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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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共产党的政权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国的党和人民气量是最大的。”

　　“欺骗！”我恶狠狠地瞅了躺在对面卧铺上的阿斯尼斯一眼，他已经打起鼾来了。“你的话，你的酒，你的糖果，全是欺骗！我的性命跟窗外的露水一样，太阳一出来便全消失了！你倒睡得瓷实！”

　　那时在我的脑子里，只有祖宗而无祖国，共产党只能与“洪水猛兽”联系着，决谈不上什么文明。我认为苏联虽也是共产党国家，对我并无非人道待遇，但苏联是“盟国”之一，要受到国际协议的约束，不能乱来。至于中国，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共产党打倒了蒋介石，不承认任何“正统”，对于我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我在北京、天津、长春几十年间听到的宣传，所谓“共产党”不过全是“残酷”、“凶恶”等等字眼的化身，而且比蒋介石对我还仇恨百倍。我到了这种人手里，还有活路吗？“好死不如赖活”的思想曾支配了我十来年，现在我认为“赖活”固然是幻想，“好死”也是奢望。

　　我在各种各样恐怖的设想中度过了一夜。当天明之后，阿斯尼斯大尉让我跟他去见中国政府代表的时候，我只想着一件事：我临死时有没有勇气喊一声“太祖高皇帝万岁”？

　　我昏头胀脑地随阿斯尼斯走进一间厢房。这里坐着两个中国人，一位穿中山装，一位穿草绿色的没有衔级的军装，胸前符号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七个字。他们俩站起身跟阿大尉说了几句话，其中穿中山装的转过身对我打量了一下，然后说：

　　“我奉周恩来总理的命令来接收你们。现在，你们回到了祖国。”

　　我低头等着那军人给我上手铐。可是那军人对我瞅着，一动不动。

　　“他知道我跑不了的。”一个多小时之后，我这样想着，跟阿斯尼斯走出车厢，上了站台。站台上站着两排持枪的兵，一边是苏联军队，一边是个个都佩戴着那种符号的中国军队。我们从中间走过，上了对面的列车。在这短暂的片刻时间内，我想起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就是由戴这种符号的人消灭的。我现在在他们眼里，大概连个虫子也不如吧？

　　进了车厢，我看见了伪满那一伙人，看见了我家里的人。他们规规矩矩地坐着，身上都没有镣铐和绳索。我被领到靠尽头不远的一个座位上，有个兵把我的皮箱放上行李架。我坐下来，想看看窗外的大兵们在干什么，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车窗玻璃都被报纸糊上了；再看看车厢两头，一头各站着一个端冲锋枪的大兵。我的心凉下来了。气氛如此严重，这不是送我们上刑场又是干什么呢？我看了看左近的犯人，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死灰般的颜色。

　　过了不大功夫，有个不带任何武器的人，看样子是个军官，走到车厢中央。

　　“好，现在你们回到祖国了。”他环视着犯人们说，“中央人民政府对你们已经做好安排，你们可以放心。车上有医务人员，有病的就来报名看病”

　　这是什么意思呢？祖国，安排，放心，有病的看病？呵，我明白了，这是为了稳定我们的心，免得路上出事故。后来，几个大兵拿来一大筐碗筷，发给每人一副，一面发一面说：“自己保存好，不要打了，路上不好补充。”我想，看来这条通往刑场的路还不短，不然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早餐是酱菜、咸蛋和大米稀饭。这久别的家乡风味勾起了大家的食欲，片刻间一大桶稀饭全光了。大兵们发现后，把他们自己正要吃的一桶让给了我们。我知道车上没有炊事设备，他们要到下一个车站才能重新做饭，因此对大兵们的这个举动，简直是百思不得一解，最后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反正他们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意。

　　吃过这顿早饭之后，不少人脸上的愁容舒展了一些。后来有人谈起，他们从大兵们让出自己的早饭这件事上，觉出了押送人员很有修养、很有纪律，至少在旅途中不会虐待我们。我当时却没有这种想法，我想的正相反，认为共产党人对我是最仇恨的，说不定在半路上就会对我下手，施行报复。就像中了魔一样，我往这上头一想，就觉得事情好像非发生不可，而且就像是出不了这天夜里似的。有的人吃过早饭打起盹来，我却坐立不安，觉得非找人谈谈不可。我要向押送人员尽早地表白一下，我是不该死的。

　　坐在我对面的是个很年轻的公安战士。这是我面前最现成的谈话对象。我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番，最后从他的胸章上找到了话题。我就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这几个字谈起。

　　“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这是头一次使用“您”字），解放，这两个字意思好极了。我是念佛的人，佛经里就有这意思。我佛慈悲，发愿解放一切生灵”

　　年轻的战士瞪起两只大眼，一声不响地听着我叨叨。当我说到我一向不杀生，连苍蝇都没打过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令人捉摸不透的。我不由得气馁下来，说不下去了。我哪里知道，这位年轻的战士对我也是同样的摸不着头脑呢！

　　我的绝望心情加重了。我听着车轮轧着铁轨的闹声，觉着死亡越来越近了。我离开了坐位，漫无目的地在通道上走着，走到车的另一头，在厕所门边站了几秒钟，又转身往回走。我走到中途，听见旁边的侄子小秀在和什么人低声说话，好像说什么“君主”、“民主”。我忽然站住向他嚷道：

　　“这时候还讲什么君主？谁要说民主不好，我可要跟他决斗！”

　　人们全给我弄呆了。我继续歇斯底里地说：“你们看我干什么？反正枪毙的不过是我，你们不用怕！”

　　一位战士过来拉我回去，劝我说：“你该好好休息一下。”我像鬼迷了似地拉住这位战士，悄悄对他说：“那个是我的侄子，思想很坏，反对民主。还有一个姓赵的，从前是个将官，在苏联说了不少坏话”

　　我回到座位上，继续絮叨着。那战士要我躺下来，我不得已，躺在椅子上，闭上眼，嘴里仍停不下来。后来，大概是几夜没睡好的缘故吧，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起，我竟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我想起了昨天的事，很想知道被我检举的那两个人命运如何。我站起来寻找了一下，看见小秀和姓赵的还都坐在原来的位子上，小秀神色如常，姓赵的却似乎有点异样。我走近他，越看越觉得他的神色凄惨；他正端详着自己的两手，翻来覆去地看。我断定他自知将死，正在怜惜自己。这时我竟又想起了死鬼报冤的故事，生怕他死后找我算账。想到这里，我身不由己走到他面前，跪下来给他磕了一个头。行过这个“攘灾”礼，我一面往回走，一面嘟嘟囔囔念起“往生神咒”。

　　列车速度降低下来，终于停了。不知是谁低低说了一声：“长春！”我像弹簧似地一下子跳起，扑向糊着报纸的窗户，恨不得能钻个窟窿看看。我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不远的地方有许多人唱歌的声音。我想，这就是我死的地方了。这里曾是我做皇帝的地方，人们已经到齐，在等着公审我了。我在苏联曾从《实话报》上看到过关于斗争恶霸的描写，知道公审的程序，首先是民兵夹着被审者上场。这时正好车门那边来了两个大兵，让我受了一场虚惊。原来他们是来送早餐稀饭的。与此同时，列车又开动了。

　　列车到了沈阳。我想这回不会再走了，我一定是死在祖宗发祥的地方。车停下不久，车厢里进来一位陌生的人，他拿着一张字条，当众宣布说：“天气太热，年纪大些的现在随我去休息一下。”然后念起名单来。我听到那名单里不仅有我，而且里面还有我的侄子小秀，我奇怪了。我今年四十四岁，如果勉强可以算是年纪大的，可是三十几岁的小秀是怎么算进去的呢？我断定，这必是一个骗局。我是皇帝，其他的都是大臣，小秀则是叫我检举连累的，全都完了。我同名单上的人们一起坐进了一部大轿车，随车的也是端冲锋枪的大兵。我对小秀说：“完啦！我带你见祖宗去吧！”小秀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拿名单的那个人却笑道：“你怕什么呀？不是告诉过你这是休息吗？”我没有理他，心里只顾说：“骗局！骗局！骗局！”

　　汽车在一座大楼门前停下了，门口又是端着冲锋枪的大兵。一个不带武器的军人迎着我们，领我们进了大门，说了一声：“上楼！”我已经是豁出去了，既然得死，那就快点吧。我把上衣一团，夹在胳臂下就上了楼。我越走越快，竟超过了带头的那位，弄得他不得不赶紧抢到我前面去。到了楼上，他快步走到一个屋门口，示意叫我进去。这是间很大的屋子，当中摆着长桌、椅子，桌上是些水果、纸烟、点心。我把衣服往桌上一扔，随手拿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心里说，这是“送命宴”，快吃快走。我咬了一半苹果，后面的人才陆续到达。片刻间，屋里坐满了人，除了点名来的我们十几个之外，还来了不少穿中山服和军装的人。

　　在离我身边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人，开始讲话了。我费劲地咽着嘴里的东西，他的话竟一句也没听见。我好容易吃完那个苹果，便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

　　“别说了，快走吧！”

　　有些穿中山装的笑了起来。那讲话的人也笑道：

　　“你太紧张了。不用怕。到了抚顺，好好休息一下，老老实实地学习”

　　听清了这几句话，我怔在那里了。难道是不叫我死吗？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正好带我们来的那人走了过来，手里拿着那张点名的名单，向刚才讲话的那人汇报说，除熙治因病未到外，其余需要休息的都来了。我一听，这更不是瞎猎了。为了证实这一点，我不顾一切地，上前一把将那个名单抢了过来。这个举动虽然引起了一阵哄堂的笑声，但是我却弄明白了那确实是个名单，不是什么死刑判决书之类的东西。正在这时，张景惠的儿子小张也来了。他是跟另一批伪满战犯首先回国的，他把那一批人的现状告诉了我们，又把一些人的家属情况说了。大家听说先来的一批人都活着，而且家里情况很好，子女们读书的读书，工作的工作，每个人的脸上都放了光。这时我的眼泪有如泉水，汹涌而至

　　固然，我所得到的这种轻松感，历时并没有多久，只不过是从沈阳到抚顺这段路上的一个小时，但它毕竟是起了松弛神经的作用，否则我真会发起疯来的。因为从伯力上火车以后，五天来我想到的只是死。









我的前半生二　初到抚顺






二　初到抚顺

　　火车到达抚顺以前，一路上可以听到各式各样关于美妙前景的估计。车上的气氛全变了，大家抽着从沈阳带来的纸烟，谈得兴高采烈。有人说他到过抚顺最豪华的俱乐部，他相信那里必定是接待我们的地方；有人说我们在抚顺不会住很久，休息几天，看几天共产党的书，就会回家；有人说，他到了抚顺首先给家里拍个平安电报，叫家里给准备一下；还有人说，可能在抚顺的温泉洗个澡就走。形形色色的幻想，不一而足。说起原来的恐惧——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又不禁哈哈大笑。可是，当到了抚顺，下了火车，看见了四面的武装哨兵时，谁的嘴角也不再向上翘了。

　　下了车，我们在武装哨兵的监视戒备下，被领上了几辆大卡车。从这时起，我的头又发起昏来。在胡里胡涂中，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只知道后来车停下时，我已置身在一座深灰色大砖墙的里面。又是大墙！而且是上面装着铁丝网、角上矗立着岗楼。我下了车，随着人们列队走了一小段路，停在一排平房的面前。这排房子的每个窗口，都装着铁栏。我明白了，这是监狱。

　　我们被大兵领进了平房的入口，经过一条狭长的甬道，进了一间大屋子。我们在这里经过检查，然后由不带武器的军人分批领出去。我和另外几个人跟着一个军人在南道里走了一大段，进了一间屋子。我还没看清楚屋里的形势，身后就响起了门外拉铁闩的刺耳声。这间屋子里有一条长长的板炕，一条长桌和两条长凳。跟我一起进来的是伪满的几名将官，当时还不熟悉。我不想跟他们说话，不知道他们是同我一样的恐慌，还是由于在我面前感到拘谨，也一律一声不响，低着脑袋站在一边。这样怔了一阵，忽然那刺耳的铁闩声又响了，房门被拉开，一位看守人员走进来，让我跟他到另一间屋子去。我没想到在这间屋子里又看见了我的三个侄子、二弟溥杰和我的岳父荣源。原来还是让我们住在一起的。他们刚刚领到新被新褥和洗漱用具，而且给我也带了一套来。

　　最先使我受到安慰的，是荣源凭着他的阅历做出的一番分析。

　　“这是一所军事监狱，”他摸着窗栏说，“全是穿军装的，没有错。不像马上出危险，不然何必发牙刷、毛巾呢。刚才检查的时候，留下了金银财物，给了存条，这也不像是对，这是对待普遍犯人的。再说伙食也不错。”

　　“伙食不错，别是什么催命宴吧？”侄子小固毫无顾忌地说。

　　“不，那种饭有酒，可是这里并没有酒。”他很有把握地说，“我们看下顿，如果下顿仍是这么好，就不是了。没听说连吃几顿那个的。”

　　第二天，我开始有点相信岳父的话了，倒不是因为伙食和昨天不相上下，而是因为军医们给我们进行了身体检查。检查非常仔细，连过去生过什么病，平常吃什么、忌什么都问到了。同时还发了新的黑裤褂和白内衣，令人更惊异的是还给了纸烟。显然，这不像是对待死囚的。

　　过不多天，一个粗短身材、年在四十上下的人走进我们的屋子。他问了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在苏联都看过什么书，这几夜睡的好不好。听了我们的回答之后，他点点头，说：“好，马上就发给你们书籍、报纸，你们好好学习吧。”几个钟头之后，我们便收到了书籍、报纸，还有各类的棋和纸牌。从这天起，我们每天听两次广播，广播器就设在甬道里，一次是新闻，一次是音乐或戏曲节目。除此之外，每天下午还有一个半小时的院中散步。就在第一次外出散步时，侄子小固打听出这个叫我们“好好学习”的人是这个战犯管理所的所长。

　　给我们送书来的那人姓李，后来知道是位科长。

　　那时我们除了对所长之外，管所方人员一律叫“先生”（因为那时不知道别的称呼）。这位李先生给我拿来了三本书——《新民主主义论》、《中国近百年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说现在书还不够，大家可以轮流看，或者一人念大家听。这些书里有许多名词，我们感到很新鲜，然而更新鲜的则是叫我们这伙犯人念书。

　　对这些书最先发生兴趣的是小固，他看的比谁都快，而且立刻提出了疑难问题要别人解答。别人答不上来，他就去找管理所的人问。荣源讥笑了他，说：“你别以为这是学校，这可是监狱。”小固说：“所长不是说要我们学习吗？”荣源说：“学习，也是监狱。昨天放风时我听人说，这地方从前就是监狱。从前是，现在有书有报还是。”溥杰跟着说，日本监狱据说也给书看，不过还没听说过中国有这么“文明的监狱”。荣源仍是摇头晃脑地说：“监狱就是监狱，文明也是监狱。学那行子，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