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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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十五、六岁时流浪到营口，在“宝棚”当过赌佣，成天与地痞流氓赌棍小偷鬼混，在关东当过胡匪的小头目，以后又流落到沙俄的海参崴，给华商总会当门警头目。由于他挥霍不吝和善于逢迎勾结，能和沙俄宪兵警察紧密合作，竟成了海参崴流氓社会的红人，成了包娼、包赌、包庇烟馆的一霸。武昌起义后，南方革命军派人到中俄边境，争取胡子头目刘弹子（王双）投效革命，双方谈判成功，将刘部编为一个骑兵团，授刘为骑兵团长。张是中间的介绍人，一同到了上海，不知道他怎么一弄，自己成了革命军的团长，刘弹子反而成了他下面的一名营长。“二次革命”爆发，他投了反革命的机，以屠杀革命军人之功，得到了冯国璋的赏识，当上了冯的卫队营营长，以后层层运动，又得到了十一师师长的位置。不久在江苏安徽战败，逃亡出关，投奔张作霖，当了旅长。从此以后，他即借奉军之势，从奉军进关那天起，步步登高，由师长、军长而山东军务督办、苏皖鲁剿匪总司令，一直做到了直鲁联军司令，成了割据一方的土皇帝。由于他流氓成性，南方报纸曾给了他一个“狗肉将军”的绰号，后来看他打仗一败即跑，又给了他一个“长腿将军”的别名。

　　一九二八年四月二日，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夹击之下，张宗昌兵败滦河，逃往旅大，后来又逃到日本门司，受日本人的庇护。一九三二年他以回家扫墓的名义回到山东，暗地里运动刘珍年部下倒戈，打算以倒戈队伍为基础，重整旗鼓，夺取当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地盘，恢复其对山东的统治。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他在济南车站被一个叫郑继成的当场打死。这位凶手自首说是为叔父报仇（他的叔父是被张宗昌枪毙的冯玉祥部下军长郑金声），实际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主使下的暗杀。据说张被打死后，他的尸首横在露天地里，他的秘书长花钱雇不到人搬运他的尸体，棺材铺的老板也不愿意卖给他棺材，后来还是主持谋杀的省当局，叫人收了尸。这个国人皆曰可杀的恶魔，曾是张园的熟客，是一个被我寄托以重大希望的人物。

　　我在北府时，张宗昌就化装来看过我，向我表示过关心。我到天津后，只要他来天津，必定来看我。每次来都在深夜，因为他白天要睡觉，晚上抽了大烟，精神特别足。谈起来，山南海北，滔滔不绝。

　　一九二六年，张吴联合讨冯，与冯军激战于南口，冯军退后，首先占领南口的是张宗昌的队伍。我一听到这个好消息，立刻给张宗昌亲笔写了一封半信半谕的东西：

　　　　字问

　　　　效坤督办安好

　　　　久未通信，深为想念，此次南口军事业已结束，讨赤之功十成八九，

　　将军以十万之众转战直鲁，连摧强敌，当此炎夏，艰险备尝，坚持讨逆，

　　竟于数日内，直捣贼穴，建此伟大功业，挽中国之既危，灭共产之已成。

　　今赤军虽已远飏，然根株不除，终恐为将来之患，仍望本除恶务尽之意，

　　一鼓而荡平之，中国幸甚，人民幸甚。现派索玉山赠与将军银瓶一对，

　　以为此次破南口之纪念，望哂纳。

　　　　汉卿、芳宸、蕴山①均望致意

　　①索玉山是前禁卫军的团长，汉卿是张学良，芳宸是李景林，蕴山是褚玉璞。

　　　　　　　　　　　　　　　　　　　　　　　　　丙寅七月十三日

　　我得到张宗昌胜利的消息，并不慢于报纸上的报道，因为我有自己的情报工作。有一些人为我搜集消息，有人给我翻译外文报纸。我根据中外报纸和我自己得到的情报，知道了张宗昌的胜利和声势，简直是令我心花怒放。我希望张宗昌得到全面胜利，为我复辟打下基础。但是这位“狗肉将军”在飞黄腾达的时候，总不肯明确地谈这些事，好象只有变成了“长腿将军”的时候，才又想起它来。

　　一九二八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人宣告合作，向北方的地盘上扑了过来，津浦线的这一路，绕过了给张宗昌帮忙的日本人，把张宗昌的根据地山东吞没了。张宗昌兵败如山倒，一直向山海关跑。这时张作霖已被日本人炸死，“少帅”张学良拒绝张宗昌出关。张宗昌的军队被困在芦台、滦州一线，前后夹击，危在旦夕。这一天，他的参谋金卓来找我，带来了他的一封信，向我大肆吹嘘他还有许多军队、枪炮，规复京津实非难事，唯尚无法善其后，须先统筹兼顾，接着又说他正在训练军队，月需饷银二百五十万充，他“伏乞睿哲俯赐，巽令使疆场小卒，知所依附”。担当联络的金卓，一再陈说张宗昌胜利在望，只等我的支援。这时陈宝琛、胡嗣瑗听说我又要花钱了，都来劝阻我，结果只写了一个鼓励性的手谕。不久，张宗昌完全垮台，到日本去了。他离我越远越有人在我们中间自动地来递信传话，张宗昌的信也越来越表现了他矢忠清室之志，但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向我要钱。带信人除了前面说过的金卓（后来在伪满给我当侍从武官）之外，还有后来当了伪满外交大臣的谢介石、德州知县王继兴、津浦路局长朱耀、陈宝琛的外甥刘骧业、安福系政客费毓楷和自称是张的秘书长的徐观囗等人。他们给我带来关于张宗昌的各种消息。我已不记得给他们拿去了多少钱，我现在找到了一部分当时的来信和去信的底稿，挑两件抄在下面：

　　朕自闻滦河囗师，苦不得卿消息，听夕忧悬。昨据朕派遣在大连之前外务

　　部右丞谢介石专人奏陈，悉卿安抵旅顺，并闻与前俄谢米诺夫将军订彼此

　　互助之约，始终讨赤，志不销挫，闻之差慰。胜负兵家之常，此次再起，

　　务须筹备完密，不可轻率进取。谢米诺夫怀抱忠义与卿相同，彼此提挈呼

　　应，必奏敷功。方今苍生倒悬，待援孔亟，朕每念及，寝食难安，望卿为

　　国珍重以副朕怀。今命谢介石到旅顺慰劳，并赏卿巨鉴一部，其留心阅览，

　　追踪古人，朕有厚望焉。

　　皇上圣鉴：敬陈者，宗昌月前观光东京，得晤刘骧业，恭读手谕，感激莫

　　名，业经复呈，计达天聪。宗昌自来别府，荏苒经年，对于祖国民生之憔

　　悴，国事之蜩螗，夙夜焦灼，寝馈难安。一遵我皇上忧国爱民之至意，积

　　极规划，罔敢稍疏。惟凡举大事，非财政充裕，不能放手办理，即不能贯

　　彻主张，一木难支，众掌易举，当在圣明洞鉴之中。去秋订购枪械一批，

　　价洋日金贰百壹拾万元，当交十分之五，不料金票陡涨，以中国银币折合

　　约须叁百万元。目前军事方面筹划妥协，确有彻底办法，不动则已，动出

　　万全。惟枪械一项，需款甚巨，四处张罗，缓不济急。筹思再四，惟有恳

　　乞俯鉴愚忱，颁发款项壹百万元。万一力有不及，或先筹济叁伍拾万，以

　　资应用，而利进行。感戴鸿慈，靡有涯既。兹派前德州知事王继兴，驰赴

　　行官，代陈一切。人极稳妥，且系宗昌至戚。如蒙俞允，即由该知事具领

　　携回，一俟款到，即行发动。此款回国后两月内即可归还。时机已迫，望

　　若云霓，披沥上陈，无任屏营待命之至，伏乞睿鉴。恭请

　　圣安

　　　　　　　　　　　　　　　　　　　　　　　　　　　张宗昌谨呈

　　上面说的那笔钱，我没有给那位德州县知事。经陈宝琛、胡嗣瑗的劝止，我也没有再去信。但同时，我仍不能忘情于奉系，虽然这时张作霖已经死了。

　　张作霖之死①尽人皆知是日本人谋杀的。我后来听说，日本人杀张，是由于张越来越不肯听话，张的不听话，是由于少帅的影响，要甩掉日本，另与美国结成新欢。因此日本人说他“忘思负义，不够朋友”。他的遇害虽然当时也把我吓了一跳，有的遗老还提醒我注意这个殷鉴，但是后来我没有理会那些遗老的话，因为我自认是与张作霖不同的人。张是个带兵的头目，这样的人除了他还可以另外找得到。而我是个皇帝，这是日本人从中国人里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那时在我身边的人就有这样一个论点：“关东之人恨日本刺骨，日本禁关东与党军（指张学良与国民党）协和，力足取之，然日本即取关东不能自治，非得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我深信日本是承认这一点的。“我欲借日本之力，必先得关东之心”，这是随之而来的策略，因此，我就从奉系里寻找张作霖的旧头目们，为我复辟使用。有个叫商衍瀛的遗老，是广东驻防旗人，从前做过翰林，当时是东北红“囗”字会的名人，这时出来给我活动奉系的将领。因为张学良已明白表示了要与蒋介石合作，所以商衍瀛进行的活动特别诡密。简要地说，这个最后的活动并没有结果，只留下了下面一点残迹：

　　①关于张被杀经过及原因，参与这一阴谋的日本战犯河本大作有过一段供述。据河本称，是他亲自指挥关东军参谋部人员，事先在京奉和南满铁路交接点皇姑屯车站布下了“必死之阵”：在交接点埋了三十麻袋黄色炸药，以设在五百公尺外瞭望台上的电气机控制爆炸；并在交接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埋伏了一排冲锋队。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所乘之蓝色铁甲列车开到，东宫大尉一按电钮，张与列车同时被毁。事后关东军为掩盖真相，立调工兵赶修铁路，同时杀了两个中国人扔在肇事地点，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信件，并逮捕了十余名无辜居民，诬陷北伐军所为。杀张之原因，河本说：“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一语道破了帝国主义的毒辣。

　　　　　　　　　　　　　　　上谕

　　　　数日来肝火上升，每于夜间耳鸣头闷，甚感疲怠，是以未能见卿。卿

　　此去奉，表面虽为地款，实则主要不在此耳，此不待言而明也。余备玉数

　　种，分与相（张作相）、惠（张景惠）等人，到行带去。

　　　　再如降乩时，可否一问，余身体常不适，及此次肝热，久不能豫。

　　　　俟后为款事，自当随时与办事处来函。惟关于大局事，若有来函，务

　　须格外缤密。

　　商衍瀛的奏折及我的批语

　　　　　　　　　　　　　　　　　　　　　臣商衍瀛跪

　　奏　皇上圣躬久安，务求静养，时局变幻不出三个月内。　今日　皇上之艰难，安知非他日之福？望　圣躬勿过优劳，以待时机之复。奉　谕各节，臣当敬谨遵　谕办理。古玉敬谨分　赐。臣拟明日出关。再往吉林，哈尔滨，如蒙俞允，即当就道，臣恭请　圣安

　　　　　　　　　　　　　　　宣统二十一年二月初九日

　　　此去甚是。惟须借何题目，免启学良之疑。卿孤忠奋发，极慰朕志。当　此时局扰乱，甚易受嫌，卿当珍重勤密，以释朕怀。









我的前半生三　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三　谢米诺夫和“小诸葛”

　　我在拉拢、收买军人方面，花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珠宝玉器，都记不起来了，只记得其中比较大的数目，是白俄谢米诺夫拿去的。

　　谢米诺夫是沙俄的一个将军，被苏联红军在远东击溃以后，率残部逃到中国满蒙边境一带，打家劫舍，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批土匪队伍一度曾想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被击溃后，想在中蒙边境建立根据地，又遭到中国当地军队的扫荡。到一九二七年，实际上成了人数不多的股匪。这期间，谢米诺夫本人往来于京、津、沪、旅顺以及香港、日本等地，向中国军阀和外国政客活动，寻找主顾，终于因为货色不行，变成了纯粹的招摇撞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谢米诺夫被苏联军队捉了去，我在苏联被拘留时期曾听到过关于他被处绞刑的消息。我在天津的七年间，和这个双手沾满了中苏蒙三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一直没有断过往来。我在他身上花了大量的钱，对他寄托了无限的希望。

　　谢米诺夫起先由升允和罗振玉向我推荐过，我由于陈宝琛的反对，没有见他。后来，郑孝胥经罗振玉的介绍，和谢会了面，认为谢是大可使用的“客卿”人才，给他“用客卿”的计划找到了第一个目标。他向我吹嘘了一通，主张不妨先把谢给张宗昌撮合一下。那时正是我对张宗昌抱着希望的时候，因此同意了郑孝胥的办法。就这样，在郑孝胥的直接活动下，张宗昌接受了谢米诺夫提供的外国炮灰，扩大了白俄军队。后来张、谢之间还订了一项《中俄讨赤军事协定》。

　　经过郑孝胥的怂恿，一九二五年的十月，我在张园和谢米诺夫会了面，由他带来的蒙古人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当翻译。我当时很满意这次谈话，相信了他的“犯难举事、反赤复国”的事业必能实现，立时给了五万元，以助其行。后来郑孝胥、谢米诺夫、毕瀚章、刘凤池等人在一起照了相，结成盟兄弟，表示一致矢忠清室。

　　那时正是继十四国进军苏联失败，世界上又一次出现大规模反苏反共高潮之时。我记得谢米诺夫和郑孝胥对我谈过，英美日各国决定以谢米诺夫作为反苏的急先锋，要用军火、财力支持谢米诺夫，“俄国皇室”对谢米诺夫正抱着很大希望。皇室代表曾与郑孝胥有过来往，但详情我已不记得。我记得的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有个计划与我有莫大关系，是要使用他们在满蒙的党羽和军队，夺取满蒙地区建立起“反赤”根据地，由我在那里就位统治。为了供应谢米诺夫活动费，我专为他立了一个银行存折，由郑孝胥经手，随时给他支用。存款数字大约第一次是一万元。谢米诺夫曾经表示，他本来并不需要我供给他活动费，因为他将要得到白俄侨民捐助的一亿八千万（后来又说是三亿）卢布，以后还会有美英日各国的财政支援；但是，这些钱一时还拿不到手，故此先用一点我的钱。后来他屡次因为“钱没到手”，总是找郑孝胥支钱，而每次用钱都有一套动人的用途。记得有一次他说，日本驻津司令官高田丰树给他联络好了张作霖，他急待去奉天商讨大计，一时没有川资；又一次说，苏联的驻沪领事奉上级命令找了他，为了取得妥协，表示愿把远东某个地区给他成立自治区，他因此需要一笔路费，以便动身到东京研究这件事。谢米诺夫究竟拿去了多少钱，我已经无法计算，只记得直到“九一八”事变前两三个月，还要去了八百元。

　　在谢米诺夫和我的来往期间，出现了不少的中间联络人物。其中有个叫王式的，据这个人自称，不但谢米诺夫对他十分信赖，而且日本要人和中国军阀都与他有密切关系。我从他嘴里最常听到的是这几句话：“这是最紧要的关头”，“这是最后的机会”，“此真千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等等，总是把我说得心眼里发痒。下面是他写的两个奏折：

　　　　　　　　　　　　　　　　　　　　　　　　　　臣王式跪

　　　　奏为外交军事，具有端倪，旋乾转坤在此一举，恭折仰祈圣鉴事。窃

　　臣于五月十二日面奉谕旨，致书俄臣谢米诺夫，询其近状。臣行抵上海即

　　驰书东京，并告以遣使赴德及联络军队二事，旋得其复函，言即将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