家衙门估计得太低了。尽管郑孝胥吹得天花乱坠，而且有我的支持和信赖，他的命运还是和李经迈的亲戚一样，也只干了三个月。

　　那些俗而无学的内务府人，究竟是谁把郑孝胥挤走的，我始终没有完全弄清楚。是绍英捣乱吗？可是绍英是出名的胆小怕事的人。是耆龄吗？耆龄是个不熟悉内务府差使的外行，一向不多问事。至于宝熙，来的时间很短，未必有那样大的神通。如果说一切都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竟敢和郑大臣捣乱，也不全像。郑孝胥上任之后，遇见的第一件事，是面前出现了辛亥以来成堆的积案。郑孝胥对付的办法是先来个下马威，把原任堂郎中开除，把这个重要的位置抓过来，由他的亲信佟济煦接任。可是没想到，从此内务府就像瘫痪了一样，要钱，根本没钱——真的没有，账上是明明的这样记着：要东西，东西总是找不到存放的地方，账上也是这样记着

　　郑孝胥为了拉拢下级司员，表示虚怀若谷，倾听下情，他规定每星期和司员们座谈一次，请司员们为改革出些主意。有一位司员建议说，宫中各处祭祀供品向例需用大批果品糕点，所费实在太大，其实只不过是个意思，不如用泥土和木雕的代替，一样的庄重。郑对这个主意大为赏识，下令执行，并且对出主意的人摆升一级。可是那些把供品作为自己合法收入的太监（裁减后还剩下百名左右），个个都把郑孝胥恨之入骨。郑孝胥上任没有几天，就成了紫禁城中最不得人心的人。

　　郑孝胥不想收兵，于是便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正在绝人之路，你要当心脑袋。与此同时，被我派去整顿颐和园的庄士敦也接到了恐吓信。信上说：你如果敢去上任，路上就有人等着杀你。后来庄士敦很自得地对我说：“我也没坐车，偏骑马去，看他们敢不敢杀我，结果我活着到任了。我早看透了那些人！”他指的那些人就是内务府的人。他和郑孝胥对恐吓信都表示不在乎。

　　事情最后的收场，还是在我这里。

　　我刚刚任命了郑的差使，就得到了一个很头痛的消息：民国国会里又有一批议员提出了议案，要废止优待条件，由民国接收紫禁城。早在两年前，在国会里就有过这类提案，理由根据是清室在民国六年闹过复辟，现在又不断向民国官吏赐官赐爵赐谥，俨然驾于民国之上，显然图谋复辟。现在旧案重提，说我不但给复辟犯张勋谥法，更非法的是赏给汉人郑孝胥紫禁城骑马和援内务府大臣。

　　报纸上登出了这个消息，这个消息就像信号一样，攻击内务府的举动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如内务府出售古玩给日本商人，内务府大臣荣源把历代帝后册宝押进四大银行等等，这些过去本来不足为奇的事情，也引起了社会上啧啧烦言。

　　同时，在清点字画中，那些被我召集到身边的股肱之臣，特别是罗振玉，也遭到了物议。这些新增加的辫子们来到紫禁城里，本来没有别的事，除了左一个条陈，右一个密奏，陈说复兴大计之外，就是清点字画古玩，替我在清点过的字画上面盖上一个“宣统御览之宝”，登记上账。谁知这一清点，引起了满城风雨。当时我却不知道，不点还好，东西越点越少，而且给遗老们增辟了各种生财之道。罗振玉的散氏盘、毛公鼎的古铜器拓片，佟济煦的月罗版的宫中藏画集都卖了大价钱，轰动了中外。顶伤脑筋的是，民国的内务部突然颁布了针对清宫贩卖古物出口而定的“古籍、古物及古迹保存法草案”。

　　不久，郑孝胥的开源之策——想把四库全书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遭受当局的阻止，把书全部扣下了。

　　我父亲这时找到我，婉婉转转地，更加结结巴巴地向我说，郑孝胥的办法值得斟酌，如果连民国当局也不满意，以后可就更不好办了。

　　原来的那些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还是那么恭顺，没有说出一句关于郑、金、荣三人的坏话。不过荣源因为卖册宝出了事，不露头了，金梁因为上的条陈里有劝我让醇亲王退休的话，被我父亲大骂一顿，也不知哪里去了。

　　这一天，绍英带着一副胆小怕事的样子出现在我面前，说现在的步军统领王怀庆对郑孝胥的做法很不满意，王怀庆说如果再叫郑孝胥闹下去，民国如果有什么举动，他就再没办法帮我的忙。一听这话，我才真怵了头。这时，郑孝胥“恳请开去差事”的奏折到了。结果是，郑孝胥回到“懋勤殿行走”，绍英依然又掌管了内务府印钥。









我的前半生十　紫禁城的末日






十　紫禁城的末日

　　这次整顿内务府宣告失败，并不能使我就此“停车”。车没有停，不过拐个弯儿。我自从上了车，就不断有人给我加油打气，或者指点路标方向。

　　遗老们向我密陈恢复“大计”，前面说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在我婚后，像那样想为我效力的人，到处都有。例如康有为和他的徒弟徐勤、徐良两父子，打着“中华帝国宪政党”的招牌，在国内国外活动。他们的活动情况，继续地通过庄士敦传到宫中。徐勤写来奏折吹牛说，这个党在海外拥有十万党员和五家报纸。在我出宫前两年，徐良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