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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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的最后六年间，粮食输往日本共计一千一百一十多万吨。

　　在统制粮谷、棉布、金属等等物资的法令下，人民动不动就成了“经济犯”。例如，大米是绝对不准老百姓吃的，即使从呕吐中被发现是吃了大米，也要算“经济犯”而被加以治罪。仅仅一九四四到一九四五年的一年间，被当做“经济犯”治罪的就有三十一万七千一百人。当然，被抓去挨了一顿痛打之后放出来的，并不在此数之内。

　　东北农民在粮食被强征的同时，耕地也不断地被侵占着。根据“日满拓植条约”，日本计划于二十年内从日本移民五百万人到东北来。这个计划没有全部实现，日本就垮台了，但是在最后两年内移人的三十九万人，就经过伪满政权从东北农民手中夺去了土地三千六百五十万公顷。此外，借口应付抗日联军而实行的“集家并屯”政策，又使东北人民丧失了大量土地，这尚未计算在内。

　　又例如，日本统治者为了榨取东北的资源，为了把东北建设成它的后方基地，通过伪满政权，巧立了各种名目，残酷地奴役着东北人民，实行了野蛮的奴隶劳动制度，造成了惊人的死亡。自一九三八年用我的名义颁行了“劳动统制法”后，每年强征劳工二百五十万人（不算从关内征集的），强迫进行无偿劳动。大都是在矿山和军事工程中进行劳动，条件十分恶劣，造成了成批死亡。像一九四四年辽阳市的“防水作业”中，二千名青年劳工因劳动过度不到一年就被折磨死的，竟有一百七十人。吉林省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盛才写来一份控诉书，他说：

　　　　我哥哥王盛有在伪满康德十年旧历一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

　　省当劳工，他在那里吃橡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湖地上，还挨打受

　　骂，共去七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九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

　　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四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

　　这样的家庭，在当时的东北是非常普遍的。不仅是农民，普通的职工、学生，以及因检查体格不合乎当兵条件的，即所谓“国兵漏”的青年，都要定期从事这种奴隶劳动，即所谓“勤劳奉仕”。蛟河县拉法屯的陈承财控诉说：

　　　　伪满康德十年的旧历五月初一，伪蚊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兵”检

　　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一九八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县城。第三

　　日由日本兵押着我们，到东安省勃河县小王站屯做苦工。让我们在野地里

　　挖了一米宽四十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的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

　　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只有橡子面饭团，

　　也不给吃饱。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三分钟。每天重劳

　　动超过十二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

　　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疤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

　　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

　　刘继生就是于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工地上的。父亲在家听说儿子死了，也

　　上吊自杀了。挨打是经常的事。在同年五月初四逃跑了五名，不幸被鬼子

　　抓回一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磨，

　　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肠子流出而死。

　　处境最惨的是“矫正辅导院”里的人。在伪满后期，日本的统治，已经残酷到接近疯狂的程度。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和镇压人民越来越大的反抗，一九四三年颁布了“思想矫正法”和“保安矫正法”，在全东北各地普遍设立了集中营，名为“矫正辅导院”，以所谓“思想不良”或“社会浮浪”为名，绑架贫苦无业者或被认为有不满情绪的人，从事最苦的劳役。有时候，连任何询问都用不着，把行路人突然拦截起来，统统加上“浮浪者”的罪名，送进矫正辅导院。进去之后，就没有出来的日子。那些熬到伪满垮台的人，今天怀着刻骨的仇恨，向人民政府控诉了伪满政权。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原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一九四四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伪警察署。同他一起的有十七个人。他们被毒打之后，被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到东山煤矿挖煤，每天十二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

　　　　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押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

　　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

　　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洋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七天人事

　　不知。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

　　葱，被辅导科的汉奸王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五元

　　钱。他们就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又把我装在麻袋里，不蹲下

　　就敲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三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

　　每隔三四天就抬出七八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十七个人就死了九个。我得

　　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三个弟弟那时最大

　　的十一岁，他们每天讨饭过活。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影，在检举书上写道：

　　　　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一九四四年成立至一九四五年八月九号，囚禁

　　人数达一千一百九十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等

　　地区监狱里押送来的。其中有一人叫陈永福，是我认识的。他在街上行走，

　　无故被警察抓来的。在矫正辅导院里的犯人，每天做工十二小时，每人每

　　天只给六两粗粮，穿更生布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

　　不良，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四

　　两至三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

　　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一二日才抬出

　　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一九

　　四五年三月二十号我亲眼看见使用黄毯子卷尸体三十四具，叫患病的人两

　　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

　　为防止“浮浪者”（被押人）的逃跑，施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

　　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

　　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便上，提

　　回监房即死。

　　伪满的军队、警察、法院、监狱对东北人民的镇压，更是充满了血腥气，造成的惨案更是数不胜数。据检察人员从残余的伪满官方档案里找到的部分材料，就统计出了被伪满军杀害的抗日军民有六万余人，屠杀的居民八千八百余人，烧毁的民房有三千一百余处所。伪满警察、特务机关所杀害的善良人民，那数目是无法计算了。仅据三十六起有案可查的统计，在被逮捕的五千零九十八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群众中，只有三人经不起诉释放，档案中声明判死刑者四百二十一人，未判刑即死于狱中者二百十三人，判徒刑者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其余二千二百八十四名则无下落。伪满时期，东北是警察的世界，几乎村村都有警察。一个县的警察署，就等于是个阎王殿。这种地方制造的惨剧，在地狱里也不过如此。肇源县八家子有位六十一岁的农民黄永洪，当年因为给抗日联军送过信，被伪警察署提了去，他经历了一场集体屠杀。他说：

　　　　这年阴历二月二十六，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三十多人，让拿着洋镐

　　到肇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二十七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

　　三、刘成发四个人，另一批又提二十人，到了西门外，把那二十人枪毙了，

　　又提来二十二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

　　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

　　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四个人将他们四十二人用土都埋了。现

　　在肇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

　　这座活地狱，在“执政”、“康德皇帝”、“王道乐土”等等幌子底下存在了十四年！所有的残酷暴行，都是在我这个“执政”和“皇帝”的标签下进行的。每个受难者都被迫向“御真影”叩拜，背诵“诏书”，感谢“亲邦”和“皇帝”的恩赐。因此，今天每份控诉书后面都有这类的呼声：

　　“要求人民政府给我们申冤报仇！我们要向日寇和汉奸讨还血债！”

　　“给我们死去的亲人报仇！惩办日寇和汉奸！”









我的前半生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十一　“自作孽，不可活”

　　问题之严重，还不仅限于此。

　　日本战犯的坦白、揭发和东北人民群众的控诉、检举，使我们“一所”激动起来了。尤其是那些年纪轻的人，反应分外强烈。在这种情形下，我遭到了侄子、妹夫和大李的揭发。我陷入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仇恨中，其中包括了家族的仇恨。我犹如置身镜子的包围中，从各种角度上都可以看到自己不可入目的形象。

　　这是从我们一所的一次全体大会开始的。那天我们参加过日本战犯的学习大会，工作团的人员把我们召集起来，要大家谈谈感想和认识。许多人从日本战犯大会上感染到的激情犹未消失，这时纷纷起立发言，自动坦白出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别人。人们检举比较集中的是前伪满司法大臣张焕相。他在“九一八”事变前，做过东北讲武堂教育长、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和东北军航空司令。“九一八”事变后，他从关内跑到抚顺老家，千方百计地巴结日本人，给统治者献计献策，上了四十二件条陈，因此，得到了关东军的赏识，并由军政部嘱托爬上司法大臣的位子。他有许多出名的举动，其中一件是他在被起用之前，在家里首先供奉日本神武天皇的神龛，每逢有日本人来找他，他必先跪在神龛前做好姿势等着。另一件是，他曾在抚顺亲督民工修造神武天皇庙，修成后和他老婆每天亲自打扫。在人们的检举声中，他吓得面无人色。后来人们提到他人所以来的种种对抗举动，例如故意糟踏饭菜、破坏所内秩序、经常对看守员大喊大叫，等等，引起了全场人的忿怒。有人向他提出警告，如果今后再不老实，还要随时揭发他，政府也不会饶他。我很怕也被别人这样当场检举，很怕别人也认为我不老实。由于这次检举与认罪，不准彼此透露材料，我怕别人不知道我已做了坦白，觉得有必要在大会上谈谈，表明我的态度。因此，我也发了言。在我讲完了坦白材料之后，刚要说几句结束话，再表明一下认罪决心的时候，不想小固忽然从人丛中站起来，向我提出了质问：

　　“你说了这么多，怎么不提那个纸条呢？”

　　我一下怔住了。

　　“纸条！小瑞的纸条！”小秀也起来了，“那些首饰珍宝你刚才说是自动交出的，怎么不说是小瑞动员的呢？”

　　“对，对，”我连忙说，“我正要说这件事。这是由于小瑞的启发”

　　我匆匆忙忙补充了这件事，而小固、小秀还是怒目相视，好像犹未甘心的样子。幸亏这个大会到此就结束了。

　　我回到监房里，赶紧提笔写了一个检讨书给所方。我想到所长知道了一定很生气的，心里不由得埋怨小瑞，于什么把这件事告诉小固和小秀呢？小固和小秀未免太无情了，咱们到底是一家人，你们不跟老万和老润学，竟连大李也比不上！过了不久，我看到了他们写的书面检举材料，才知道家里人的变化比我估计到的还要可怕。

　　按照规定，每份检举材料都要本人看过。赵讯问员拿了那堆检举材料，照例地说：

　　“你看完，同意的签字，不同意的可以提出申辩。”

　　我先看过了一些伪大臣写的。这都是伪满政权的公开材料，我都签了字。接着便看我的家族写的。我看了不多页，手心就冒汗了。

　　老万的检举材料里，有一条是这样写着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晚上我入宫见溥仪。溥正在写一纸条，此时张

　　景惠及武部六藏正在外间屋候见。溥向我出示纸条，内容大意是：令全满

　　军民与日本皇军共同作战，击溃来侵之敌人（苏军）。溥谓将依此出示张

　　景惠等，问我有何见解。我答云：只有此一途，别无他策。

　　我心想这可毁了！我原把这件事算在吉冈的账上了。

　　大李的检举，更令我吃惊。他不但把我离开天津的详情写了，而且把我写自传前跟他订“攻守同盟”的事情也写上了。

　　事情不仅仅是如此。他们对我过去的日常行为——我怎么对待日本人，又怎样对待家里的人——揭露得非常具体。如果把这类事情个别地说出一件两件，或者还不算什么，现在经他们这样一集中起来，情形就不同了。例如老万写的有这么一段：

　　　　在伪宫看电影时，有天皇出现即起立立正，遇有日兵攻占镜头即大鼓

　　掌。原因是放电影的是日本人。

　　　　一九四四年实行节约煤炭时，溥仪曾令缉熙楼停止升火，为的做给吉

　　冈看，但在自己卧室内，背着吉冈用电火取暖。

　　　　溥仪逃亡大栗子沟，把倭神与裕仁母亲像放在车上客厅内，他从那里

　　经过必行九十度和，并命我们也如此。小瑞的检举里有这样一段：

　　　　他用的孤儿，有的才十一二岁，有的父母被日寇杀害后收容到博济总

　　会，前后要来使用的有二十名。工作十七八小时，吃的高粱米咸菜，尝尽

　　非刑，打手板是经常的、最轻的。站木笼、跪铁链、罚劳役平时得互

　　相监视。孤儿长到十八九岁仍和十一二岁一般高矮。溥仪手下人曾将一名

　　孤儿打死，而他却吃斋念佛，甚至不打苍蝇蚊子。

　　　　在语气上流露出仇恨的，是大李写的：

　　　　溥仪这个人既残暴又怕死，特别好疑心，而且很好用权术，十分伪善。

　　他对佣人不当人待，非打即骂，打骂也不是因为犯了什么错，完全是以他

　　个人情绪如何而定。如有点不舒服啦，累一点啦，用的人就倒楣了。拳打

　　脚踢是轻的。可是他见了外人的时候，那种伪善样，就像再好也没有的。

　　　　打人别具，在天津时有木板子、马鞭子，到伪满又加上许多新花样。

　　　　他把大家都教成他的帮凶，如要是打某人，别人没有动手打，或动作

　　稍慢一些，他都认为是结党袒护，那未动手打的人，要被打得厉害多少倍。

　　侄子与随侍没有没打过人的。一个十二三岁的周博仁（孤儿）有一次被打

　　得两腿烂了一尺长的口子，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