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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川往事-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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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着走着，我的腿开始发抖。因为我知道我爸爸要带我去哪里。
我们进了镇卫生所，里面的赵医生，是我父亲的知交。我进去，看见赵医生正要出门。我父亲上去，和他耳语了几句。
赵医生的脸色变了变，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我父亲的口气很严厉：“老赵。”
赵医生对我说：“小秋，你父亲要求我对你进行妇科检查。”
我抱着胸，抵抗：“我不做。”
“不做亏心事，何怕鬼敲门？”
“赵伯伯，您今年多大？”我反问。
他一愣。“五十五。”
“你敢碰我一下，我告您性骚扰。伯伯是名医，伯伯应当知道，如果病人不想看病，您是不能强迫的。”
赵伯伯看了看我父亲，为难。
我父亲不说话，半晌，冷冷地，一字一字地道：“你在北京，究竟都干了些什么？！”
“嗨，老谢，小秋还小。人在异乡，不容易，你听她解释，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
我父亲很少生气，但我听得出来，他的声音在发抖。
他从荷包里掏出另一样东西：“这是他买给你的，对不对。”
粉红色的手机。他搜查过我的包。
我以为他不懂手机，不料才几秒钟的功夫，他就找到了沥川的电话。其实也容易，这个话机里，只有他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他拨那个号码，信号不对，打不通。
“劳驾，老赵，借你办公室的电话一用。”
我静悄悄地站在门边，听见他在电话里说：
“请问，XXXXXXXXX，是不是你的号码？”
“我是谢小秋的父亲。你认得谢小秋，对不对？你是谁？叫什么名字？”我爸的口气十分严厉。
“你听好，王沥川，”他冲着电话大吼，“我女儿只有十七岁，虽然年轻不懂事，也不需要你的关照。请你高抬贵手，放过她。如果我知道你敢继续和她联系，我上天入地，哪怕是玉石俱焚也绝不饶你，听见了吗？你这畜生、混帐、王八蛋！”
他把我的手机摔在地上，踩个粉碎，然后，踢桌子，踢椅子。
我从来没见过我父亲是这种样子，除了我妈去世的那几天。
我爸收走了我所有钱。
我的箱子，他费好大的气力砸开，细细搜索蛛丝马迹，他找到了那张银行卡，用剪刀剪碎，扔到火里烧了。整整半个月，他不和我说话，我也不理他。
我们终日怒目相对。
我弟说，我爸是看见我箱子上面绑着的一个行李托运牌产生的怀疑。继而搜查我的随身小包，找到了机票。
大年三十那天早上，我们还是不讲话。我弟受不了，对我说，“姐，你还是主动和爸道个歉吧。爸爸气得肝疼，天天到卫生所打针呢。”
我想了想，看着我爸在油炉里炸元子，我走过去，说：“爸，我给您带的药，您吃了吗？”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没吃。”
我说：“爸，您以为我只有十七岁吗？我有五十七岁还差不多。就冲你们两位不知道自己照顾自己的男人，爸，您好意思说我十七岁，年轻不懂事？”
他看着我，无语。
“爸，沥川，是我喜欢的男人。我爱他，谁也拦不住。”
“啪！”我挨了他一巴掌。
“爸，我是您的女儿，您的血流在我身上。当年，为了娶我妈，您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继续说，“我，为了追求我喜欢的男人，也会付出同样的代价。您好好保重。”
说完这话，我骑上我弟的自行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骑了有半里地，我弟追上了我。
“姐，你到哪里去？”
我下来，抱着他哭：“我去昆明，找姨妈。”
“你，你就这么骑到昆明啊？”
“怕什么？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们还一起骑过一次呢，也就是七八个小时的路程吧。”
“姐，现在不比以前，路上乱着呢。”
“我不怕。”
“我和你一起去！我也挺烦爸爸的，姐夫对你好，才给你买头等舱，对吧？换上别人，何必花那个冤枉钱？”
我本来一脸的眼泪，给他说的，差点笑起来：“什么姐夫，胡说八道！你别跟你姐学。”
“你知道，我想报医科，爸非让我学计算机，还说师范好。我不想听他的。”
“医科学费高，咱爸没钱交学费，唉。你放心，姐替你挣钱。”
“姐，有一件事，爸一直瞒着你。”小冬握着拳头说，“你高考的志愿，是爸爸在学校给偷偷改的。”
“我猜到了。北大太贵，我们负担不起。他一个人挣钱，供两个孩子读书，不容易。” 我苦笑，“我不怪他。爸爸一表人才，又是大学生，当年怕咱们受后妈欺侮，硬是一个人过了这十几年。他也挺难的。你别跟着我了，回家看着爸爸。告诉他，我去姨妈家呆一阵子，然后，就回学校了。”
小冬看着我，终于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两张五十块钱：“这是五十块钱，上次你寄给我的。还有这五十块，是我自己攒的。”
“好吧，算你借给姐的，姐一回学校就还你。”
我把一百块钱装在兜里。告别了小冬，一个人，向昆明进发。
我骑自行车骑了整整十个小时，才骑到昆明。中间只下来吃了一个包子，上了一次厕所。
我在客运站的门口停下来，在附近的小商场找地方打电话。
沥川自尊极强，从平日点滴小事都可看出。挨了我父亲这顿没头没脑的大骂，不知他难受不难受。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沥川！”
“小秋！”他的声音很吃惊，“你怎么样？还好吗？”
“还好。你呢？好不好？”
“没事儿。”
“听我说，我爸脾气不好”
“我其实挺想向他检讨，不过他显然也听不进去。”
“那你嗯，厦门的事儿完了？”
“完了，就等结果了。”
“你现在在北京？”
“不在。”
我想起来了，他说，他一般每年到了圣诞节期间，会回一趟瑞士，和家人团聚。
“你在瑞士吗？” 听他的声音这么清楚，我觉得有些奇怪。
“我在昆明。”他说。
“什么？什么？”
“我在昆明。”他又说了一遍，“我着急，想离你近一点儿，真出了什么事，我好帮你想办法。但等了这么久，也没你的电话。”
“我刚到昆明。”我眼睛又湿湿的了。
“什么？现在？现在不是大年三十吗？”他在那一端，着急了，“你和你爸闹翻了？”
“差不多，我骑车到昆明投奔我姨妈来了。”我还在喘气，喘粗气。
“什么？骑车？昆明到个旧不是有三百公里吗？”我觉得，很少听见沥川吼人，但这声音，绝对是吼。
“我骑了十个小时，厉害吧！哈哈！佩服我吧！”我大笑。
“你现在哪里？呆在那里别动，我来接你。”他说。
“哦，长途客运站，快点哦！哥哥，外面好冷。”
“唉！别说你爸，我都想揍你，”他在那头长吁短叹，“你胆子真大，真能胡闹。”
作者有话要说：谢谢大家鼓励~~那个，每天更新很难做到，我尽量做到周更吧。已经很努力了，汗。
16
汽车客运站是一幢白色的大楼，不高，平日拥挤如潮，现在车马冷落。荧光照着青壁，零星的小贩，滞留的行客，一位头发苍白的老人，正一点一点地清扫地上的垃圾。我等了十五分钟，一辆漆黑的奔驰骤然而至，后门打开，走出一位穿风衣的男人，面如荷花，在黑夜中绽放。
除了地井盖子不冒烟之外，我怀疑自己走进了《骇客帝国》的某个场景。
我永远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沥川。他是那么出众，那么独特。不属于这个城市，也不属于我生活的这个世界。
大年三十的夜晚，万家灯火，街道上人迹萧条。
我们相对无言，紧紧拥抱。然后，他捧着我的脸，在灯光下细看，说：“你的脸，怎么是肿的。”
我爸的手特别重。但这是他第一次打我。他倒是偶尔拿皮带抽过我弟，抽得他嗷嗷叫。如果我是家长，打孩子绝对是一种罪恶，可是，凡是我认得的人，人人小时候都被家长揍过，我只好说，这是一种文化。
“肿了吗？没觉得痛啊。哦，哦，是这样的。路上有个小子想抢我的钱包，我打了他一拳，他打我一卷。然后我骑车跑了。”我赶紧拿风帽遮脸。
“青天白日的，演什么武打片嘛。”他哼了一声，拉开门，让我上车。
“自行车怎么办？这是我弟的。”虽然自行李看上去和奔驰太不合拍，但我也不能就这么扔了吧。
“我来拿。”
他将满是泥泞的自行车放到汽车的后备箱里。
“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吧，”他钻进后座，递给我手机，“夜半出逃，担心你的人一定很多。”
我看了看表，七点刚过。犹豫了一下，我拨通了姨妈家的电话。
我姨妈大我母亲四岁，她不喜欢小地方，便通过别人介绍，嫁给了我姨父，昆明市机床厂的工人，劳动模范。我姨妈年青的时候，工厂的劳动模范都是抢手的男人。嫁给他们除了努力，还需要一些运气。现在，国企不景气，劳动模范也被迫下岗。我姨父先养过一阵子狐狸，指望能卖几个钱，没成功。又摆地摊卖皮带和地下杂志，也没成功。于是干脆提前退休，给一家商场当了保安。他尽职尽责，边干边学，节假日跟着一位大哥跑服装，到广州进货，打了一阵下手之后，终于就在那家商场租了一个铺面卖衣服。没有发，但维持一家大小的吃穿没问题。何况我的两个表姐都大了。大表姐敏敏嫁到上海，一年也就回来一两次。小表姐珠珠高中毕业读了夜大，现在在一家房地产公司作销售小姐。以前我在个旧的时候，每年姨妈都会回来拜年，看望我们一家，还有舅舅、外公、外婆。每年寒暑假我和弟弟也常常去姨妈家过周末。爸爸说，姨妈家里挺困难的，房子小，所以不让我们多打扰。每次去，送上诸多礼物，最多只呆一天就走。
电话响了一声，就听见我姨妈的声音。
“喂，哪位？”
“姨妈，我是小秋。”
“哎！你这妮子！大年三十跟你爸闹什么闹，你爸都来好几个电话了。”姨妈在那头披头盖脸地训我，我在这头都能感到她乱飞的唾沫。
“我刚到昆明。敏敏姐回来了？”背景音，一片喧闹。
“这不，一家人都来了，还带着豆豆呢。珠珠和她的男朋友也在这里。你快过来吧，年饭还没开始吃呢。”
姨妈家就是一室一厅，要挤三家人，怎么睡。我说：“姨妈，还记得明明吗？苏明明？”
“怎么不记得，你的死党嘛。”
苏明明是我的高中同学，死党之一。她爸妈离婚后，妈妈嫁给了昆明市的一个商人。明明也就搬到了昆明。她们家房子大，她继父跑生意总不在家，我以前每次去姨妈家，都会顺便在她家住几天。
“我这几天住她家里，明天上午来给您拜年。”我平平静静地撒了一个谎。姨妈不知道明明家的电话，“爸要问起我就说我一切都好，初六回北京。”
“去什么明明家，就在姨妈家住。你跟珠珠挤一挤就可以了。”
“已经和明明说好了。我明天过来给您拜年。姨妈，我挂了啊！”
我姨妈属于这种人，当事时很糊涂，你只要多给她五秒钟去想，她就会变得格外聪明。我知道我再说一句话，姨妈就会问明明家的电话号码，那时，我就穿邦了。
然后，我拨电话找明明。听见老友的声音，明明一阵尖叫。我面授机宜，三言两语，求她cover。一切交待完毕，我收线，转过头去看沥川。
“也许你该在你姨妈家吃年饭。”他说，神情有些落漠。“如果你爸打电话过来，至少可以和他缓和一下。”
“沥川，”我轻轻抚摸他的脸，“这是大年三十。我爸爸不要我，我姨妈不需要我，而你，孤身到异乡，为了我，从厦门飞北京，从北京飞昆明，我最应该陪的那个人，是你。今晚，就算我爸找到这里，把我大卸八块，我也要和你在一起。你的，明白？”
他悠悠地笑了，攲身过来，吻我的脸和额头。
“唔，你喝酒了？”我嗅到一丝酒气，还有，他一向冰凉的手，是烫的。
“一点点，啤酒。”
我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
“你在发烧？多少度？”
“可能有一点，没量过。”他拿开我的手。
我正想说话，汽车驶过一个月亮形的小湖，缓缓停在一座华灯四射的大厦面前。
招牌上四个大字：翠湖宾馆。
宾馆的大厅有足球场那么大，四面放着考究的沙发，沙发背后种着竹子。我一路跟着他上电梯，进了他的房间。
那是一个套间，中西合璧，极尽奢华舒适。他替我脱下外衣，挂进衣柜。
“是秘书给你订的这家宾馆？”我问。
“是她订的。不过，我也是慕名而来，听说这里的套间设计出自I。 M。 Pei之手。”
“谁是I。 M。 Pei ？”
“贝聿铭老前辈，”他说，“我格外喜欢他的内庭采光，而且，我也喜欢玻璃。”
显然，这句话我听得半懂不懂，他笑了笑，解释：“城市的摩天大楼像一只只空间巨兽，只有玻璃可以把它们藏起来。”
他的办公室里摆着三个二十一寸的苹果显示屏，另一张桌子上有一幅巨大的设计草图，旁边是几个空空的啤酒瓶。桌下是他的轮椅，碳纤纬框架，非常轻便，折叠起来不到十三磅。椅垫是根据他的身体特制的。沥川绘图有时需要坐很长时间，只有坐在这张轮椅上，才不会太累。
我在想，每次旅行，他一个人走路都够难的，还要带上这些东西出入机场，是不是格外不方便。
“你的手提不够用吗？”我问，“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的显示器？宾馆连这个都提供吗？”
“不提供，”他说，“我不喜欢看小的显示屏，这些都是我在这里买的。”
“可是，要是带走的话，岂不是很麻烦？”
“我不带走，用完了就捐给宾馆。”
“这个太浪费了吧？”
“不算浪费，如果能用它弄出好的效果图的话。”他眨眨眼，“有句老话叫什么来着，工什么，器什么。”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就是这句。”他斜倚墙边，看着我。
“什么时候到的昆明？”
“你爸一骂我，听那架式好像你遇到了麻烦，我第二天就来了。”
“那么，”我说，“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这里，有半个月了。”
“反正我也有很多事要做，很多图要画。住哪里都差不多。”他耸耸肩，表示没什么大不了。
我去洗澡，出来，没衣服换了，只好穿他的衬衣和短裤。趁这当儿他去订了一份晚餐，我狼吞虎咽，一扫而光，都不知道是些什么菜。
“三十晚上，你通常会做些什么？嗯？”他从身后圈手过来吻我。
“吃完年饭，到我外婆家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不喜欢看电视。电视太吵。我们一起读书，好不好？”他文绉绉地说，“我的包里有一本哈姆雷特。”
沥川一向不这么酸的啊。这是怎么了。我觉得他的脸很烫，呼吸也很烫，手还是热。于是，我说，“什么哈姆雷特，瞧你这样胡言乱语的，你一定发烧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
“不看医生，医生难看。你洗完澡好香，我就要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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