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花六照--梁羽生-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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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气”才好了不过一年，第二年又变坏了。十九岁那年，华罗庚母亲因病逝世，他自己也染上极其可怕的伤寒病。这场大病，几乎毁了他的一生。

大病不死　变成残废
这场大病，从旧历腊月的廿四日开始，足足病了半年。请采的老中医对他父亲说：“不用下药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吃点什么吧。”但即使是在病重的时候，他也还是神智清醒的。家人在楼下替他占卦算命，他都知道。
“奇迹”出现，他并没如医生断定那样夭亡，到了第二年端午节那天，他终于能够起床了。这“奇迹”或许正是由于他那顽强的求生意志，才能战胜死神吧。
但可惜“奇迹”的出现也未能使他恢复如初，而是造成了一个“终身缺憾”。他左腿胯关节骨膜粘连，变成僵硬的直角。从此，他是必须扶着拐杖走路了。金坛中学会计的职位当然也丢了。
对一个残废的人来说，谋生都有问题，还能够“梦想”攀登学术的高峰么？

为伊消得人憔悴
他变成跛子，但并没有倒下去。就像艾青《礁石》一诗说的那样：“一个浪，一个浪，无休止地扑过来，每一个浪都在他脚下，被打成碎沫，散开……他的脸上和身上，像刀斫过一样，但他依然站在那里，含着微笑，看着海洋……”礁石含笑看海洋，他在数学书籍中也发现了广阔的天地。
多年后有个记者问他，为何选中数学自修，他说：“我别无他选择。学别的东西要到处跑，或者要设备条件，我选中数学，因为它只需要一支笔，一张纸——道具简单。”
于是他就凭着一支笔，一张纸，和从王维克那里借来的几本书，后来又添上了上海出版的《科学》杂志，每天在杂货店关门后，在昏暗的油灯下，不管家人的埋怨，苦读，钻研。他能够得到的数学书籍虽然不多，但根基却是极为扎实。现在他还保留有过去在自学中一本厚厚的习题簿，墨迹都已褪色变黄了。
他好学，又能深思。读过的书在他脑中由繁化简，真正做到了触类旁通。这种自学的锻炼，造成了他一种独特的本领，研究问题，一抓就抓到了问题的核心（西方数学家称之为华罗庚所特有的“直接法”）。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个境界他是已经走过了。现在他正进入“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境界了，这个“伊”是对学问的追求，这个境界是王国维说的“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所必须经过的第二个境界。第三个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注二】是成功的境界。华罗庚现在是达到了。

注二：这几句词出于辛弃疾的《青玉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把第二句误作“回头蓦见，那人正在”。

从第二个境界跨到第三个境界是最难的，现在就让我们看看他是怎样跨越的吧。
经过了五年的自修（从十六岁那年开始算起），他开始写些数学论文投稿。他的投稿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往往收到退稿的信件，编者指出：这一个题目是法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那一个题目又是德国某一个数学家解决了的，等等。这非但没有使他气馁，反而令他充满自信。因为他并没有看过那些数学家的文章，但同样可以解决那些难题。这证明了他的智力并不在那些著名的外国的数学家之下。

一篇论文惊动熊庆来
终于他有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刊登出来了。《科学》杂志是当时中国在自然科学方面最权威的杂志，经常在《科学》上写文章的有李四光、竺可桢、翁文灏等等名家。而苏家驹也是一位相当有名的大学教授。
这篇文章惊动了清华大学的数学系主任熊庆来。

他是哪国留学生
熊庆来坐在他的数学系主任办公室，打开《科学》杂志，随手翻阅这篇文章，越看越被吸引，脸上的神色也凝重了。看完这篇文章，他抬起头来，问周围同事：“这个华罗庚是哪国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同事们仍是面面相觑。
也是“无巧不成书”，恰好有江苏籍的教员在旁，忽然想起了他的弟弟有个小同乡名叫华罗庚。他接过熊庆来手中的杂志，一看，没错，是这三个字，便道：“这个华罗庚哪里教过什么大学，他只念过初中，听说在金坛中学当事务员。”
熊庆来惊奇不已，迅即作出决定：“这个年轻人应该请他到清华来！”
出幽谷而迁乔木，华罗庚终于离开了杂货店的“暗室”，第二年（一九三一年）夏天，来到了北京的清华大学。限于资格，他只能当数学系的助理员，月薪四十大元，比起他在金坛中学的薪水多了一倍多了。
重要的不是收入增多，而是清华大学提供给他更好的自学条件。有个记者写他这段期间勤学的情形：“清华的藏书比金坛自然丰富多了，对他来说有这个就足够了。他每天徘徊在数学海洋的岸边觅珍探宝，只给自己留下五六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一个自学者对知识的巨大吞吐力，这时惊人地表现出来！他甚至养成熄灯之后，也能看书的习惯。乍听起来不可置信，实际上是一种逻辑思维活动。他在灯下拿来一本书，对着书名思考片刻，然后熄灯躺在床上，闭目静思，心驰神往。他设想这个题目到了自己手上，应该分做几章几节。有的地方他能够触类旁通，也有的不得其解。他翻身下床，在灯下把疑难之处反复咀嚼。一本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看完的书，他一夜两夜就看完了。真好似：“风入四蹄轻，踏尽落花去！”（理由《高山与平原》）
这个助理员可不寻常，他的座位在熊庆来办公室隔壁，熊庆来碰上难解的题目时，也往往朝着隔壁喊道：“华先生，你来一下，看看这个题怎样解呀……”
他的论文也开始在国外著名的数学杂志陆续发表。
第二年他就升任助教，初中学历当助教，破了清华先例，但却是教授会一致通过的。再一年半升讲师，然后当了两年研究员。一九三六年，他二十六岁，就获得清华保送他到英国留学了，就读的是最著名的剑桥大学。但他不愿读博士学位，只求做个visitor（访问者）。因为做访问者可以冲破束缚，同时攻读七八门学科。他说：“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得学位的。”所以直到现在，他拥有的唯一的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
他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但在剑桥的两年内，他却写了二十篇论文，论水准，每一篇论文都可以拿到一个博士学位。其中一篇关于“塔内问题”的研究，他提出的理论甚至被数学界命名为“华氏定理”。英国著名的数学大师哈代是这方面的权威学者，他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地说：“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华罗庚被认为是“剑桥的光荣”！

同是一粒豆　两种前途在
“华罗庚传奇”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告一段落了。不是说他以后就没有可“传”之“奇”，而是在他成名之后的事迹，世人知道已多，他在数学理论上的贡献，以及他把数学应用到生产上对中国现代化的贡献等等，也都已有不少人写了专论和报道文章了。我对数学是门外汉，我也不想人云亦云了。
但还有一点我要说的是，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成功，他对培养后进是不遗余力的。他的许多著作，也起了带动后进之功。例如他写了《数论导引》，就引导了陈景润和王元从事数论研究；写了《典型群》，就“带出”了一个万哲先；写了《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又“带出”了陆启鉴和莫升。上述的他这几个学生，如今亦已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数学家了。列入数学辞典的“华王法”，就是他和王元在研究“数论方法在数值分析中的应用”的成果。
最后，让我们拿华罗庚自己写的一首诗作结束吧。这首诗是可以概括他的“传奇”的由来的。

同是一粒豆，两种前途在。
阴湿覆盖中，养成豆芽菜。
娇嫩盘中珍，聊供朵颐快。
如或落大地，再润日光晒。
开花结豆荚，留传代复代。
春播一斛种，秋收干百袋！

（一九八零年六月）

金应熙的博学与迷惘
作者：梁羽生　　　

正文之前的闲话
金应熙似乎是一位颇有争议性的学者。比如说他是否“背叛师门”，又比如说他在学术上的“定位”等等。
但有一点应无异议，他是地道的“港产”学者。中学读的是“名牌”的英皇书院，在香港高中会考中名列榜首；大学读的更是港人公认为最高学府的香港大学，年年都考第一，获奖学金。用“港话”来说，即made　in　hong　kong，货真价实。
或曰：“货真”我无异议，他确是“香港制造”的“好噑”！但说到“价实”呢——尚无“定价”，“价实”又从何说起？
这是内行人的话。金应熙在学术领域涉猎之广，收获之多，单以史学而言，正如“金门”大弟子陈华（暨南大学退休历史系主任）所说：“几十年来，他在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哲学史、印度哲学史、中俄关系史、东南亚史、华侨史、菲律宾史、香港史等许多领域都写下大量论著，作出重大贡献。”【注一】且还有外文专著《中国古代史纲》、《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等等【注二】。但方面虽广，却又似乎都未达到“成家”的地步。

注一：　陈华《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悲悼金师》，《岭南校友第二十期》（岭大广州校友会编）。
注二：广东社会科学院《深切悼念金应熙教授》（一九九一年七月）。该院成立于一九八零年，金应熙担任副院长。在他的倡议与主持下，同时建立了港澳史研究室，开中国大陆“香港学”热潮的先河。

但也并非全无定评，最少在“香港学”方面，他就是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与奠基人之一【注三】。纵然说到“成家”，言之尚早，整个“香港学”都还是“新生事物”呢。这里顺便说说“香港史”和“香港学”这两个名词。“香港史”是总称，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门专史在内（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这些多元化的发展，就构成了今天的“香港现象”。“香港学”是研究“香港现象”的一门学问，它和香港史的研究范围一致。这是依据“历史编纂学”所作的注释。若就一般人的观念来说，把“史”只限于“历史事件”的话，前者的范围就窄得多了。不过对金应熙来说，不管“通史”也好，“专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应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经济史方面。这有《香港概论》可以作证。

注三：与“注二”同。

他生前有许多衔头，最后一个衔头是《香港概论》的编撰员。
“香港为何这样香？”自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来，许多学者都在探讨“香港起飞的奥秘”（借用中国早期的“香港学”学者黄标熊、梁秩森编著的一本书名）【注四】。香港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很快，经过五十年代的恢复期，六十年代的工业大发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几乎全面起飞了（多元化和现代化），种种“奇迹”令人目为之眩。一般人对“香港现象”的着重点，也在经济发展方面。

注四：黄标熊，前华南师范学院教授。梁秩森是他的助手。他们编著有《香港起飞的奥秘》（一九八七年七月辽宁出版社初版）。

《香港概论》分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经济方面，主要的编撰员就是金应熙。下卷（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出版时金应熙已去世。“编后记”最后一段说：“在本书下卷编撰完成的时候，我们特别怀念为《香港概论》的编撰工程鞠躬尽瘁的金应熙教授。金教授是我国和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学识渊博的香港学专家。作为本书的一位主要编撰员，他为本书编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古稀之年，不计名利，不避艰苦，夜以继日，默默耕耘，务求高质量地完成极其繁重的任务，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于一九九一年六月与世长辞。”【注五】《香港概论》的编撰，可以说是香港学的奠基工程。

注五：《香港概论》，杨奇主编，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下卷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金应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来可以有许多选择，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个。如果在学术界作民意调查，相信大多数人会认为这应是金应熙的最佳选择；虽然创建香港学的价值是否就逊于“陈学”的继承，见仁见智，也是难说得很。不过，价值纵难言，心愿终未了。或许金应熙本人也会兴起一点“人生无奈”的感觉吧。
但无论如何，这位made　in　hone　kong的学者，得以为香港而终其一生，也总算是和香港有特别的缘份了。
金应熙和香港有缘，我和金应熙似乎也有点特别的缘份。
我在学术上毫无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过不少明师。对我影响最深的两位，一是简又文，另一就是金应熙（为了行文简洁，请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简又文和香港关系之深，恐怕还在金应熙之上。虽云“宦海飘流二十年”【注六】，最后还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龙施他佛道的“寅圃”【注七】，完成其名山事业【注八】。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应无遗憾的。

注六：简又文《西北从军记？宦海飘流二十年》（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五月初版）。
注七、注八：简又文最重要的两部著作《太平天国全史》及《大平天国典制通考》于一九五四一五九年间，在其香港祖业“寅圃”完成。列为《猛进书屋丛书》，由“简氏猛进书屋”印行。“寅圃”因其父昌沛号寅初而得名。“猛进书屋”则因简氏藏有隋代名碑“刘猛进碑”而得名。

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相同之处不是没有，但相异之处，却更大更多。
首先是辈份不同。简又文和金应熙的老师陈寅恪是同辈。我拜他为师时（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满全国的太平天国史学者。而金应熙在岭大历史系开始当上讲师之时（一九四六年），还只能算是“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虽然这位年轻学者，已足以令老一辈的学人刮目相看（简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过他）。老一辈的学人颇重辈份，所以当后来（一九四九年）冼玉清为我引见陈寅恪时，她只介绍我是简又文的学生，却没提及我上过金应熙的课【注九】。

注九：梁羽生《名联谈趣》（上海古籍出版社）页十二。

其次是信仰不同。简又文是基督徒，金应熙是马列主义者。简又文曾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传教，人所共知，金应熙在岭南大学，亦是早已以“左倾”闻名。他们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则是另一个问题。
除了这两点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们的师生关系也有很大的不同。简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战后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难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国传统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师礼的。简又文在他的回忆录中记有此事【注十】。抗战一胜利，我就跟随他到广州求学。两代交情，他视我有如子侄。

注十：《宦海飘流记？二五》，（违难蒙山）。

至于受教于金应熙，则又是另一番机缘巧合了。我在岭大读的是经济系，金应熙则是历史系的讲师，经济系允许学生选读一科文科课程，我就选了金应熙开的“中国通史”。何以选他，一来因为兴趣，二来亦多少有点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