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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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好的小汽车，离开了机场。从车中向外瞭望，好像是走在原野里，两边黑忽忽的看不到尽头。走了一阵，穿过几座树林，爬过几道山坡，道路变得崎岖狭厌，车子速度也降低下来。忽然间车停了，车外传来一句中国话：

　　“想要解手的，可以下来！”

　　我不觉大吃一惊，以为是中国人接我们回去的。其实说话的是一位中国血统的苏联军官。在我前半生中，我的疑心病可把自己害苦了，总随时随地无谓地折磨自己。明明是刚刚坐着苏联飞机从中国飞到苏联来，怎么会在这里向中国人移交呢！这时我最怕的就是落在中国人手里。我认为落在外国人手里，尚有活命的一线希望，若到了中国人手里，则是准死无疑。

　　我们解完手，上了汽车，继续走了大约两小时，进入一个山峡间，停在一座灯火辉煌的楼房面前。我们这一家人下了车，看着这座漂亮的建筑，有人小声嘀咕说：“这是一家饭店呵！”大家都高兴起来了。

　　走进了这座“饭店”，迎面走过来一位四十多岁穿便服的人，后面跟着一群苏联军官。他庄严地向我们宣布道：

　　“苏联政府命令：从现在起对你们实行拘留。”

　　原来这是赤塔市的卫戍司令，一位苏联陆军少将。他宣布完了命令，很和气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安心地住下，等候处理。说罢，指着桌上一个盛满了清水的瓶子说：

　　“这里是有名的矿泉，矿泉水是很有益于身体健康的饮料。”

　　这种矿泉水乍喝有点不大受用，后来却成了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在这个疗养所里开始了颇受优待的拘留生活。每日有三顿丰盛的俄餐，一次俄式午茶。有服务员照顾着，有医生、护士经常检查身体，治疗疾病，有收音机，有书报，有各种文娱器材，还经常有人陪着散步。对这种生活，我立刻感到了满意。

　　住了不久，我便生出一个幻想：既然苏联和英美是盟邦，我也许还可以从这里迁到英美去做寓公。这时我还带着大批的珠宝首饰，是足够我后半生花用的。要想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必须确定我能在苏联住下来。因此，我在苏联的五年间，除了口头以外，共三次上书给苏联当局，申请准许我永远留居苏联。三次上书，一次是在赤塔，两次是在两个月以后迁到离中国不远的伯力。这三次申请，全无下文。

　　伪满的其他“抑留者”①，在这个问题上，自始至终与我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

　　①拘留中的伪满文官身分是抑留者，武官是战犯。

　　我到赤塔后不几天，张景惠、臧式毅、照治等这批伪大臣便到了。大约是第二天，张、臧、熙等人到我住的这边来看我。我以为他们来给我请安的，不料却是向我请愿。张景惠先开的口：

　　“听说您愿意留在苏联，可是我们这些人家口在东北，都得自己照料，再说，还有些公事没办完。请您跟苏联人说一说，让我们早些回东北去，您瞧行不行？”

　　他们有什么“公事”没办完，我不知道，也不关心，因此对于他们的请求，毫无兴趣。

　　“我怎么办得到呢？连我是留是去，还要看人家苏联的决定。”

　　这些家伙一听我不管，就苦苦哀求起来：“您说说吧，您一定做得到。”“这是大伙儿的意思，大伙推我们做代表来请求溥大爷的。”“大伙的事，不求您老人家，还能求谁呢？”

　　他们现在不能再叫我“皇上”、“陛下”，就没口地乱叫起来。我被缠的没法，只好找负责管理我们的苏联中校渥罗阔夫。

　　渥罗阔夫听了我告诉他的伪大臣们的要求，便说：“好吧，我代为转达。”

　　在我提出要求留苏申请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回答的。以后的情况也相同，没有下文。

　　但是这些大臣和我一样的不死心，迁到怕力市郊之后，我申请留在苏联，他们就申请回到东北，还是逼着我替他们说话。

　　那时我还不明白，他们比我了解国民党的政治内幕，知道国民党那些人对他们的特殊需要，因此相信回去不仅保险，还能捞一把。也许这个诱惑太大了，便有人想回去想得几乎发了疯。在伯力市郊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充当打扫职责的伪满俘虏，大约是发羊角疯之类的病，倒在地下胡说八道。有一位崇信乩坛的伪大臣，认定这是大神附体，便立刻跪在这个俘虏面前大叩其头，并且嘴里还念念叨叨，恭请“大神”示知，他什么时候能离苏回家。

　　在苏联，除了苏联翻译人员经常给大家讲新闻，我们还可以经常看到旅顺苏军发行的中文《实话报》，听到国内的战事消息。我对这些很不关心，认为无论谁胜谁败对我反正是一样，都会要我的命。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永远不回国。那些伪大臣们却很留心国内的形势。他们把希望放在蒋介石的统治上，他们相信，有美国的帮助，蒋介石是可以打败人民解放军的，所以起初听到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谁也不相信。到后来，事实越来越真，于是他们又发起慌来。新中国宣告成立时，有个自认为经验丰富的人，提出打个贺电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我的前半生二　放不下架子






二　放不下架子

　　在苏联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终没有放下架子。我们后来移到伯力收容所，这里虽然没有服务员，我照样有人服侍。家里人给我叠被、收拾屋子、端饭和洗衣服。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叫我“皇上”，便改称我为“上边”。每天早晨，他们进我的屋子，照例先向我请安。

　　刚到伯力郊外的时候，有一天，我想散散步，从楼上下来。楼梯底下椅子上坐着一个从前的“大臣”，他见了我，眼皮也没抬一下。我心里很生气，从此就不想下楼了。每天呆在楼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念经上。不过一般说起来，那些伪大臣大多数对我还是保持尊敬的。举例说，在苏联的五年，每逢过旧历年，大家包饺子吃，第一碗总要先盛给我。

　　我自己不干活，还不愿意我家里这些人给别人干活。有一次吃饭，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摆台子，就叫我给禁止住了。我的家里人怎么可以去伺候别人！

　　一九四七——四八年间，我家里的人一度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个收容所里，这是我第一次跟家里人分开，感到了很大的不方便。苏联当局很照顾我，容许我单独吃饭。可是谁给我端饭呢？幸而我的岳父自告奋勇，他不仅给我端饭，连洗衣服都愿替我代劳。

　　为了使我们这批寄生虫，做些轻微的劳动，收容所给我们在院子里划出了一些地块，让我们种菜。我和家里人们分得一小块，种了青椒、西红柿、茄子、扁豆等等。看到青苗一天天在生长，我很觉得新奇，于是每天提个水壶接自来水去浇，而且浇得很有趣味。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但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于我很爱吃西红柿和青椒。当然，我常常想到，这到底不如从菜铺里买起来方便。

　　为了我们学习，收容所当局发给了我们一些中文书籍，并且有一个时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给大家照着本子讲《列宁主义问题》和《联共党史》。讲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也胡里胡涂。我自己心里只是纳闷，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假如不让我留在苏联，还要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这两本书，又有什么用？

　　“学习”这两个字，那时对我说起来，还不如青椒、西红柿现实一些。每次学习，我坐在讲桌旁边一个特殊的座位上，总是一边听“教员”结结巴巴地讲我不懂而且也不想懂的“孟什维克”。“国家杜马”，一边胡思乱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伦敦，这些珠宝首饰够我用几年？”“苏联人不吃茄子，这回收下的茄子，怎么个吃法？”

　　不过，我还能装出很像用心听的样子，可有的人就不同了，他们索性打起鼾来。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却另是一个样：走廊的一头是几桌麻将；另一头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声念着“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楼上日本战犯那里传来“乌乌乌”的日本戏调子；更稀奇的是有人摆起测字摊，四面围着一群人，讯问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家里发生什么事没有。还有些人在卧室里偷着扶乩，问的全是有关回家的问题。最初几天，门外的苏联哨兵被吵声惊动，曾经十分惊奇地瞅着这群人，直摇脑袋，后来连他们也习惯了。

　　在这种时候，我多半是在自己的屋子里，摇我的金钱课，念我的金刚经。









我的前半生三　我不认罪






三　我不认罪

　　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学习，我的思想根本不起变化，认罪自然更谈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面前，我是犯有叛国罪的。但我对这件事，只看做是命运的偶然安排。“强权就是公理”和“胜者王侯败者寇”，这就是我那时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么思想，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思想必须改造。

　　为了争取摆脱受惩办的厄运，我采取的办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决定我命运的是苏联，那么就向苏联讨好吧。于是我便以支援战后苏联的经济建设为词，向苏联献出了我的珠宝首饰。

　　我并没有献出它的全部，我把其中最好的一部分留了下来，并让我的侄子把留下的那部分，藏进一个黑色皮箱的箱底夹层里。因为夹层小，不能全装进去，就又往一切我认为可以塞的地方塞，以致连肥皂里都塞满了，还是装不下，最后只好把未装下的扔掉。

　　有一天，苏联的翻译和一个军官走进大厅，手里举着一个亮晃晃的东西向大家问道：

　　“这是谁的？谁放在院子里的废暖气炉片里的？”

　　大厅里的抑留者们都围了过去，看出军官手里的东西是一些首饰。有人说：“这上面还有北京银楼的印记呢，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我立刻认出来，这是我叫侄子们扔掉的。这时他们都在另一个收容所里，我也就不去认账，连忙摇头道：

　　“奇怪，奇怪，这是谁搁的呢？”

　　不料那翻译手里还有一把旧木梳，他拿着它走到我跟前说：

　　“在一块的还有这个东西。我记得，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张起来，连忙否认说：“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这两个苏联人没办法，怔了一阵，最后只好走了。他们可能到现在还没弄清楚，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心理。其实我只有一个心理，这就是伯承认了这件事会引起他们对我的猜疑，所以我采取了一推二赖的办法。我推得竟这样笨，不由得不使他们发怔了。

　　我不但扔了一些首饰，还放在炉子里烧了一批珍珠。在临离开苏联之前，我叫我的佣人大李把最后剩下的一些，扔进了房顶上的烟囱里。

　　我对日本人是怨恨的。苏联向我调查日寇在东北的罪行时，我以很大的积极性提供了材料。后来我被召到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我痛快淋漓地控诉了日本战犯。但我每次谈起那段历史，从来都不谈我自己的罪过，而且尽力使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因为我怕自己受审判。

　　我到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去作证，是在一九四六年的八月间。我共计出庭了八天，据说这是这个法庭中作证时间最长的一次。那些天的法庭新闻，成了世界各地某些以猎奇为能事的报纸上的头等消息。

　　证实日本侵略中国的真相，说明日本如何利用我这个清朝末代皇帝为傀儡，以进行侵略和统治东北四省，这是对我作证的要求。

　　今天回想起那一次作证来，我感到很遗憾。由于那时我害怕将来会受到祖国的惩罚，心中顾虑重重，虽然说出了日本侵略者的一部分罪恶事实，但是为了给自己开脱，我在掩饰自己的罪行的同时，也掩盖了一部分与自己的罪行有关的历史真相，以致没有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予以充分的、彻底的揭露。

　　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以我为首的那个集团的秘密勾结，这本是在“九一八”以前就开始了的。日本人对我们这伙人的豢养。培植，本来也是公开的秘密。“九一八”事变后我们这伙人的公开投敌，就是与日本人长期勾结的结果。我为了开脱自己，却回避了这个问题，只顾谈了我怎么被逼和受害。

　　外边的帝国主义和里边的反动势力的勾结，跟任何黑帮搭伙一样，内部摩擦是不可避免的，而我却把这类事说成好像是善与恶的冲突。

　　我在法庭上曾有几次表现了激动。谈到了迎接“天照大神”那回事时，一个日本律师向我提出，我攻击了日本天皇的祖宗，这很不合乎东方的道德。我激昂地大声咆哮：“我可是并没有强迫他们，把我的祖先当他们的祖先！”这引起了哄堂大笑，而我犹忿忿不已。提起了谭玉龄之死，我把自己的怀疑也当做了已肯定了的事实，并且悲忿地说：“连她，也遭到了日本人的杀害！”固然，这时我的心情是激动的，但同时，我更愿意人人把我看成是一个被迫害者。

　　被告的辩护人为了减轻被告的罪，曾使用了许多办法来对付我，企图降低我的证言价值，甚至想否定我的证人资格。当然，他们是失败了；即使他们真把我全否定了，也无法改变被告者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们是在利用我的畏惧惩罚的心理，使我少谈真相，那么他们是达到了部分目的。我还记得在我历数日本战犯的罪行之后，一个美国律师对我大嚷大叫：“你把一切罪行都推到日本人身上，可是你也是罪犯，你终究要受中国政府的裁判的！”他这话确实打中了我的要害，说到了我最害怕的地方。我就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投敌叛国说成是被绑架的结果的。我把我与日本的勾结，一律否认，甚至在法庭上拿出了我给南次郎写的信时，我也坚决否认，说成是日本人伪造的。我掩盖了这件事，也掩盖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种种阴谋手段，所以到头来还是便宜了日本军国主义者。









我的前半生一　我只想到死






一　我只想到死

　　押送伪满战犯的苏联列车，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到达了中苏边境的绥芬河车站。负责押送的阿斯尼斯大尉告诉我，向中国政府的移交，要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办。他劝我安心地睡一觉。

　　从伯力上车时，我和家里的人分开了，被安置在苏联军官们的车厢里。他们给我准备了啤酒、糖果，一路上说了不少逗趣的话。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他们是在送我去死。我相信只要我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没有命了。

　　在对面卧铺上，阿斯尼斯大尉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我睁着眼睛，被死亡的恐惧搅得不能入睡。我坐起来，默诵了几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刚要躺下，站台上传来了越来越近的脚步声，好像走来了一队士兵。我凑近车窗，向外张望，却看不见人影。皮靴步伐声渐渐远去了，只剩下远处的灯光在不祥地闪烁着。我叹了口气，缩身回到卧铺的犄角上，望着窗桌上的空酒杯出神。我记起了阿斯尼斯喝酒时说的几句话：“天亮就看见你的祖国了，回祖国总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你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

　　“欺骗！”我恶狠狠地瞅了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