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给我一个姑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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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抓女流氓　…　序
　　从时间上说，这篇东西是《万物生长》的前传。从内容上说，与《万物生长》没有任何关系。之后会写一篇《万物生长》的后传，写一个从北京到美国，混不下去再从美国回到北京的庸俗爱情故事，题目暂定为《北京北京》。
　　《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的写作动机非常简单，在我完全忘记之前，记录我最初接触暴力和Se情时的感觉。
　　那时候，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激素分泌正旺，脑子里又没有多少条条框框，上天下地，和飞禽走兽最接近。但是，这些灵动很快就被所谓的社会用大板砖拍了下去。双目圆睁，花枝招展，眼见着转瞬就败了。有了所谓社会经验的我，有一天跑到南京玩，偶然读到朱元璋写莫愁湖胜棋楼的对子：“世事如棋，一着争来千古业；柔情似水，几时流尽六朝春。”当下如五雷轰顶：又被这帮老少王八蛋们给骗了，朱元璋的对子白话直译就是：控制好激素水平，小心安命，埋首任事，老老实实打架泡妞。朱元璋是混出名头的小流氓，聚众滋事，娶丑老婆，残杀兄弟，利用宗教，招招上路而且经验丰富，他的话应该多少有些道理。
　　那时候，在北京晃荡，最常见的一个汉字就是“拆”。刷在墙上，多数出自工头的手笔，白颜色的，平头平脑，字的周围有时候还有个圈，打个叉。“拆”不是“破”，“拆”比“破”复杂些，不能简单地一刀捅进去，需要仔细。本来想抓来做书名，反映当时的活动和心情。但是出版者嫌名字太平，而且也被一些现代艺术家反复使用，既不抓眼，又不原创，于是算了。
　　那时候，听崔健的歌，看他一身行头，像动不动就号称帮我打架的大哥。记得他有一句歌词，说有了一个机会，可以显示力量，“试一试第一次办事，就像你十八岁的时候，给你一个姑娘”。我感觉，改改，是个好的小说题目，决定拿过来用。　　　　　　　
朱裳
　　我早在搬进这栋板楼之前，就听老流氓孔建国讲起过朱裳的妈妈，老流氓孔建国说朱裳的妈妈是绝代的尤物。我和朱裳第一次见面，就下定决心，要想尽办法一辈子和她耗在一起。
　　十七八岁的少年没有时间概念，一辈子的意思往往是永远。　　　　　　　
私塾教育
　　“你现在还小，不懂。但是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想，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没准也会问自己，从小到大，这辈子，有没有遇见过那样一个姑娘，那脸蛋儿，那身段儿，那股劲儿，让你一定要硬，一定要上？之后，哪怕小二被人剁了，镟成片儿，哪怕进局子，哪怕蹲号子。这样的姑娘，才是你的绝代尤物。这街面上，一千个人里只有一个人会问这个问题，一千个问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一个有肯定的答案，一千个有肯定答案的人只有一个最后干成了。这一个最后干成了的人，干完之后忽然觉得真他妈的没劲儿。但是你一定要努力去找　　，去干，这就是志气，就是理想，这就是牛逼。”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老流氓孔建国和我讲上述一席话的时候，背靠一棵大槐树，知了叫一阵停一阵，昭示时间还在蠕动。偶尔有几丝凉风吹过，太阳依旧毒辣，大团大团落在光秃秃的土地上，溅起干燥的浮尘。很多只名叫“吊死鬼”的绿肉虫子从咬破的槐树叶子上拉出长长的细丝，悬在半空，肉身子随风摇摆。老流氓孔建国刚刚睡醒，赤裸着上身，身子还算精壮，但是小肚子已经渐拱，肚脐深深凹进去，脸上一道斜挂的刀疤显得苍白而慈祥。一条皮带系住“的确良”军裤，皮带上有四个排在一起的带扣磨得最旧，像年轮一样记录老流氓孔建国肚皮的增长：最里面一个带扣是前几年夏天磨的，下一个是前几年的冬天，再下一个是去年冬天，最外边是现在的位置。老流氓孔建国午觉儿一定是靠左边睡的，左边的身子被竹编凉席硌出清晰的印子，印子上粘着一两片竹篾儿。老流氓孔建国头发乱蓬蓬的，说完上述这番话，他点了棵“大前门”烟，皱着眉头抽了起来。
　　我爸爸说，他小时候上私塾，填鸭似的硬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四书和五经，全记住了，一句也不懂。长到好大，重新想起，才一点点开始感悟，好像牛反刍前天中午吃的草料。我爸爸总是得意，现在在单位做报告，常能插一两句“浮沉千古事，谁与问东流”之类，二十五岁以下和五十岁以上的女性同事通常认为他有才气有古风。
　　当老流氓孔建国说上述这番话的时候，我一句也听不懂。我也是刚刚睡完午觉，脑子里只想如何打发晚饭前的好几个钟头。我觉得老流氓孔建国少有的深沉。说话就说话吧，还设问，还排比，还顶真，跟语文老师似的。心里痒痒、一定要做的事情，我也经历过，比如被尿憋凶了踮着脚小跑满大街找厕所，比如五岁的时候渴望大衣柜顶上藏着的萨其马，比如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想要一双皮面高帮白色带蓝弯钩的耐克篮球鞋。
　　所以现在我想起来后怕，如果没有老流氓孔建国对我的私塾教育，我这一生的绝代尤物将一直是便急时的厕所、萨其马和皮面高帮耐克鞋之类的东西。　　　　　　　
抓女流氓
　　老流氓孔建国已经很老了，比我大出去二三十岁。和唱戏的类似，流氓四五岁一辈儿人。常有出了大名头的老流氓被隔了一辈儿的小流氓灭了，一板砖拍傻了，一管叉捅漏了，这也和唱戏的类似。按年龄算，从道上的辈份上论，我和老流氓孔建国足足差出五六辈儿。
　　我当时十七八岁，正是爹妈说东，我准往西的年纪。　
　　搬进这栋板楼之前，我老妈反复强调，这楼上楼下，绝大多数是正经本分人，可以放心嘴甜，滥叫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给糖就要，给钱就拿，不会吃亏。他们家的孩子找茬，我可以自行判断，如果有便宜占，就放手一搏，别打脸，瞄准下三路，往死里打。但是有两组人物，我必须躲着走。
　　其中两个人物是一组，姓车，是朝鲜族的一对孪生姐妹，眉毛春山一抹，眼睛桃花两点。脸蛋长得挺像，一样的头发过肩，但是身材有别。一个小巧，跌宕有致。一个健硕，胸大无边。所以小的叫二车，大的叫大车。刚刚改革开放，大车、二车就仗着非我族类而奇装异服，我老妈眼尖，看见她们“脚脖子上都戴金镯子，叮当坏响”。
　　大车、二车总是双宿双飞，她们驶进楼里的时候，我总是放下手里的教科书和作业本，跑到阳台，扒着张看她们的奇装异服，看她们又拉来了什么人物，看她们一清二楚的头发分际，分际处青青白白的头皮，分际两边油光水滑的头发。当时还没有“海飞丝”，劲松小区还是庄稼地，夏天可以在稻田里捉蜻蜓，武警官兵在周围养猪放羊。我洗头用一种“灯塔”牌的肥皂，涂上去感觉自己的脑袋像个大号的猪鬃刷子，但是我记得清清楚楚，大车、二车的头发没有一点头皮屑，茁壮得像地里施足肥料的油绿绿的庄稼。那种油光水滑，眼珠子掉上去，也会不粘不留地落到地上。我的眼睛顺着她们的头发滑下去，她们雪白的胸口一闪而过，我的心里念着儿歌：“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可我知道，竖起来的不是耳朵。
　　那时候我爸是单位里的忙人，代表群众的利益，出门挣钱，常年在外。我姐姐是老实孩子，剃个寸头，促进大脑散热。用功无比，还是老拿不了第一，把头发剪得再短，也当不了她班上男生心目中的第一大牲口（学习好的女生都是牲口），于是头也不抬，更加用功。我老妈小时候是农民，长大混到城市当了工人，是国家的领导阶级。我老妈把劳保发的白棉线手套带回家，然后拆成白棉线，然后替我和我姐姐织成白棉线衣，一点风不挡，一点弹性也没有。我老妈拆棉线织线衣的时候，被拆的手套戳在一把倒过来的椅子腿上，她坐在对面，她穷极无聊，总想找人聊天。那时候的电视是九寸黑白的，老妈不爱看，她一三五说电视主持人弱智，二四六说电视主持人脑子里有屎。姐姐总在做功课，我妈就来和我贫。我极能臭贫。我妈说，将来嫁给我的女孩子有福气，找了我，有人说话，不用看弱智电视，省电，一辈子不烦。
　　我妈说，安心功课，别闻见香风就窜到阳台上去。我说，鸿雁将至，我保护视力，我登高望远，我休息休息，看看乘客是谁，看看有没有我爸乔装打扮混在其中，好报告我妈。我妈说，乘车的都不是好人。我说，乘车的好像都是街面上挺得意的人，不知道我爸够不够级别。我妈说，不许你搭理她们。我说，是人家不搭理我，人家是女特务，我才只是个红小兵，远不到红队长、红支书、红主任的级别，除非我腰里掖着鸡毛信，否则人家才不会摸我呢，我的级别差得远了。我妈说，人家要是就诬陷你腰里掖着鸡毛信呢？人家要是偏要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还小”。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阿姨我怕怕”。我妈说，人家要是还搭理你怎么办呢？我说，我就喊“抓女流氓啊，啊———啊———啊”。
　　还有三双手套剩着，我妈的棉线没拆完，线衣没织成，就总是没完没了，警惕性很高。我还是个孩子，所以空气里永远有感冒病毒，街上永远有坏人，即使没有特别坏的人，也要从好人中确定比较坏的人，然后给他们戴上帽子，他们就特别坏了。
　　我像期待感冒病毒一样期待着坏人，得了重感冒就不用上学了，我妈也不用上班了，还给我买酸奶喝。酸奶是瓷瓶装的，瓶口罩张白纸，用根红皮筋绷了，喝的时候拿一根塑料管捅进去，噗地一声。医院里有来苏水的味道，老女医生老得一脸褶子，又干净又瘦像个巫婆，年轻女护士歪戴着个小白帽，遮住油光水滑的头发。她们通常用口罩糊住五分之四个脸，眼睛从不看我的眼睛，只是盯着我的屁股。碘酒在我屁股上丝丝蒸发，我感到一丝丝凉意，“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我知道那一针就要来了。
　　但是女特务永远叼着烟卷抹着头油鲜艳在电影里，大车、二车始终也没有给我机会，让我高喊“抓女流氓”。　　　　　　　
十万个为什么
　　我不能亲近的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老流氓孔建国。我让我妈给个理由。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两眼贼亮，一点不像好人，而且具有教唆青少年学坏的强大力量。我说，以貌取人，太笼统，我的眼睛也贼亮。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不事生产，不属于工农商学兵，无法归类。我说，孔丘、荆轲、李渔、鱼玄机、苏小小、陈圆圆，我的偶像都无法归类，他们拼命不随大流，弄出些故事，让大家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我妈说，老流氓孔建国没有单位，社会关系复杂。我说，我妈的社会关系也复杂，我妈认识副食店卖肉的，净给我妈切瘦的，偶尔还　　免肉票。我妈认识厂子里做冰棍的，她领的冰棍都是第一锅冻的，色重香浓，一看一舔就知道是红果味儿的，吃一口，香精浓得麻嘴。我妈还认识邮局卖邮票的，新邮票上市我妈不用排队就能买到，转手到月坛邮市就能卖个高价。我妈说，你妈妈的，我是你妈还是你是我妈？你给我听好，不许你和老流氓孔建国穷混，否则棉线衣的领子给你织紧一寸，不许就是不许，没有那么多道理。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总体来说简单枯燥。早上天刚亮就被老妈吼醒，扒拉几口稀粥咽几口馒头，富余两三分钟就在馒头里抹层芝麻酱和白砂糖。然后骑车上学校。路上常碰上同班或是同年级的女同学，早上的太阳底下，她们的“的确良”或是“乔其纱”的小褂半透明地摇摆，很容易知道有没有戴奶罩，甚至看到背后是用钮扣还是搭钩固定的。现在想起，这种半透明的摇摆比抽屉里的成｜人录像淫荡百倍。
　　要是女生长得太丑，就狠蹬几下超过去，让她们看见我潇洒的身影和崭新的褐红色塑料底布片鞋。要是长得还端正，天气又好，就搭讪几句一路骑过去，早上的太阳底下，女生头发的颜色和其他时候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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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闹动乱，没有地震，白天总要上课。数学老师因为自己是弱智，总把学生当弱智对待。数学老师为了讲解负数概念，在教室里的水泥地板上走来走去：“我向前走三步，我向后走四步，我一共前进了几步？”当时文学绝对是显学，所有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文学男青年、文学女青年和不上进青年。所有语文课老师都热爱文艺，偷偷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努力在报刊上发表，用气质弥补身材长相的先天缺陷，坚信一定能万众瞩目、扬名四海。我们语文老师是个戴小黑眼镜的小老太太，精气内敛，表情刚毅，偷偷写言情小说，还隔三差五在《北京晚报》五色土文艺副刊公开发表几行朦胧诗。她总给高分的几个心腹学生都精通两种修辞方法：排比和拟人。我们语文老师说，排比用以论述，有气势。拟人用以抒情，有情调。我觉得语文老师在文字上灭我有些困难，我从小就觉得文字如胶泥，捏起来有趣。我小时候热爱毛主席，背他老人家的诗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觉得白居易“九岁知音韵”没什么了不起。进而热爱毛主席激赏的李白，背“天上白玉京，五楼十二城”，觉得毛主席的确喜欢得有些道理。我上进心最炽烈的时候，写作文《游园有感》，尝试了拟人手法：“公园一角，有个池塘。池塘边一棵柳树，池塘里一条金鱼。我好似水底鱼随波游戏，你好似池边柳将我调戏。”小黑眼镜语文老师立刻用板砖拍死我，批注如下：“格调低下，心理邪仄，有严重流氓倾向。建议家长没收其所有不良课外读物，订阅《北京晚报》，特别精读五色土副刊，引导其灵性，抒发其才气，不致堕入歪路。”
　　我中午在学校包伙，每月八块五，一荤两素三两米饭。晚上回家吃，饭后常常有作业需要对付。周末可以睡个懒觉儿，然后借姐姐的月票去坐公共汽车胡逛，姐姐长得粗壮，我长得清秀，我在她月票的照片上添了笔小胡子，半男不女的，随手一晃，售票员分辨不出来。老爸如果在家，会拉我去新华书店，他觉得我是个可塑之材。老爸一个爱好是磨刀，他把所有能磨成刀的都磨成了刀，钢板尺、钢筋、钢管。还钻两个孔，加上木把儿，偶尔刻个花纹或是一句《千家诗》。老爸觉得我是可塑之材的意思，就是认为我也能被磨成一把刀，安个木把儿。
　　我一本书也不想买。那时候写小说散文的叔叔大婶们患有永久性欣快症。他们眼里，黑夜不存在，天总是蓝蓝的，姑娘总是壮壮的。祖国形势像是吃了几百吨壮阳药，硬挺挺的，想疲软一小会儿都不行。科普书多走《十万个为什么》一路，告诉你圆周率小数点之后两百位是什么，还编了文言的谐音段子帮助你记忆，什么“山顶一寺一壶酒，尔乐苦熬吾”，说记住了就可以跟同学显摆了，格调低下，心理阴暗。《动脑筋爷爷》长得像我们弱智的数学老师，一副大脑少根筋的样子。我翻来翻去，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趴在阳台上俯看大车　　、二车青青白白的头皮和油光水滑的黑头发，想像她们的味道，然后“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18岁给我一个姑娘：　初次接触暴力与性的感觉
　　老流氓孔建国是我枯燥生活中的光亮。
　　老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