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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大师林语堂-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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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不及细想，他们就被簇拥着拉去吃午饭。接下来，是坐透明底的船参观海底世界。各色的热带鱼在浅红色的珊瑚丛中穿梭，色彩缤纷，煞是漂亮。晚上，是夏威夷传统的大餐和看土人表演传统的草裙舞。
林语堂玩得很尽兴。临别前，他和类似头目的那位先生握手，感激对方的款待，然后有些羞赧地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那位先生一脸错愕，敢情双方游玩了一天，还没有自我介绍。“我们都是南洋的华侨，仰慕林先生的文名，所以特意安排了这样一个欢迎仪式。”
林语堂赶紧说，“谢谢！谢谢！”
“打扰！打扰！”那位先生急忙回礼。
略一停顿，双方旋即哈哈大笑。
回到船上，发现有人送过来一只螃蟹，足有一尺宽。翠凤和女儿吃不惯生鱼，饿了一天肚子，嚷着让语堂把螃蟹剥开。林语堂用小钳子斯斯文文地折腾了好一会儿，横竖打不开。最后，他干脆把螃蟹放在衣柜口，用力把衣柜门撞上，螃蟹碎了，门钮也坏了。一家人就着冷螃蟹，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顿。廖翠凤又惊又喜，感叹的说：“堂啊，真没想到你还成名人了，你看，连夏威夷都轰动了。”
在海上足足颠簸了一个月，林语堂一家子抵达了旧金山。
接着又坐了3天火车，才来到了东海岸。林语堂先是在赛珍珠宾州的乡间别墅里住了一些日子。赛珍珠刚刚和华尔希结婚，满面红光，眉眼间更显出女性的娇媚。他们拥有一大片土地，好几幢屋子，除了自己住以外，其余用来待客。屋子外种了很多苹果树，落了一地，有些已经开始腐烂了。廖翠凤奇怪地问，“为什么？这么好的苹果，多可惜啊！”
“请工人太贵了，卖的钱还不够付工钱。”赛珍珠不以为然。
“阿唷！真作孽！真作孽！”廖翠凤心疼地念叨。
她找来一个藤编的麻袋，挑个大浑圆的，捡了满满一袋子。但是他们也吃不了那么多，最后还是得看着苹果在地上烂掉。
叙完旧，林语堂和赛珍珠夫妇趁着下午茶的时间，深入讨论了未来发展的问题。语堂有备而来，说：“我想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张心斋的《幽梦影》，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等，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的书。”
华尔希从事出版业多年，很有经验，他摇摇头，“美国知道这些书的人不多，而且有文化上的隔阂，很难构成对话。”
林语堂相信华尔希是专业的编辑，对作家会有建设性的意见，“那你觉得我应该写什么？”
“《吾国与吾民》的最后一章《生活的艺术》，讲饮食园艺，反响很好，据我们的调查，很多美国女性把它奉为生活的准则，你可以往这方面动点脑筋。”
赛珍珠很赞同丈夫的话，“美国人讲求效率，生活节奏很快。像我们现在这样，享受悠闲的下午茶的机会很少，而且历史短，心理上渴求文化熏陶，中国人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游山玩水，这样闲适的心态刚好可以医治西方人的现代文明病，林先生，我也觉得这是个好提议。”
“嗯，中国人赏花弄月之外，就是擅长于旷怀达观、高逸退隐的人生哲学。”林语堂深以为然。
“林，我们期待你的第二本著作！”华尔希紧紧地握住林语堂的手。
定好了书的主题，林语堂携家眷搬到了纽约。
乡间没有中国饭店，三个女儿又不习惯当地的食物，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林语堂虽然想多享受美国乡村的惬意，但还是遵从了妻女的要求。
他们在中央公园西边的老房屋里租了套普通的公寓。
林家的日常生活整个换了样子。在上海，廖翠凤有四五个佣人帮忙处理家政事务，很少亲自动手。而在纽约，他们只请得起钟点工，每周来一次，做大清扫和洗衣服。平日里的买菜烧饭，全数落在了廖翠凤的身上。
廖翠凤吃得了苦，她一声不吭，自顾自地忙开了。反倒是林语堂心疼妻子，主动要求帮忙。他教女儿们，每次洗澡后，一定要顺手抹一下浴缸，就不会留下圈子，妈妈洗起来不费时间。女儿像妈，很勤快。凤如学会了炒（又鸟）蛋、冲咖啡、烤面包；玉如承包了拿牛奶、拿报纸、收拾房间、擦拭桌子等工作；不到7岁的相如负责倒烟灰等轻巧的活。
在陌生的纽约，他们扎根了。
由于《吾国与吾民》在美国的热销，林语堂的名字叫得很响。纽约的文艺界热情地迎接了这位来自东方的智者。在宴会上，他认识了三获普利策奖的戏剧家奥尼尔，桂冠诗人佛洛斯特，反纳粹的德国小说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马斯·曼，舞蹈家邓肯，女诗人米莱，女明星姬希，戏剧评论家那森，作家及书评家卡罗·范多伦，诗人兼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范多伦，摄影家范凡克顿，华裔女明星黄柳霜等。这些人个个都是文化界红极一时的顶尖人物，可以说，林语堂进入了美国文坛的主流视野。
扬名四海（2）
次年3月，林语堂开始写作《生活的艺术》。
他不辞劳苦从国内带来的大批线装书派上了大用场。陈眉公的《宝颜堂秘笈》、王均卿的《说库》、开明《二十五史》、《文致》、《苏长公小品》、《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等，大多是明人小品，讲的就是闲适的心态，以及生活的情趣。
到了5月，书写了差不多一半。林语堂开始作序，回头翻看书稿，越看越不满意。书稿以批判西方现代文明破题，基调是没错，然而写得很晦涩，读起来很辛苦，宣传中国文化的目的也不突出。他索性把笔搁下，默默地吸了一袋烟。
吸完烟，他把书稿整整齐齐地垒好，点燃，火苗咝咝地串起来，越烧越旺，黑体的小字被火花吞噬，消失，一眨眼的功夫，就化成了灰烬。廖翠凤闻到书房的烟火味，还以为着火了，一下子冲进来。
“你疯了！堂，怎么回事！”
林语堂呆立木然。书稿可是作家的命根子，一把火烧掉，他心里比谁都痛苦。但不理想的作品，他不要！
5月3日，一切从头来过。
白白花去了两个月的时间，任务吃紧，林语堂聘请了一个书记，他口述，秘书用打字机敲出初稿。他把所有的活动纪律化，就像军事训练，一定要早睡早起，晚上的睡眠必须充足，次日清晨，泡上一杯酽茶，坐在明亮的窗子边，一面品茗，一面抽烟，脑袋半点不得闲，高速地构思，打腹稿。“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他尽量保持良好的心情，心情好，文章才能好。
7月底，全书500页结稿。他把书稿送给华尔希夫妇审阅。华尔希提了好几条意见，语堂照改不误。中国文界是作家大编辑小，写了文章后要求一字不易的情况很普遍，再挑剔一些的，连标点都动不得。林语堂不这样想，编辑常年看稿，有经验，能一眼看出书的长处及不足，聪明的作家就是应该接受编辑的建议。这是美国出版业通行的做法。
《生活的艺术》讲的是一种幽雅的、悠闲的陶渊明般的生活态度，对于奔忙于俗事而喘不过气来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就像闷热夏日里的清凉剂，是有药疗作用的。而且，林语堂的笔调轻松闲适，不需要太高的文化修养，就可以领略中国艺术的妙处。他用笔搭了一座桥，向西方人推行了一种有效可行的生活美学。
林语堂在自序里写道：“本书是一种私人的供状，供认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经验。我不想发表客观意见，也不想创立不朽真理。我实在瞧不起自许的客观哲学；我只想表现我个人的观点。……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意满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悠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
这本书被美国“每月读书会”选为1937年12月的特别推荐书。“每月读书会”是一个普及性的读书组织，拥有数十万的会员，只要被它选上了，就像中了状元，“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销量肯定坏不了。华尔希打电话告诉林语堂这个消息时，兴奋得手舞足蹈。林语堂长嘘了一口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不时抱起年幼的相如，举过头顶，父女俩一起扯着嗓子尖叫。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在纽约住了一年后，喜欢到处跑的林语堂拖家带口，搬到了法意交界的小镇蒙顿。欧洲的消费低，而且小镇上人少，环境又好，再适合写作不过了，林语堂是这样想的。他千算万算，却算漏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全家人都不会说法语！
林语堂自诩为“世界公民”，住在哪里都一样。不会说法语，可以学，况且在家里教教女儿中文，写写作，日子也还算惬意。可热闹的廖翠凤受不了，从早到晚，连个话家常的人都没有，一出门，满耳叽哩呱拉的奇怪语言，全是喉咙里咕咕地发出来的，就像吞舌头的声音。自从离开上海，翠凤一直有轻微的忧郁症，离群索居的生活让她没日没夜的流泪，女儿们的就学问题也是个大难题，在蒙顿住了不到一个月，林家就搬到巴黎去了。
巴黎是个好地方！法国人和中国人一样，有足以自傲的悠久历史，爱吃喝玩乐，露天的咖啡馆、精致的饮食、富丽堂皇的巴黎圣母院、美轮美奂的罗浮宫，林语堂发现了很多好玩的地方，乐此不疲。他和三个女儿手拉着手，并成一排，戴着中国式的草帽在赛纳河边钓鱼，逛旧书摊，还有，到阴森森的天主教堂探险。天主教堂里没有灯，只点洋蜡，墙角边有很多古人的石椁，林语堂对一切让人毛骨悚然的地方都抱有无限的兴趣，恨不得拿来放大镜，仔细研究那些鬼魅的石刻雕像。可他已经不再是坂仔村里的小和乐了，三个女儿合力拽住玩心重的父亲，一路拉扯到阳光下，才罢休。
工作方面，林语堂应美国最著名的蓝登出版社之邀，编写了《孔子的智慧》。蓝登的“现代丛书”系列规格相当的高，非名家名品不出，稿酬却只有600美元。以语堂当时的名气，这样的价格当然是变相的欺诈。然而林语堂认为被蓝登约稿，是了不起的荣誉，讲的又是儒家经典，和自己的创作宗旨很合拍，就爽快地答应了。
扬名四海（3）
写完《孔子的智慧》，林语堂打算着手翻译《红楼梦》。《红楼梦》在西方早有译本和节译本，但都是粗制滥造之作，与原著相差甚远。而国内的译者由于时代背景的局限，很难完成这么浩大的工程。林语堂对《红楼梦》通透的北京官话很着迷，在琉璃厂又花了不少功夫，他壮着胆子想试试看。下水才知深与浅，《红楼梦》不愧为中国小说的颠峰之作，博大精深，林语堂觉得，《红》语言之精妙，很难转译成简单的英文，但是他又不死心，于是想，不如借鉴《红楼梦》的写法，自己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反映中国的现实生活。
他把这个想法和赛珍珠说了说，赛珍珠喜出望外，连声赞同，她的代表作《大地》就借了不少《红楼梦》的光。“但是，林，你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一下子写这种大部头的作品，可以吗？”出于作家的本能，赛珍珠怀疑地问。
林语堂不打没有把握的仗，既然向赛珍珠开了口，自是经过深思熟虑。“以前，在哈佛大学上‘小说演化’课时，白教授的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就是西方有几位作家，40岁以后才开始写小说。我认为长篇小说之写作，非世事人情经阅颇深，不可轻易尝试。因此素来虽未着笔于小说一门，却久蓄志愿，在40岁以上之时，来试一部长篇小说。而且不写则已，要写必写一部人物繁杂、场面宽大、篇幅浩大的长篇。”
题目暂定为《京华烟云》。
卢沟桥事变以来，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誓将日本鬼子赶出家乡。林语堂虽然人在美国，心系国家，他深深为民族自醒而欢欣鼓舞，为战斗的民众忧心挂念，他是一个中国人！他给郁达夫写信说：“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的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这就是《京华烟云》的主旋律。
林语堂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好。他泡在图书馆，不分昼夜地查找翻阅时代的书籍、影像资料，并在脑海中构思，人物是怎样的，线索是怎样的，怎样开场，怎样结尾，心里大致有了谱，他才下定决心落笔。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接下来的3个月，林语堂忙着打格子，他描了整整齐齐的一张表，把人物的年龄，相互关系，情节发展，性格变化，满满地填上去。
8月份，正式开始写。
他写得很投入，那些他经历过，看过的事——送孙中山出殡时的激动，北京的四合院，女校的风潮，新旧文人的对立，军阀的荒淫无耻，一幕幕化在笔端，非身临其境，写不出这样动情的文字。他要以姚、曾、牛三大家族的兴衰沉浮“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些生活习惯，如何形成某些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此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尘世生活里，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他说：“唯有小说能使读者对历史的过程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
爱好文学的凤如、玉如是最早的读者。每天一放学，姐妹俩连大衣都来不及脱就冲进父亲的书房，抢着看最新写的部分，情节的跌宕起伏让她们欲罢不能，伏在桌子边，催促着，“爸爸，快告诉我，木兰后来怎么样了？”或者是“曼娘死了没有？”
“以后你们就知道了。”语堂轻轻敲女儿的脑袋瓜子。
他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写的过程中，总不断有奇遇或是佳话临时冒出来，涉笔生趣。
一次，性急的玉如没有敲门就跑进了房间，却发现林语堂泪流满面，双肩抽搐着，像个婴儿很伤心地大哭。
“爸，你怎么啦？”玉如着急地问。
“我在写一段非常伤心的故事。”林语堂用手帕擦擦眼，肩膀还是一耸一耸的。
原来，他刚刚写完红玉之死。
“古今至文皆血泪所写成，今流泪，必至文也。”林语堂自我揶揄道。
玉如看着流泪的父亲，感叹不已：“他使我觉得，天下没有什么比做作家高尚的了。”
写到后来，林语堂不能忍受任何的干扰，一个人搬到城外松树林的小木屋里住。他摆了个桥牌桌子在树下，专心致志地伏案写作。翠凤每天给他送吃的，林语堂偶尔和她说上两句，更多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的头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剪了，长得像街头的流浪艺人。他说，不写完，就不理发。
1939年8月8日，林语堂宣布，今天下午6点完稿。一整天他都没有停过笔，稿纸一页页地翻过，手酸了，揉两下，接着写。林家人在附近的屋子里等他，谁也不敢发出丁点声音。写到最后一页，林语堂的眼泪又收不住了，滴落在稿纸上，他写抗日的军队高唱着：“山河不重光，誓不回家乡！”而“她（姚木兰）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的热情而结合，由于逃离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跋涉万里；她更感觉到一个民族，其耐心，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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