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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细节-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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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奔走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莫过于“拯救达富尔联盟”。它 2004 年 6 月成立，由 160 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于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2006 年 1 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 100 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 100 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6月底该活动结束，第 100 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 2006 年 4 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示威，要求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这次示威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但最重要的是，10 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并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了“询问候选人”活动，“逼迫”2008 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2005 年 11 月，他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
的通过；2006 年 4 月 28 日，850 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和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学生们还成功推动了 30 所大学和 8 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像“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等等组织，都纷纷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白宫群英”、“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图书纷纷出台。
去年 12 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强化了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的干预态度。从去年 8 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对民间压力的呼应。
当然，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美国社会这种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 万人为了远方的痛苦聚集到白宫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经济水平、长期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 年卢旺达有 50100 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当初的沉默不能释怀，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的危机反应激烈，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有效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 10 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方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最天然的同情心，他们是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哗众取宠主义如果我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我一定会端出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杰瑞？斯布林格。管它叫“谈话节目”，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节目的标题，你就知道它大概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睡了”， 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一般来说，这节目的典型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 A，把被她欺骗的人 B 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 往往勃然大怒。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 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 和 C 于是扭作一团。这时候保安 D，跑出来拉架。观众在台下起哄，大喊：“杰瑞！杰瑞！杰瑞！”或者骂ABC，“表子！表子！表子！”“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 E 开打。
你看，最后，B 打 A，C 打 B，D 打 BC，ABC 再打 E。整个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
所有人打得喊得像吸了毒一样 high 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前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电视导航》把它评为“美国最差”电视节目。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国内有人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如果整个美国也就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 Maury Povich Show； Jenny Jones Show；还有一些法官审判秀，都是温和版的斯布林格秀。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 Fear Factor，有一个程序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睾丸，下周是活蟑螂，再下周是老鼠粥。还有一个约会节目，The Fifth Wheel，总是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Ru房。还有一些摔跤秀、警察抓人秀，都一样垃圾。
这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刺激神经，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翻译成“感官刺激主义”。
对“感官刺激主义”的泛滥，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恶俗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沦丧啊，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崔永元、张承志嘴里听到的词汇，在美国评论圈里也屡见不鲜。
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制片人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滥，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自己的节目。他公然跟人说，这个秀很变态，他基本不看。他自己是个“正常人”。法律系毕业，曾任辛辛那提市市长。在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
“感官刺激主义”是文化市场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激烈竞争要求文化产品制造者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自由是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电影、音乐、美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百老汇剧院里上演的那些经典音乐剧，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些年代，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也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既是罂粟，何不把它除掉。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辨，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怎么办？要么让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要么让社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抵抗文化的病毒。
就拿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美国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
人民群众又不是傻子，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算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就不许群众偶尔看看变态秀逗逗乐，同时也偶尔听听莫扎特陶冶情操？
事实上，“感官刺激主义”横行这么多年，并没有搞垮美国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照样繁荣昌盛。相反，“感官刺激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反而黔驴技穷，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想回归细腻、回归美感，回归智慧。政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打击它，不如让它放任自流，让民众自己看穿它、唾弃它。自由的尽头，会有洪水猛兽，那又怎么样？走近了看，不就是几只不堪一击的小老鼠么。
斯布林格自己就说，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你也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以前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很欣赏美国那些敢于批评布什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左派需要非凡的勇气……我立刻纠正他，你说错了，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先从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吧。
今年10月，哥大一个共和党学生组织邀请了一个叫约翰？吉尔克里斯特的人来演讲。这个吉尔克里斯特，是“民兵”组织的发起人。这个组织专门招募志愿者，在美墨边境巡逻，阻挡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右翼势力倾向严格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左翼主张更宽松的政策。吉尔克里斯特来哥大讲演，无非是来宣传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右翼主张。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校园活动吧。不，让你个老右来放毒，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演讲之前，该活动的广告就被撕扯、涂抹。演讲那天，很多学生在讲演厅门口示威，身着 3K 党白大褂讥讽“民兵”组织。主持人一开讲，就有人不断起哄喝倒彩，有的人干脆背对讲台示威。
等吉尔克里斯特开讲时，一群学生干脆冲上讲台，砸桌子椅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吉尔克里斯特不得不仓惶逃走，示威学生们则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打出一条横幅：没有非法的人。
这个情形虽然极端，但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
这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成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就美国整个社会来说，左右选民势力是大致相当的，但在高校里，却左右比例悬殊。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 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着：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
1984 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 39％是左翼自由派。
所以我才说在美国的高校里面，做一个左派，哪需要什么勇气，简直就是随波逐流。
上面的数据与我个人的经验感受相符。我在哥大认识的所有教授、同学――只要我知道政治主张的，都是“左翼自由派”。课堂上教授骂布什，老师乐呵呵，学生笑嘻嘻，皆大欢喜。走在校园里，动不动看见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助教要求工会化的示威、反对共和党某某人来校演讲的示威――全都是左翼的声音。如果你在哥大做老师，还胆敢支持布什，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简直比作贼还要心虚。
（）
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反抗。
一些右翼团体抗议说，一个缺乏多样化声音的校园，是不健康的。对于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倾听过不同意见之间真正的辩论就被稀里糊涂灌输了一个观念，也是不公平的。
Allan Bloom 早在 1987 年就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头脑的封闭》，批评美国高校里泛滥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后导致了是非不分。前年加州洛山机分校的一个小孩 Ben Shapiro 干脆写了一本书，叫《洗脑》，批判学校里教授们清一色的声音。David Horowitz，一个右翼活动家，办了一个网站“校园观察”，督促学校里的言论自由，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授们：
美国 101 个最危险的学者》，专门“揭发”那些死硬的极左派。同时，一些校外的右翼组织，大量向高校砸钱，试图在学生中培养右翼势力。但是，这些斗争不过是老鼠斗大象而已，根本无力改变校园的“颜色”。
其实，左翼占领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 30 年代开始，就一直如此。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校园里的新左派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伊战背景下崛起的左翼势力，估计只能叫“新新左派”了。大学代有才人出，左派后浪推前浪。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有点象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整个高校都左倾，但是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人文院系 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 51％；商学院 49％。
里根上台以来，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的重新崛起，但是当草根社会在悄悄右转的时候，高校却一直在稳步左转。直到今天，一个幽灵，左的幽灵，在大学校园的上空游荡。
虽然按照美国的谱系，我自己的政治观念算是中间偏左，但是我非常反感美国高校里这种“妖魔化右翼”的氛围。人家吉尔克里斯特反对非法移民怎么了，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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