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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待遇不平等审视-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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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考大学，是农民子弟离开农村的独木桥，使农村的仅有的几个人才进了城。所学内容与农村现实脱节，读了10几年书如果考不上大学，没有多少用处，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我初中同学，有不少上了农村技校，毕业后也想在农村起科技带头作用。但在经受了搞养殖、种植的一系列打击后，都不干啦。有几个又从初一读起，考上初中中专，跳出了农门。
我相信这位年轻人反映的都是实情。值得注意的是，人才的流动是与物质的流动相伴随的。与人才一起流走的不仅是农村优秀的人才，更有大量的资金。据统计，1985年至1994年，净流出农村的资金累计达3057亿元，年均300亿元。农业投资在整个国民经济总投资中的比重持续呈下降趋势。“一五”至“五五”期间，农业投资所占比重一般稳定在10％左右，但从1981年起，这个比重逐渐缩减。1985年，全国投资总额比上年增长了45％，而农业投资却下降了0。5％。多年来，中国农业投资一直处于欠帐状态。
中国农村经过统购统销、上山下乡几次挫折，发展到今天已经是元气大伤，积重难返。由于这种情况，社会上出现了一些怀旧情绪是不可避免的。《读书》杂志上出现了一篇署名“高家庄”的文章，此文将文革期间说成是农村教育最好的时间。有人对此不赞成，写文章反驳，但我对这种文章是理解的。新左派在近几年里在中国冒出水面，是有它的时代土壤和气候的。但要形成“派”或“流”，总避免不了偏激和极端。因此，我希望这些学者也要全面地看一下问题，不要意气用事。
在昨天＇6月2日＇我的电子邮箱里有国研网发来一份邮件，其中一篇文章是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同志所写的“当前我国经济面临三大突出问题”。郑先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2000年的中国》研究回顾座谈会上提出，当前我国面临的问题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面临的问题有些是相同的，有些是不同的，而最突出的有三个问题：
第一是投资和消费的问题。自从90年代以来，投资的比例占整个GDP使用结构中的比重逐步提高，而最终消费的比重逐步降低。原来制订“八五”计划时，提出投资率保持在30％，实际结果是37％点多。十几年的时间里，投资率始终这么高，最终消费率逐年下降，由80年代初期的70％多降到60％多，一直降至现在的57％到58％。郑新立认为这是导致目前需求不足的最根本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的关系，现在市场需求基本上满足了，大部分产品供过于求，但技术密集型产品却大量依赖进口，其关键技术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瓶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投资过多地去搞基础设施建设，就会延误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
第三个问题就是农民收入问题，这已经成为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已经连续4年下降，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中部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2年绝对额下降。另一方面，农民的负担又降不下来，有的地方反而在增加，所以农村的情况非常令人忧虑。怎么增加农民的收入，这是目前面临的难题。郑新立希望经济学家们多投入点时间研究怎么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士认识到中国的农村问题和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对政府决策有影响力的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应该说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所长陆学艺和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副院长刘福垣同志，另外社科院人口所的所长蔡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中国科学院从事国情研究的胡鞍钢、中国改革基金研究所的所长樊纲等学者，都写出非常好的文章。归纳这些学者的意见，集中一句，便是放弃样板戏式的赶超发展战略，转向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公平国民待遇，打破户籍管制，破除身份歧视，缩小中国巨大的城乡和地区差距，减少人民之间发展的巨大不平衡。否则，中国社会将是一个危险的火药桶。
我至今难以忘怀一些中国学者官员的道德良心。那是在2000年秋天由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西单广州大厦一间会议室举办的研讨会。报告和研讨的内容是如何减持国有股。当时之所以决定出售国有股，是因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出现了巨大缺口，想通过在股市上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这一缺口。但这时原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所长秦池江同志说话了：现在国有企业的资产还有农民的一份，不能光用到城市人的社会保障上来。那就是说，出售国有企业的资产不能忘了农民的份额。我认为这是一句真正公道的话。改革开放前30年里，农业向工业倾斜了7000多亿元资金，如今这笔资金至少膨胀增值了十几倍，至少占今天国企固定资产总量的一大半。今天，国家在分配和使用这笔资源的时候决不能将中国农民排除在外。许多国家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开始向农业输入资金。今后，中央政府即使是向农民反哺几万亿资金也是应该的。
但遗憾的是，2001年3月人大会期间决定好了的要减轻农民税费的决定居然在几个月之后放弃。朱总理在人大闭幕记者招待会上说过，每年的农业税也就是800亿元，加七杂八也不过1000亿元。将农业税率从15％降低到8％也就是7个百分点，不过少收入三四百亿元，但最后即使是这300多亿元也降不下来，也要变卦。这说明了我们社会对农民的态度。从1998年以来，光是建设债券就已经发了4000多亿元，但宁肯将大把的钱投到硬件建设上，也不投入最贫困的人口。胡鞍钢同志曾指出，中国的投资只重视硬件投入，不重视软件投入＇即教育、文化、卫生和环保等＇。许多年来，中国的硬件投入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倍之多，而软件投入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农民也是硬件，但国人似乎对此完全没有想到。
在写此书期间我写了一篇文章，建议中央政府连续三年减免农村的税收，连减三年也不过2000亿元，但这2000亿元对中国经济拉动作用可能要大于基础设施投资。目前我国许多地方人均耕地已经不足一亩。按联合国的标准，一亩耕地是维持一个人生存的最低限度。低于这一标准，国家根本不该向这部分人收税费。但这一思想对于当前社会好似天方夜谭。2001年6月19日，广东顺德格兰仕集团在北京香格里拉饭店举行“中国企业发展论坛”。我在会上发言谈了这一思想，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反哺农村的时代，如果中国政府在近几年里向农民倾斜2000亿元资金，中国的内需一定会得到明显的启动，格兰仕集团也用不着费心尽力地去开拓国外市场。但遗憾的是，坐在一侧的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副所长包月华教授却连连摇头。同样是搞宏观研究的人，看法却迥异，实在遗憾。好在我的观点并不孤立。就在那几天，无意中在樊纲的文章中也见到了同样的建议。他在2001年6月19日《中国经济时报》“新视点”一篇文章中呼吁：“取消本身占财政收入比重很小、又能有利于农民收入改善的农业税。”这说明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很多人是认识到了。
2001年7月16…17日，一群学者聚集在青岛的一个宾馆里研讨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经贸部研究院的马宇同志提到入世之后的农业补贴问题，世贸组织允许中国按农业GDP的10％比例对农业进行补贴。我一计算，中国如果真按这一比例对农业补贴，那农民可要来第二次翻身解放了。目前中国农业的GDP大约为1。5万亿元，百分之十就是1500亿元，中国农业要是每年能得到1500亿元的补贴那可要烧高香了。即使是按5％的比例补贴，中国财政一年也要拿出750亿元向农村投入。但就目前的状况，世贸组织真得给你这个条件，你自己能实现吗？让你补可能你也无力或者不愿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业怎能不虚弱？怎能与国际市场抗衡？
2，城乡差别的危害
一个国家如果存在着巨大的二元结构下的城乡差别，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危害。我认为中国的城乡差别目前可看到的至少有五大危害，第一是迟滞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第二是环境破坏影响了全体人民的生存质量，第三是愚昧落后的风俗习惯和封建文化肆虐社会，第四是城乡差别败坏了社会道德，在国民中造成了人格、身份和待遇的不平等，社会上流行着歧视观念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心理。第五是农村落后的封建政治文化始终对整个中国政治文化有着较大影响。
＇1＇，经济和人口影响。
1999年下半年，由于经济持续下滑，以王洛林为首写作的社会科学院秋季报告将城乡二元化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瓶颈”之一。国家计委研究院副院长刘福垣同志的一篇文章将城乡二元结构列为影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第一因素。这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一边是庞大的城市工业生产过剩，一边是贫穷的农民买不起工业产品。中国经济在人均GDP仅700美元时就出现了生产过剩，很大程度上是农民购买力低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当城市工业畸形发展起来后，必然要受到冷落，经济增长速度必然要下降。这就是最近几年中国经济迟迟难以回升的重要原因。
比如城市的房地产业，这些年来，不少城市的商品房不向外地人开放，没有本市户口的人不许购买商品房。这一局面，导致中国城市的房地产也一度步履维艰。1999年，是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得极其艰难的一年。当时，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由于受销售价格的影响，土地开发面积也在减少。1…4月份全国共完成土地开发面积1093万平方米，增幅较1…3月大幅度回落26个百分点。至于商品房空置面积，4月份的指数达到102。39点，比3月份增加了1。13点。1…4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1534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7％，空置面积达到650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
试想一下，如果打破商品自由流动中的一切关卡，如果人们都能自由的迁徙，自由的购物买房，中国经济和中国房地产业何至如此！中国经济有必要靠连续三年发行国债来强行拉动吗？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城市化。如果打破人口、劳动力、各项生产要素流动关卡，中国这种国家完全可以10％的增长速度再发展10年甚至20年。可惜，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一些已经僵化了等级观念头脑是不会明白这些道理的。在一些城市里，管卡压已经成了一些官员的偏好和行为习惯。如果没有管卡压，这些官员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就是我们体制的悲哀：养了一群人专门搞管制，既耗费了纳税人的财富，又迟滞了中国经济健康和快速的发展。
另外，传统农业经济最大的生产力是人，因此，农民具有天生的多生多育倾向。由于不能加速城市化，大量的人口滞留农村，使中国在建国后这50年里至少多生出1亿人口。既增加了社会人口负担，有迟滞了农业生产机械化。并且，大量农村剩余人口未来将对中国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现在还难以定论。
＇2＇，环境影响。
在环境方面，由于人为地将农村人口堵在狭小的生存空间，于是，过度的土地承重必然导致环境灾难。近几年春天北方地区连续出现罕见的沙尘暴。在去年发生沙尘暴之后，福建电台打电话来采访我同时还采访气候和林业方面的专家。我说造成沙尘暴天气的因素有气候、植被、经济因素，但制度和观念因素尤其应当引起注意。中国当前的环境问题表现为典型的“上游得病，下游吃药”模式，边远贫困地区的人口在上游乱砍乱伐，下游城市人承受着风沙和洪水的袭击。可以说2000年春天沙尘暴来得非常及时，继1998年长江大洪水之后，中国敲响了第二次环境警钟。这种环境灾难不仅可以引起洪灾、旱灾、沙尘灾，还可以引起人灾，即大批的流民。
2000年4月6日，对于北京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人民都是个值得记忆的日子。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可以引申出许多当今中国社会头等重要的问题。那一天，北京上空尘土飞扬，沙尘暴肆虐整个中国北方。由于白天没出门，我对外面的情况还不甚了解，只知道天空情况异常。把门窗堵的严严实实，屋内空气还是充满了细密的粉尘味。
下午四点半，我去国际贸易中心的中国大饭店，参加英国方面举行的一个高层酒会。汽车驶上长安街，才看清了北京的天空，黄尘弥漫，西风浩荡，可以想象到上百吨的尘土正在华北大地降落。我立刻产生一种担心：要是日后年年春秋天刮黄土，天天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那日子怎么过？
开春以来，有过几次扬尘天气，但都没有今天这么厉害，特别是没有象今天这样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对西部环境，我总是往好处想，溢美性的媒体报道也往往在帮助自己树立信心。但这次沙尘暴的降临，使我清醒地意识到：愿望不等于现实，我国西北部的生态环境在继续恶化。
思索着发展模式的体制原因时，汽车驶进中国大饭店的门廊。我总算没象大街上的行人那样藏头缩脑地躲避尘土。进到大饭店，就完全进入另一个豪华世界。酒会大厅富丽堂皇，可以使人暂时忘却外面的飞沙走石。出席酒会的都是些重要人物，有前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西方一些大公司的头头脑脑和国内一些著名学者。
端着酒杯跟人交谈，一眼见到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的刘福垣副院长和社科院副院长王洛林先生。他们俩的理论观点对治理沙尘暴也有重要作用。刘先生在去年的一篇文章中，第一次将城乡两元结构列为阻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头等因素。计划经济下形成的城乡两元分割，今天正制约着中国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如果不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减少中国农民的数量，不打破僵死的户籍制度，中国经济将在旧体制的桎梏中难以自拔。
反过来看看北京市的表现，规定了一百多个工种不许外来人口涉足。那好吧，你城市人不是不让我们进城吗？我们只有在上游毁林开荒，在土里刨食。最后造成发洪水，沙尘暴，反正环境恶化了大家一起遭殃。根据这种上下游的关系，城市人要向边缘地区的兄弟们伸一把手了。在一个环境共享的时代，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值得庆幸的是，199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姓崔的研究员终于写出了一份生态脆弱地区人口迁徙研究报告，开始系统地解决西北部地区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就在4月6日当天，首都经济圈的学者们又聚集在一起，旗帜鲜明地提出城市化已经成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头等重要问题，要加速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这个酒会散后，我在步出大厅时碰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先生，他说他正要去香港参加中国石油公司股票上市的活动，但去香港的飞机因沙尘暴不能起飞，只好到大饭店来暂时过夜。回家后看电视，得知这一天北京机场有数百架飞机不能降落和起飞，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场黄尘对北京的危害有多大。
1998年之后，中央政府终于明确地发出退耕还林的指示，计划在数年内退耕还林9000万亩。江主席还发出“再造一个秀美的西部山川”的口号。我在1982年就写文章呼吁的问题，历经18年才成为政府的行动，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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