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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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起来：“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真往绝处走吗？”

　　我回到屋里，找出了一些旧报纸，专挑上面关于宽大处理三反、五反案件的消息和文章来阅读。看了一阵，老王过来说：

　　“你干什么？研究五反？”

　　“不研究了。”我放下报纸，下了决心，“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以前认识不到它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当然好啦！”他又放低声音说：“再说政府掌握咱们很多材料，还是先说了好。”

　　我拿起笔来了。在这份学习感想中，有一段的大意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离不开利用封建和买办的势力，我的经历就是个典型例子。以我为招牌的封建势力在复辟的主观幻想下，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而日本帝国主义则用这招牌，把东北变成了它的殖民地。我把在天津张园、静园的活动，我把我那一伙人与日本人的关系，以及我和土肥原见面的详情，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

　　两天之后，组长老王告诉我，所方看到了我写的东西，认为我有了重大的进步，值得在本组里表扬。

　　“拿出一件真正的物证，比说一万句空话还有用。”干过“法官”的老王说。









我的前半生八　糊纸盒






八　糊纸盒

　　一九五二年末，我们搬出了那所带铁栏杆的房子，住进房间宽敞的新居。这里有新板铺，有桌子、板凳，有明亮的窗户。我觉着所长说的“改造”，越发像是真的，加上我交代了那段历史之后，不但没受到惩办，反而受到了表扬，于是我便开始认真地学习起来。我当时的想法，认为改造就是念书；把书念会了，把书上的意思弄明白了，就算是改造成功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事情并不这么简单；改造并不能仅仅靠念书，书上的意思也并不单靠念一念就能明白。例如对于《什么叫封建社会》这本书，是我早在一九五○年底到一九五一年初念过的，但是如果我没有经过那一段劳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劳动），我到现在也不会明白封建制度造了什么孽。什么叫封建社会？我在念了那本书的两年多之后，即一九五三年春天糊纸盒的时候，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一九五三年春，所方和哈尔滨一家铅笔厂联系好，由犯人们包糊一部分装铅笔的纸盒。从这时起，我们每天学习四个小时，劳动四个小时。所方说这是为了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又说，我们这些人从来没劳动过，干点活儿，会对我们有好处。这句话对我的特殊意义，是我当时完全意识不到的。

　　我从前不用说糊铅笔盒，就是削铅笔也没动过手。我对铅笔的有关知识至多是记得些商标图案——维纳斯牌是个缺胳臂的女人，施德楼牌是一只公鸡等等；我从来没留心它的盒子，更不知糊一个盒子要这么费事。我糊了不大功夫，起先感到的那点新鲜味全没有了，心里像也抹上浆糊似的，弄得胡里胡涂。别人糊出了好几个，我的一个仍拿不出手去，简直说不上是个盒子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你这是怎么糊的？”前伪满军医院长老宪把我的作品拿在手里端详着，“怎么打不开？这叫什么东西？”

　　老宪是肃亲王善耆的儿子，从小跟他的几个兄弟姊妹受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的教育。他在日本长大，学过医。金碧辉（日名川岛芳子）是他的妹妹，做过伪哈尔滨市长的金碧东是他的兄弟，一家满门都是亲日派汉奸。在苏联他跟我第一次见面，曾经跪在我面前哭着说：“奴才这可看见主人了！”现在跟我住在一起，却是最喜欢找我的碴儿。原因是他为人尖酸刻薄，又极容易跟人争执，却又争不过人，而我各方面都不如别人能干，向来没勇气和人争论，所以成了他的发泄对象。

　　我这时心里混合着妒嫉、失望和对于讥笑的担心，而老宪的多事偏又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纷纷过来围观那个作品，发出了讨厌的笑声。我走过去，一把从老宪手中夺下来，把它扔进了废料堆里。

　　“怎么？你这不是任意报废么？”老宪对我瞪起了眼。

　　“谁报废？我糊的差点，不见得就不能用。”我叽咕着，又从废料堆里把我的作品拣回来，把它放在成品堆里。这样一摆，就更显得不像样了。

　　“你放在哪里，也是个废品！”

　　听了他这句双关话，我气得几乎发抖。我一时控制不住，破例地回敬了一句：“你有本事对付我，真是欺软怕硬！”这句话碰了他的伤疤，他立刻红了脸，嚷道：“我欺谁？我怕谁？你还以为你是个皇上，别人都得捧着你才对吗？”幸亏这时没有人理他，组长也出来阻止，他才没嚷下去。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老宪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

　　第二天糊纸盒的时候，老宪选了我旁边的一个位置坐下，从一开始糊起，总是用一种挑剔的眼光瞧我的活。我扭了一下身子，把后背给了他。

　　我这天的成绩，虽说比不上别人，总算有了些进步。到了晚上，所方用我们昨天生产所得的酬劳，买了些糖果发给我们。这是我头一次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虽然我的成绩是最次的），我觉得我分得的糖果，比过去任何一次吃到的都要甜。这时候，老宪说话了：

　　“溥仪今天成绩不坏吧？”

　　“还好，没有废品。”我顶撞地说。

　　“嘻，还是虚心些的好。”他的脸上皮笑肉不笑。

　　“说没有废品就算不虚心？”我心中直冒火，糖果也不觉着甜了。我最讨厌老宪的地方，就是他专爱挑人家高兴的时候找碴子。“如果再出废品，再随你扣帽子吧。”

　　我想堵他这一句就不再理他。不料他走到我那堆成品里顺手拿出了一个，当着众人举了起来说：

　　“请看！”

　　我抬头一看，几乎把嘴里的糖果吸到肺里去。原来我糊倒了标签。

　　我气极了，真想过去把那盒子抓过来扔到那张凹凸不平的脸上。我控制了自己，半晌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你想怎么就怎么吧！”

　　“喝，好大口气！还是臭皇帝架子。”他提高嗓门，“我对你批评，是对你好意。你不想一想。”他听见门外看守员的脚步声，嗓门更响了：“你还幻想将来当你的皇帝吧？”

　　“你简直胡说八道！”我激怒地回答，“我比你笨，不如你会说会做，我天生的不如你。这行了吧？”

　　别人都离开了座位，过来劝架。我们这时住的房间很大，一共有十八个人，除我之外，有三个伪大臣，十四个伪将官。组长是老韦，也是伪将官。张景惠是三名伪大臣之一，他老得糊涂，平时不学习、不劳动，也不爱说话。这天晚上除了张景惠之外，其余的都为了“纸盒事件”参与了议论。有人批评老宪说，既然是好意批评就不应大喊大叫地说话；有人批评我说，盒子糊坏了，就应承认，不该耍态度；蒙古族的老郭认为老宪的态度首先不好，不怪溥仪生气；向来和老宪要好的一个伪禁卫军团长则表示反对，说是老郭用“带色眼镜”看人；又有人说，这问题可以放到星期六的生活检讨会上去谈，一时七嘴八舌，彼此各不相让。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看见“禁卫军团长”拉了吵得嘴角起沫的老宪衣襟一下，而且别人也都突然静了下来。我回头一看，原来管学习的李科员走了进来。

　　原先管学习的李科长，已经调走了，新来的这位又姓李，大家因为对从前那位叫惯了“学习主任”，所以现在对这位李科员也叫“学习主任”。他问组长大家吵什么，老韦说：

　　“报告主任，是由一个废纸盒引起的”

　　李科员听完，把我糊倒标签的纸盒拿起来看了看，说道：

　　“这算是什么大事，值得争吵？标签倒了，在上面再糊个正的不就行了吗？”

　　李科员的这席话把大伙说得个个哑口无言。

　　事情这还不算完。

　　过了几天，负责分配纸盒材料的小瑞向我们转达，另外几组要发起一个劳动竞赛，问我们参加不参加。我们表示了响应。小瑞又告诉了一个消息，说小固在他们那个组里创造了一个用一道手续糊盒的“底盖一码成的快速糊盒法”，效率比以前提高了一倍还多。我们组里一听，觉得参加竞赛是不能用老办法了，得想个提高效率的新办法才行。那时我们常从报上看到关于技术革新创造的记载，如郝建秀工作法、流水作业法等等，有人从这方面得到了启发，提出了流水作业法，就是每人专搞一门专业，抹浆糊的专抹浆糊，粘盒帮的专粘盒帮，贴纸的专贴纸，糊标签的专糊标签，组成一道流水作业线。大家一致同意试试这办法，我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分工序的办法，干的活儿比较简单，混在一起也容易遮丑。谁知道这样干了不久，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在流水作业线里，东西到了我这儿很快地积压起来，水流不过去了。而且，这又是老宪发现的。

　　“由于个人的过失，影响了集体，这怎么办？”他故意表示很为难的样子。

　　这次我一句也没和他吵。我面对着一大叠等着糊亮光纸的半成品，像从前站在养心殿门外等着叫“起儿”的人们那样呆着。当我听到我下手工序的一个伙伴也说我的操作不合乎标准，废品率必然会提高的时候，我知道无论是公正的老郭，还是李科员出来，都不会反对老宪的挑剔了。结果是，我退出了流水作业线，另外去单干。

　　这是我和家里人分开之后，再一次感到了孤寂的滋味，而这次被排除出整体之外，好像脱光了身子站在众人面前，对比特别强烈，格外觉着难受。特别是老宪，那张橘皮脸上露出幸灾乐祸和报复的满足，走过我面前时还故意咳嗽一声，气得我的肺都要炸了。我很想找个同情者谈谈，但是组里每个人都是忙忙碌碌的，都没有谈话的兴趣。碰巧这时我又患了感冒，心里特别不痛快。

　　这天夜里，我做起了噩梦，梦见那张凹凸不平的橘皮脸直逼着我，恶狠狠地对我说：“你是个废物！你只能去当要饭花子！”接着我又梦见自己蹲在一座桥上，像童年时太监们向我描绘的“镇桥猴”那样。突然有个人伸出一只手压在我头上，把我惊醒过来。我在朦胧中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立在我面前，用手摸我的脑门，说：“你发高烧，感冒加重了，不要紧，让我给你检查一下吧。”

　　我觉得头昏昏的，太阳穴的血管突突直跳，定了定神，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看守员发现我在说梦话，又说又闹，叫不醒我，就报告了看守长，看守长把军医温大夫找来了。大夫看过了体温计，护士给我注射了一针药。我渐渐睡着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离去的。

　　我病了半个月，经过大夫、护士每天的治疗，渐渐恢复起来。在这半个月里，我每天大部时间睡在床上，不学习，不劳动，整天想心事。我在这半个月里想的比过去几年想的还多。我从纸盒一直回想到西太后那张吓得我大哭的脸。

　　我从前一回忆起那个模糊的印象，只觉得西太后很可怕，而现在，我觉得她可恨了。她为什么单单挑上我来当那皇帝呢？我本来是个无知的、纯洁的孩子，从任何方面来说，我至少不会比溥杰的天分还差，可是由于做了皇帝，在那密不通风的罐子中养大，连起码的生活知识也没有人教给我，我今天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会，我的知识、能力不但比不上溥杰，恐怕也比不上一个孩子。我受到人们的嘲笑，受到像老宪这样人的欺负，如果让我独自去生活，我真不知怎么能活下去。我今天弄成这样，不该西太后和那些王公大臣们负责吗？

　　我从前每逢听到别人笑我，或者由于被人指出自己无能，心里总是充满了怨恨，怨恨别人过于挑剔，甚至怨恨着把我关起来的人民政府，但我现在觉得这都不是应该怨恨的，事实证明我确实是可笑的、无能和无知的。从前我怨恨侄子们太不顾面子，把我的尊严竟全盘否定了，但我现在承认，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自己作脸的事。比如有一次吃包子，我觉得很香，王看守员问我：“你喜欢韭菜？”我说没吃过，不知道。别人都笑起来说：“你吃的不是韭菜吗？”既然我小到尝不出韭菜，大到迎“天照大神”代替自己的祖宗，我还有什么“圣明”？又如何能不让别人笑骂呢？蒙古人老正是民国初年发动蒙古叛乱的巴布扎布的儿子，有一天他对我说，当年他全家发过誓要为拥戴我复辟而死，他母亲简直拿我当神仙那么崇拜。他说：“真可惜，她已经死了，不然我一定要告诉她，宣统是个什么样的废物！”既然我本来不是神仙，我本来无能无知，又如何怪别人说这类话呢？

　　我只有怪西太后和那一伙人，只有怪我为什么生在那个圈子里。我对紫禁城发生了新的怨恨。我想到这里，觉得连老宪都算不上什么冤家了。

　　我差不多完全痊愈了，这天所长找我去谈话，问了我的身体情况，追问到我和老宪争吵的情形，问我是不是感到了什么刺激。我把经过简单地说了，最后说：

　　“我当时确实很受刺激，可是我现在倒不怎么气了，我只恨自己实在无能。我恨北京宫里的那些人。”

　　“很好，你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弱点，这是一个进步。无能，这不用发愁，只要你肯学，无能就会变成有能。你找到了无能的原因，这更重要。你还可以想想，从前的王公大臣那些人为什么那样教育你？”

　　“他们光为了他们自己。”我说，“不顾我，自私而已。”

　　“恐怕不完全如此，”所长笑着说，“你能说陈宝琛跟你父亲，是成心跟你过不去吗？是成心害你吗？”

　　我答不上来了。

　　“你可以慢慢想想这问题。如果明白了，那么你这场病就生得大有价值。”

　　从所长那里回来之后，我真的放不下这个问题了。到我参加病后的第一次生活检讨会时，我把过去的生活已经想了好几遍。我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怨气却越聚越多。

　　在这次生活检讨会上，有人批评了老宪，说他完全不是与人为善的态度，总是成心打击我。接着，差不多一半以上的人都对他发表了类似的意见，甚至有人把我生病的责任也放在他身上，并据以证明他在大家的改造中起了坏作用。老宪慌张了起来，脸色发灰，结结巴巴地做了检讨。我在会上一言没发，继续想着我的怨恨。有人提出，我应该发表一下意见。老宪的脸更加发灰了。

　　“我没什么意见，”我低声说，“我只恨我自己无能！”

　　大家一时都怔住了。老宪大大张开了嘴巴。我忽然放大了嗓音，像喊似地说：

　　“我恨！我恨我从小生长的地方！我恨那个鬼制度！什么叫封建社会？从小把人毁坏，这就是封建社会！”

　　我的嗓子突然被一阵痉挛埂住，说不下去了，别人唧唧哝哝地说什么，我也听不见了。









我的前半生九　检察人员来了






九　检察人员来了

　　从一九五三年末起，我们连着学习了三个月的《帝国主义论》。一九五四年三月，学习结束后，管理所迁回抚顺。过了不久，检察机关的工作团来到管理所，开始了对战犯的调查。

　　后来才知道，政府为了这次调查日本战犯和伪满战犯的罪行，做了很周密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