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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 作者:韩石山-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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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A君，我们间接从B君听来的，但B君现在往欧洲去了，无从再去问他。一个X君，C君听D君转述他的话，但可惜X君的真姓名C君说已经记不起了。A君与陈源先生是别一个人，X君的姓名虽然忘记，惟据C君说也不是陈先生。所以我就于二十二日写一封信给陈先生，告诉他在所说的两个人里面查得并没有他。至于他别的话我觉得无反唇相稽之必要。
这种小把戏怎么可能蒙混过关呢。
陈西滢很快查明这话是张凤举传给周作人的，或者干脆就是他想起了那天说这话时，在场的只有张凤举跟周作人要好，肯定是张传过去的。不管怎样，现在留下的文字是，在接到周作人信的同一天，陈西滢给张凤举写了封信。
先说了周作人屡次骂他说过那句话，今天来了封信，虽说不是指他，但那口气分明还是指他，且无任何道歉的表示。不过是不愿连累见证人罢了。他想起来了，女学生可以叫局这句话，他是听过的，不光听过，还听过两次。一次A君说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场，现在不用提。再一次是B君说的，在西山卧佛寺，在场的有先生和丁西林，还有他。这样要是周作人先生没有捏造，那么周所指的想来是这一次了，既是这样，张先生你当然是所说的见证人了。接下来说那天谈话的情景和他的看法：
B君说起了这话，我说我也听A君说过，不过这是叫人不能相信的。B君说他的朋友亲自看见的，某饭店就可以代叫。我说，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学生的名字罢了。大家讨论一会之后，我说除非B君的朋友托某饭店叫一个来，让我们考她一考，证明她是女学生，我总不能信。先生和西林似乎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意见，先生记得吧？
总之，这一晚我们都是立于怀疑者的地位。就是B君，他也并没有怎样的肯定。至少，他说的不过是“有些女学生可以”，断不是“女学生都可以”。他也不过对两三位朋友在闲谈时偶然说起，并没有“扬言于众”。要是偶然说起就是“扬言于众”，那么先生转述这话给周先生时——姑且假定这话是先生转述给周先生的——先生也是“扬言于众”了。据我所知道，“扬言于众”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周先生自己，他一次两次三次的在报纸上宣传着；说“女学生都可以叫局”的也只有一个人，那也就是周先生自己，有《晨报副刊》为证。并且B君与“新文化新文学”丝毫无涉，周先生自己倒又是“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
陈西滢紧追不舍（2）
张凤举接到信之后，知道事情闹大了，他跟这两个人的关系都不错，谁也不愿得罪，只好马上过陈西滢这边一趟，推心置腹地跟陈谈了一通。回信，还是要写的，不写陈西滢这边不会答应。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回一封短信：
我们昨天的谈话我已经告诉周岂明先生了。你要我回你一封信。想来想去，我别无他话可说，要说的全对你说了。不过我要向你道歉，因为这次事完全是我误传的结果，与别人绝不相干。你的原信送还，请检收。张凤举，二六，一，二五。
现在轮到陈西滢反击了。他将自己给张凤举的信，和张凤举的回信，一并差人送给周作人。并且说，昨天张凤举来的时候，带来了你给他的第二封信，说你起先相信这话是我陈西滢说的，现在知道自己错了。张凤举也不承认他说过有什么人“扬言于众”，或是什么人说“女学生都可以叫局”。我当时就要写信给你，张凤举劝我等两天，他愿意把这意思转达给你，我也答应了。现在他的回信既然没有提起先生的答复，想来他是失败了。所以我不得不写这封信，再对先生进一忠告。主要有这么几句：
先生因为不高兴我，就相信而且就竭力的传布无论什么人毁谤我的话，甚而至于人家并没有说我，先生却因为自己要那样想，便以为人家说的是我——这不过是代先生曲为宽恕的话——就据为事实骂起人来，那是不是“传布流言”？
明明并没有什么人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而先生因为要故入人罪，硬说有人“扬言于众”，而且“扬言”的是“女学生都可以叫局”，那是不是“捏造事实”？
先生这一次的“放冷箭”，“传布流言”，和“捏造事实”的“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诚如先生所说。可惜“糟蹋了天下的女性”者，正是先生自己，而且只有先生一个人。
先生自己又说过，这样糟蹋女性的人“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即使这些东西是”先生“的娘舅”先生“也不认他是一个人”。现在既然证明了“糟蹋了天下的女性”的正是先生自己，先生应当很郑重的向“天下的女性”谢罪，就不说向被诬蔑的人道谦。要不然，先生真不愧为“娘舅”的“外甥”了。
凌叔华暗中求情（1）
在周作人与陈西滢唇枪舌剑地论争着的时候，有一个端庄俏丽的女子正默默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她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可对谁都说不出口。她祈祷这一切快快过去，同时也知道，真到了必要的时分，该她出马的时候她必须出马。
她就是前面提到的凌叔华小姐。
此事为什么会与凌叔华这个小女子有关？
这，外人就不知道了。
凌叔华当时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小说家了。但这名气的最初的获得，却是得益于周作人的提携。她的最早的两篇小说，是周作人介绍给孙伏园，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
凌叔华在燕京大学上学期间，跟周作人来往很密切。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同时在燕京大学兼课。凌叔华在燕大先上的是动物学系，后来爱上文学，要转到外文系。转系要加一门副修的外语，凌叔华少年时在日本待过，有一定基础，想以日语作为副修的外语。当年燕大尚无日文科，凌叔华求周作人辅导，周作人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周作人素来是很小气的，但对这位女弟子一点也不小气，辅导期间赠她三四尺高的日文书。这恩情，周作人不会忘记，凌叔华也不应当忘记。
至于凌叔华后来跟陈西滢相恋，相恋后跟周作人没什么来往，周作人是能够理解的。毕竟陈西滢是北大英文系的主任，留英归来的博士，又是风华正茂的年纪，而他，只能算个老留日学生，且已四十出头年纪。不来往可以，若是恶语相加那就不行了。
前一年十一月，女师大风潮中，学生曾冲进章士钊的公馆，烧毁了部分书籍。女师大风潮，出面支持的教师虽说不少，影响最大的还要数周家兄弟。当年外界就有流言，说章士钊免了鲁迅的职，周家兄弟遂唆使学生烧毁了章士钊的公馆。
“你不要再做文章得罪人家了，好不好？回头人家来烧我们的家，怎么好？”若凌叔华真说了这样的话，等于是在讥刺周作人（虽说是无意的），等于是在自己情人面前挖苦过去的老师。说得严重点，这就是背叛师门，恩将仇报了。
真要这样，也就难怪周作人要恼羞成怒，要写文章予以还击了。
这还击的力度是很大的，也是十分恶毒的。等于是明告凌叔华，你挖苦我吗，那就看看你的情人是个什么东西！他说“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他不知叫过多少次局了，玩弄过多少女学生了，你不过是个刚走出校门的女学生，怎么会和这样的伪君子，这样的衣冠禽兽走到一起呢？
接着前面的说。经过一番往还，周作人自知理屈，收回了这句话，并致信陈西滢说：“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查考，并无先生在内”。
话是这样说了，周作人的气并没有消。就是从说话的口气上，也能听出，是无奈的，并没有饶恕了对手。一有机会，他还会杀上前去的。
一月三十日，陈西滢经与周作人、张凤举等人查证，证实自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之后，将所有来往信件在《晨报副刊》上全部刊出。计有：
（一）西滢致岂明（即周作人教授）
（二）岂明致西滢
（三）岂明致西滢
（四）西滢致凤举
（五）凤举致西滢
（六）西滢致岂明
（七）凤举致西滢
（八）西滢致凤举
（九）西滢致志摩
附录：西滢致半农（即刘复博士）、半农致西滢、西滢致半农
以上总共是十二封来往书信，总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徐志摩在前面加了按语，题为《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
这一期的《晨报副刊》，时人称作“攻周专号”。
所谓的“攻周”，不独是周作人，连周树人即鲁迅也包括进来了。
周家兄弟一定会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谁都知道的。一场大战马上就要开始。
周作人果然很快做出反应。
一月三十日，见到这期《晨报副刊》的当天，周作人立即致信徐志摩，仍巧言狡辩，没有一点悔过的意思。信中说：他在《语丝》六十四期发表陈西滢先生的来信，声明那两个说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人里没有陈在内。但是陈先生不相信，说他捏造事实，为说真话起见，也愿意遵教订正如下：
一，那两个人并不“扬言于众”，也未必说“都”，大约只是对了他们朋友说女学生可以叫局，随后就传了出来，虽然照字义说来他对了三个朋友说那也就可以说“众”。
二，A先生说这话是在一九二三年，与女师大风潮无关，他所指的或者是山东某地的情形，听说当时京报上还曾有记述。
三，X君是谁，这问题，我仍旧还是信用C君后来告诉我的话，说忘记了，但不是陈源先生。我还想追加一句，替别的朋友表明：这也不是现代评论社的别的各位。
至于陈先生说我传布这个流言，侮辱中国女性，大有非谢罪不可之势，我觉得别无回答之必要，因为陈先生没有质问的权力。杨荫榆章士钊那样乱说的时候，陈先生在哪里？
此信在二月三日《晨报副刊》上刊出，名为《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徐志摩把它放在最后一页一个偏僻的角落。毕竟这是徐志摩办的报刊，他有权做这样的处置。
凌叔华暗中求情（2）
一月三十一日，周作人又一连致徐志摩两信，继续实施他的色厉内荏的反击计划。周作人可以暗中向张凤举承认错误，绝不会公开向陈西滢之流承认一点错误。这是他的尊严，也是他的底线。他也不愁没有他的理由。一个老留日学生，怎能败于一个新来的英国留学生的手下？这是上午的事。
虽没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想像，一直在陈西滢身边，与徐志摩来往也很频繁的凌叔华，一定在关注着事件的发展。这些信息，随时可以知道。
她不会不知道周作人的这股子气，是冲着谁来的。
她未必不想插手，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一面是自己的业师，一面是自己的情人，这苦衷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值得同情的。一个年轻女子的幽怨，分外让人爱怜。
正好这时发生了一种传闻，是关于凌与陈的婚约问题的。有人在文章中约略提及。既然已牵涉到自己，凌叔华就可以说话了，便给周作人去信，请求不要把她拉在里面。说的是一件具体的事，也可以说是为的整个事件。根子在自己身上，只有自己出面认错，才能平息这位心胸狭窄的业师的怒火。
下午凌叔华的信到了。《周作人日记》载：“下午品青、小峰来，五时玄同来，十一时去。得凌女士函。”
事情马上就起了变化。周作人不反击了。当即给徐志摩去了本日的第三封信。想来这些信，都是派仆人送过去的。不然不会一日之间三发其信。徐志摩在回信中说：
对不起，今天忙了一整天，直到此刻接到你第三函才有功夫答复……关于这场笔战的事情，我今天与平伯、绍原、今甫诸君谈了，我们都认为有从此息争的必要。拟由两面的朋友出来劝和，过去的当是过去的，从此大家合力来对付我们的真正的敌人，省得闹这无谓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话。我已经十三分的懊怅。前晚不该付印那一大束通信，但如今我非常的欣喜，因为老兄竟能持此温和的态度……你那个《订正》我以为也没必要了。现在就问你的意见，如其可以不发表，我就替你扯了如何？（虞坤林编《志摩的信》第243页）
徐志摩还是太不更世事，周作人的信岂是可以随便扯了的。明明一连去了两信，其中一信还是《订正》（此《订正》二月三日刊出），怎么突然又去信讲和呢。此中情由，徐志摩是绝不会清楚的，只有周作人和凌叔华两人知晓。
周作人回了凌叔华的信没有？
回了。《周作人日记》：“二月一日，上午寄凌女士函。”
信上怎样说的？
直到晚年（一九六三年），才在《几封信的回忆》一文中说了信的内容：
我只好复信说，我写文章一向很注意，决不涉及这些，但是别人的文章我就不好负责，因为我不是全权的编辑，许多《语丝》同人的文字我是不便加以增减的。（《饭后随笔》下册第254—255页）
翻检周作人后来的文章，火气确实小了，也确实没有提及凌叔华。既然弟子向自己求情了，他还是很给面子的。周作人毕竟是个怜香惜玉的人。事实上，他也知道他发的是无名之火，火气一出，也就没事了。几乎可以说，凌叔华的信一到周作人的手里，这场由闲话引起的纠纷中，关于“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一部分，就消弭于无形，不再对陈西滢的人格造成什么伤害，反而变成了周作人是不是真的无耻的讨论了。这样周作人只有辩白之力，而无反驳之功了。
周作人可以没事，鲁迅是不会没事的。
这也是因为，陈西滢虽然与周作人起了这么大的争论，但他总觉得，周作人还是个可以相处的人，只是误信谗言才发了这么大的火。于是在《西滢致志摩》一信中，说了几句可以原谅之类的话，就轻轻地把周作人放过，而将批评的利刃向鲁迅甩了过去。开头的两段是这样的：
前面几封信里说起了周岂明先生的令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先生的名字。这里似乎不能不提一提。其实，我把他们一口气说了，真有些冤枉了我们的岂明先生。他与他的令兄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岂明先生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是捏造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我既然说了这两句话，不能不拿些证据来。可是他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说句体己话，我觉得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手边却没有。只好随便举一两个例吧。好在他的每篇文章都可以做很好的证据，要是你要看的话。
陈西滢竟敢说这样的话，怎能叫鲁迅袖手不语？
闲话事件后来的发展，几乎是鲁迅独自一人在不依不饶地抗争，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关于“剽窃”的辩驳（1）
他常常挖苦别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得刻骨镂心的痛快。可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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