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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半生-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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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还是慎重从事的好，至于安全，他愿负完全责任。最后说，他要和驻屯军司令官香椎交换一下意见。第二天，副领事来找郑垂说，桑岛和香椎商量过了，意见一致，都不主张我现在离开天津。
我听了这消息觉得非常胡涂，为了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译官请来。不料吉田的回答却是，所谓总领事和司令官的会商，根本没这么回事，香椎司令官主张我立刻随上角利一走。他给我出了个主意，由我亲笔写信给司令部，把坚决要走的态度告诉他。我在胡里胡涂中写了这封信。可是不知怎么弄的，日本总领事又知道了，连忙来找陈宝琛、郑孝胥探听有没有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对日本军政两界的这种摩擦非常生气，可是又没什么办法可想。这时二次去东北的刘骧业来了信，说是探得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的真正意思：现在东北三省尚未全部控制，俟“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既然决定命运的最高权威有了这样的表示，我只好遵命静候。
从那以后，我多少明白了一点，不仅天津的领事馆与驻屯军之间意见分歧，就连关东军内部步调也不太一致。我对某些现象不由得有些担心：前恭亲王溥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祭祀沈阳北陵，辽宁省出现了“东北地方维持会”的组织，旧东北系重要人物减式毅在受着关东军的“优待”，前民国执政段祺瑞的行踪消息，又出现于报端，传闻日本人要用他组织北方政权。假如我当时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又一度要用“东北行政委员会”的空架子，又一度要用溥伟搞“明光帝国”（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心情就更加难受了。
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劝他们归降。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人到日本去进行活动。自从罗振玉遭到我的拒绝，快快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由主张观望变成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那个时机已经到来，是提出要求的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到东京去活动。我对这种突然的变化不但不惊异，反而十分高兴。我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这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会受到审判，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
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我朝
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
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如不彻底解
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宣统御玺
今上御笔 郑孝胥（签字）
我就这样地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这封信由远山猛雄带走了三个多星期之后，我终于等到了郑孝胥在自己的日记里所写的这一天：
九月辛百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诣行在。召对。上云：“商衍瀛
来见，言奉天吉林皆望这幸；吉田来言，土肥原至津，与司令部秘商，谓
宜速往。”对曰：“土肥原为本庄之参谋，乃关东军中之要人，果来迎幸，
则不宜迟。”明日以告领事馆。夜召土肥原。
我的前半生三 夜见土肥原
三 夜见土肥原
在这里所处理的时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陆军大住，一九四一年四月
升到将官阶级，在“九一八”事变前约十八年间居住中国，被视为陆军部
内的中国通。他对于在满洲所进行的对华侵略战争的发动和进展，以及嗣
后受日本支配的伪满洲国之设立，都具有密切关系。日本军部派对中国其
他地区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着政治的谋略、武力的威胁、武力的
行使，在促使事态的进展上担任了显著的任务。
土肥原当军部派其他指导者设计、准备和实行将东亚及东南亚置于日
本支配之下时，曾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络而行动。
正当他的对华的特殊知识和他的在华行使阴谋的能力已无需要时，他
就以现地将官的地位来担当实现他本人曾经参预的阴谋目的。他不但曾参
加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实行，并且也参加了对苏联以及对各国，即一九四
一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对其实行侵略战争的各国，除法国以外的侵略战
争的实行。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土肥原和板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二十五名战犯中，是被判定犯罪条款最多的两人。他们两人罪状相同，都犯了七条“破坏和平罪”①，犯了“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条，即“命令准许违约行为”之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这批战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决，土肥原与板垣和其他五名战犯都被判处了绞刑。
①这七条是：十八年间一贯为控制东南亚及太平洋的阴谋、对华实行侵略战争、对美实行侵略战争、对英实行侵略战争、对荷兰实行侵略战争、对法实行侵略战争、制造张鼓峰事件、制造诺门坎事件。
土肥原，是个完全靠侵略中国起家的日本军人。他在陆军士官学校十六期步兵科和陆军大学毕业后，做过日本参谋本部部员，第十三步兵联队长，一九一三年起他来到中国，在关东军中服务，给东北军阀的顾问坂西利八郎中将当了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张作霖的关系特别深，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中，他策动关东军帮助过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关东军决定消灭张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阴谋，也有他参加。不久，他即因功晋级大佐，担任了沈阳特务机关长的职务，从此开始了判决书上所述的那些罪行，开始了飞黄腾达。其实土肥原的许多“杰作”《判决书》里都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骚动事件、一九三二年热河战争的爆发、一九三五年五月的丰台事变和冀东伪组织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动和冀察的特殊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土肥原的策划活动。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土肥原走到哪里，灾难就降临哪里。大约他的失败只有过一次，即在他拉拢之下叛国的马占山，后来反正抗日。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后来的升迁，他被调去当旅团长的时间不长，又调回任关东军的特务机关长。一直到“七七”事变，日本人要成立的伪组织都成立起来了，骚乱、暴动等等手段也被武装进攻代替了，土肥原才脱去了白手套，拿起了指挥刀，以师团长、军团长、方面军总司令等身分，统帅着日兵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进行屠杀和掠夺。就这样，在尸骨和血泊中，他从“九一八”事变起不过十年间，由大佐升到大将。
那时关于他有种种充满了神秘色彩的传说，西方报纸称他为“东方的劳伦斯”①，中国报纸上说他惯穿中国服装，擅长中国方言。根据我的了解，他在中国的活动如果都像鼓动我出关那样做法，他并不需要传说中的劳伦斯的诡诈和心机，只要有一副赌案上的面孔，能把谎话当真话说就行了。那次他和我会见也没有穿中国服装，只不过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国话似乎并不十分高明，为了不致把话说错和听错，他还用了吉田忠太郎充当我们的翻译。
①著名的英国老特务。——作者
他那年四十八岁，眼睛附近的肌肉现出了松弛的迹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惟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先解释日军行动，说是只对付张学良一个人，说什么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证，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旧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伯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我心里还有一个极重要的问题，我问道：
“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
“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
“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
“不，”我坚持地说，“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他微笑了，声调不变地说：
“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我表示了满意。
“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来时那样恭敬地向我祝贺一路平安，行了礼，就告辞了。土肥原走后，我接见了和土肥原一齐来的金梁，他带来了以袁金铠为首的东北遗老们的消息，说他们可以号召东北军旧部归服。总之，我认为完全没问题了。
土肥原去后，吉田告诉我，不必把这件事告诉总领事馆；关于动身去大连的事，自有他给我妥善安排。我当时决定，除了郑孝胥之外，再不找别人商量。
但是，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营传得还快，第二天报上登出了土肥原和我见面的新闻，而且揭露出了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陈宝琛那几天本来不在天津，得到了消息，匆忙地从北京跑回来，一下火车直奔郑孝胥家里，打探了消息，然后奔向静园。这时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我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看了这个电报，我不得不把会见土肥原的情形告诉了他，并且答应和大伙再商量一下。
这天是十一月五日，静园里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记得被我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升允此时刚刚去世）。在这次会议上，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探出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不语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了，于是出来打圆场。铁良说了些“从长计议”的话，透出他是支持陈宝琛的，袁大化嘟囔了几句，连意思都不清楚。胡嗣瑗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我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的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在这里我要插叙一下，大约是土肥原会见后的两三天，我接见高友后的一段事。
那几天要求见我的人非常多，我认为全部加以拒绝，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对我会更加不利。至于这个高友唐，更有接见的必要。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当了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曾自动为我向南京要求过“岁费”（没有结果）。我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我，所以接见了他。没想到他是给蒋介石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党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告诉我，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我一笔整数也可以，请我提出数目；至于住的地方，希望我选择上海，我如果要出洋，或者要到除了东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可以。
听了他的话，我冷笑说：
“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废了多少年，孙殿英读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何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是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向我说话的。他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我很有利，当然，他们常常说话不算数，但是，如果我认为有必要，可以由外国银行做保。他说：“如果有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决不敢骗人的。”他似乎颇能懂得我的心理，说优待条件恢复了，当然也恢复帝号，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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